夜半钟声到客船——李国涛先生印象记

1992年作者与李国涛（左）在武当山

　　夜半钟声到客船——李国涛先生印象记

　　引言

　　李国涛先生退休后，写过一篇《说老年情怀》：

　　这两年自觉老境迫人。

　　近来有朋友问我，于老年情怀有何言说，我想了半天，一下子也说不清。如果用简单的话来概括，或者有一句古诗同我的感受倒是相近。那句诗就是：“夜半钟声到客船”，出于张继的《枫桥夜泊》，名气很大。

　　我不知道用这句诗来说明我个人的感觉有什么明显的道理，至少在心情上，在情绪上，是一个很不错的概括，它澄澈、冷静而且肃穆。

　　我想到杜甫在晚年的诗里常写到舟船。当然，杜甫入川以后接触的舟船多了，是一种生活写实。但是可不可以也理解为一种心境的描摹呢？从“孤舟一系故园心”到“白首扁舟病独存”，主要在写心情。我读他的《登岳阳楼》时，还很年轻。“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那时候就使我受到震动，我是从写实的角度理解的。写这诗时杜甫56岁。他58岁去世，最后一首诗的题目是《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好像杜甫把舟船作为老年生活和生命里程的一个象征了。我的年岁慢慢大，对这种象征的体会也渐渐深。

　　人生不就是在一条长河里漂动的孤舟吗？你可以放棹，可以划桨，可以撑篙，但急流大大超过你的力量，你不知道止于何处。谁能知道？多少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是如此，小人物又当怎样？

　　所以我觉得一条船，能静静地泊到枫桥或者另一个什么桥什么渡什么岸，那很幸福。

　　多少智者哲人，“英雄所见略同”地都用一个“在路上”、“在旅途”的概念来表达对人生过程的体验。美国诗人艾伦·金斯伯格有句诗：“人生是把命运驶入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是一种漂泊、一种颠簸，一种“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一种“随波逐流看风撑船”，“行走”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于是，就产生了何时“车到码头船靠岸”，对命运归宿的猜度和迷惘，窥探和期盼。

　　大梦谁先觉

　　李国涛说：“人的年岁大了，逢年过节回首往事，往往有人生如梦大梦一场的感叹。”

　　苏轼在《后赤壁赋》里，描绘了一个仙鹤道士幻化的梦；“庄生晓梦迷蝴蝶”，庄子也写过一个“蝴蝶梦”。是梦中庄子变为蝴蝶，还是世间的庄子原本就是蝴蝶所变？是道士变作仙鹤升华而去，还是仙鹤变道士来人世点化？

　　李国涛说：“‘大梦谁先觉’是《三国演义》里刘备三顾茅庐时听诸葛亮念的诗句。说不出来怎么才算真正的‘觉’，‘觉’大约是指看透悟彻的意思。我不知道我到底算不算‘觉’，也不知道别人谁‘觉’了谁没有‘觉’。后一句是‘平生我自知’。我已经活了一个多甲子，大概是可以说真正知道自己的平生了。”

　　李国涛在《老年赋》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怀中已空。

　　你对着夕阳或深宵的残烛，仍然可看出醇酒的当年色泽，深红浅紫也罢，浓绿淡黄也好，一一清晰。甚至当年溢出而留在杯外的痕迹，也宛然。当年怎么让它流了出来？真正可惜。不过你现在已不再心疼，反正也是饮完的杯子，你不过是再欣赏一下这个杯子和它上面的残迹。这杯子透明，任你端详。这时，连夕阳的光，或那烛影，也渐渐暗淡下来。你觉得这杯子也可随时扔出手去。不过你没扔，却仍然细细地看着它，甚至闻一闻杯里的余香。

　　李国涛在《世味如茶》中，还有这样的文字：

　　鲁迅写过三首悼诗，其中有句云“世味秋荼苦”。……鲁迅那时才30岁刚过，已感到世味之苦。他不嫌世味太薄，薄还是淡，淡薄而已。世味是苦的，还嫌薄吗？

　　“世味秋荼苦”，荼苦二字来自《诗经》。《诗经·邶风》有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荠是野菜中的佳品，春初生，清香可食。荼是苦的，至秋则叶大而密，更苦。

　　……不论鲁迅嫌苦也好，不论周作人说爱其苦也好，都是由于世味是以苦为底味的。

　　李国涛在《说老年情怀》中还说了这样一句：“老人的滋味像泡过三汤的茶，还有一点色，却没有什么味。有味，也是小苦，小苦之外并无甜意，却带一点涩。”

　　李国涛先生无疑对人生持一种乐观的态度。这是一种超脱飘洒的境界。然而，我还是从李国涛的文章中，读出了“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

　　当今，与共和国同生的文人学者的晚境，大概都会有一种苦涩感。

　　当时我在写山西作家人物系列，与李锐、成一、张石山、钟道新等谈到他们的成长历程时，都会闪现李国涛的身影。作为一个有见地的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李国涛在鲁迅研究、小说文体方面都有专著；还写过不少慧眼识珠推出新人又颇有影响、独具创见的评论文章。然而，每当我夸赞李国涛旧日的文章时，他总会感叹一句：“好不到哪去，你不能离开当年的时代背景。”知人者明，自知者智。

　　把生命的华彩乐段锦秀年华，许多都耗费在写“遵命文学”、应时应景文章上，大概成为这一代文人学者永久的心病。怀一腔“千古文章未尽才”的遗憾与惆怅。

　　古砚微凹聚墨多

　　李国涛出身于徐州世家，借用鲁迅笔下人物阿Q的一句话：“我们家祖上也富！”李国涛说：“我家前两代都是读书人。那时候他们有闲钱有闲时间又有闲房间，三闲，所以也就买书，买书之外又买字画、碑帖，想当收藏家。在我印象里，好像主要财力都花在砚石上，藏砚。日本人入侵后，我家收藏损失大半。后来人事沧桑，几经变故，到解放后，几乎什么都没有了。”

　　李国涛在《破书与断砚》一文中，描写了这些“破书”的下落和砚石的命运：

　　大约在1955年前后，家里的经济极窘。我已经到外地工作多年，不大知道详情。后来听家里人讲，母亲和婶母商量，说：一堆堆的破书，放都没处放，虫蛀鼠咬，水浸霉烂，留着有什么用呢？卖了吧！确实也对，今后还有什么人去读那种倒霉透顶的线装书呢？但是你不读，别人也不读，卖给谁？决心好下，实行困难。终于也没卖出。

　　又过了一阵，徐州市某文化机构听说家里还有些古书，竟主动上门来联系。来人大略看了看，现在想来也许是热心文化事业而并不十分内行的人吧，说：买下。什么价呢？300元，统统买下。家人一听300元，大喜，遂即成交。50年代的300元，顶一个小学教师一年工资，于家庭生活补助甚大。好事好事！约定日子，开来一部卡车。破烂书装了满满一卡车。买书的人大约是看上了那套二十四史。那二十四史由大小不等的精致木匣子装起，二十四个匣子合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书架。版本不算讲究，是百衲本。我家本来也没什么元椠宋版之类。此外，还有木匣装的也是极普通的书，大部分属于摆在客厅做装饰品的，据我的记忆，有《金石萃编》和《渊函类稿》，也许还有其他的，如《李文忠公奏稿》之类 。那部装书的卡车可能不大，或者车帮很浅，书装到后来竟还剩下三五十部，约半小架。装书很累人，来装书的人便说，算了吧，剩下的不要了。

　　因此，有一年我回家，见四壁空空，只剩了半架书，家里人便告诉了我以上经过。

　　关于那些藏砚的命运，李国涛做了这样的记载：

　　70年代末或80年代初，我又一次回到老家。我的妹妹住在以前堆过旧书的旧居里。那旧居只剩一个破院，三间破屋，她当时的境况已是彻底的城市贫民。

　　我去看她。看她一贫如洗的光景，我有些心酸。闲谈一番之后，她拿出一块砚石来，说：“二哥你看看，这旧砚台你有用吗？”我看看，旧砚台上有许多泥垢，上面还有铭文，也被泥糊住看不清了。我把砚台放一边，准备带回去洗一洗再看。我问妹妹：“咱们家哪里还有砚台呢？”她笑着指指床下，说：“垫床腿的。”“垫床腿？”我大吃一惊。你好阔气呀，用这种东西垫床腿！

　　徐州市内低洼，十分潮湿。床腿桌腿，永远有半尺都是湿漉漉的。徐州居民的桌腿、床腿的下半截就常常腐朽不堪。为了延长这些木器的寿命，便在床腿、桌腿以至椅子腿、柜子腿下垫砖头、瓦片或石片。那块石砚不知在什么时候，在怎样一种情况下，担当了垫床腿的任务，它在床下经过了多少个春夏秋冬，都无从知道了。现在它又突然出现，据说是在夏天翻晒床铺，重新垫砖时偶尔发现了它。一块石砚，它如果自己有知的话，该生出几多感慨来呢？

　　看那砚质倒像是块端砚，铭文上也有“端州石室”之类的话，想来应是。至于新坑老坑、上岩下岩之类的讲究我就完全不懂了。

　　这时便从木架上取下那一方砚台，用清水洗去积尘。洗去之后，放到案头，这时我才发现那砚台是断的。砚台从中间裂一小纹，小纹极细，不仔细看不出，但确实是断了。当然还没有从上裂到下。我想，这怕不能用了。裂纹里并没有墨痕，它一直在床腿下，久已不闻墨香矣。我要一用，墨汁渗入，那裂纹一定明显起来。或者我会把裂纹弄得更宽，以至断裂。朱笥河先生作铭的砚，毁在我手里，我有点不忍。

　　砚为什么会断？床腿压的。

　　我现在再看那砚心，并没有被墨研得凹下，不像《红楼梦》里引用的诗句“古砚微凹聚墨多”，可见这砚一直没怎么使用。正因如此，我怀疑它是假古董。它难道一制成就专门垫床腿吗？不会。再看砚上擦痕条条，极明显，很深，很粗，可以想象它在床下与其他石块相磨擦相碰撞的情况，那样子可以说惨不忍睹。就算是假古董吧，也毕竟是砚，怎该如此呢？

　　中国的传统文化，素来有状物寄情、触景生情之说。当我了解了李国涛先生的经历和命运之后，能感受到在他对古籍贬值和砚石命运的平静描摹中，内心却翻腾着一代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慨叹！

　　李国涛先生前半生的职业是教师；后半生的职业是编辑。可以说，他倾其满腹笔墨毕生精力，都担当着“垫床腿”，为别人做嫁衣裳的角色。

　　是因为伯乐，

　　千里马才成其为千里马

　　今日的成一，著作等身，是新时期以来颇有影响的作家。一部泱泱80万字的《白银谷》，更成为其经典之作。

　　然而，成一的成名作（抑或处女作）《顶凌下种》，当年得以发表，却有着一段戏剧性的命运。

　　那还早在1977年，我借调在《汾水》编辑部（《山西文学》前身）看稿。我们几个小说编辑是按地区分片看稿。我分得是省外来稿。

　　有一天，李国涛把一份稿件交给我说：“你把这篇稿子看一看。”

　　我一看是省内忻州地区来稿。我不明白李国涛意图何在？

　　李国涛说：“你看过后把你的意见告诉我。”

　　这篇稿子就是成一后来获得1978年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的《顶凌下种》。成一的《顶凌下种》是自然来稿。那时候稿件分两种情况：一种为重点组稿，约请名家名篇为刊物增色；另一种是从众多自然来稿中大浪淘沙，发现好苗头，培养新作者。

　　《顶凌下种》是成一的处女作。当年，成一还在原平县委办公室工作，是一名业余作者。《顶凌下种》当然称不上是成一最好的小说，现在回过头来看，借用“顶凌”播种，来寓意反抗极“左”思潮的主题，也带着“四人帮”时期文学创作的痕迹。但在当年浩如烟海的自然来稿中，《顶凌下种》透出一股与当年的写作手法截然不同的独特风格。特别是语言，雅致、优美，富于文学化，还带点学者气。其中有些细节的安排，比如男主人公因名字相同，竟把自己的亲生父亲绑到乡里，几十年后仍深深留在印象中。成一毕竟出手不凡，显示出与众不同之处。

　　我把我的想法如实告诉了李国涛。李国涛说：“你把你的想法写个稿签吧。”这种反常，使我有些云里雾里。

　　李国涛让我看了一份原始稿签。原来成一的《顶凌下种》由忻州地区的责编报到小说组长处，意见发生了分歧。小说组长认为此稿不可用，已经批示了做退稿处理。责编不甘心，才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时任编辑部主任的李国涛。

　　李国涛对我说：“你与我的看法基本一致。我们也不能说哪个人有眼光没眼光，文学上的鉴赏，从来是见仁见智，有不同看法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多让一个同志看，多一份把握。”

　　李国涛说：你看成一给编辑部的稿子，从来都是抄写得工工整整。一般人的稿子上，写错了字或者在誊清过程要修改什么字，都是划掉后直接写上去。而成一是精心地剪一小块纸贴上，再写上修改的字。从这个小细节中，就可看出成一创作态度的认真和严谨。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作者。

　　当年，刊物每年都会组织一期小说专号，以集中发排若干重头作品，李国涛力主《顶凌下种》作为1978年小说专号的头条刊发。

　　我常常会想，虽然不能说因为有了伯乐才有千里马，但假如当年没有李国涛这一伯乐，成一的创作之路又将会是怎样？《顶凌下种》的发表和获奖，无疑对增强一个作者的创作自信，有着非同一般的作用。李国涛并没有邀功讨好地把这一细节告诉成一。我不知成一知道后，会作何感想？

　　若干年后，李国涛对我说：“实践证明我们坚持采用这篇稿件是对的。如果这样的一篇好稿在我们手里遗漏了，发到了外省去，那是我们一个做编辑的终身遗憾。

　　钟道新以其智慧写作闻名文坛。他的《股票市场的迷走神经》、《权力场》、《非常档案》等长篇小说，成为富有文学含量的畅销书；他编剧的《黑冰》，在影视界掀起一股“钟台词”风。成为影视文坛“两栖明星”。

　　钟道新曾对山西的另一个作家毛守仁说：“李国涛那双眼睛很‘毒’。”

　　钟道新与我谈起过他走上文坛的经历。他说：“我的第一篇小说《继承》，是投给《山西文学》的，燕治国看完给我写封信。他说，你的小说可以改，有闪光点……改了一次，燕治国说还得改，我都改得没兴趣了，是李国涛说，就这样可以发了。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就这样于1981年发了……1983年，我一次给他们两篇《交接》、《青山遮不住》，李国涛说都好，两篇小说一次发了。这对一个青年作者是破例的。后来我写了《风烛残年》，在宁武开会时我和李国涛讲了，他挺激动，说你写得真不错，是你的真情流露。《风烛残年》是我小说里写得最好的一篇，写我母亲的，李国涛给我写了一个特别长的编者按。”

　　由此可见，李国涛的所言所语在钟道新心目中的影响和分量。

　　李国涛向我说起过他当年处理钟道新《交接》和《青山遮不住》两篇稿件的情形。

　　李国涛说：“钟道新一次写来两篇小说，下面报上来，说选用其中一篇吧。我看过后，很明确地在稿签上批了一句：两篇都可用。后来就在同一期上发了。在这之前，只有马烽的《无准备的行动》和《有准备的发言》两篇小说是同一期发出来的。这是对新作者的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从钟道新一开始投寄来的小说，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风格独特，很有潜力的作者。编辑部发现一个新作者，是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钟道新早年的文友，也可说是钟道新在工厂时的顶头上司冀文明讲过这样一个细节：钟道新最初写的小说叫《打赤脚者》，先后寄到北京、上海等全国性的大刊物，结果都被退了回来。这对钟道新是极大的挫伤和打击。钟道新几乎准备罢笔改行。是《山西文学》重新给了他在文学道路上走下去的勇气。

　　我对钟道新说了一句：“是金子总会闪光。”钟道新马上反驳说：“你这说法不对。不是金子就闪光，它金子是一大堆沙子中淘出来的，淘尽狂沙始见金。这里边有运气。你碰的人恰好对……你打击两下，像我这种人，肯定干别的去了。属于灵活的人，不会死谋一条道，一条道走到黑。”

　　笔者在钟道新的文章中还看到这样的话：“他并不是很看重才能，人谁没有一点才能呢？就是走卒贩夫之流也有。关键是有没有舞台，英雄无用武之地，照样窝了你的经天纬地之才。所以他常说，是因为伯乐，千里马才成其为千里马。”

　　钟道新又说：“物弃物用，其实全在人的一念之间。只能说你碰的人对。你碰上了‘四人帮’，就是一冤假错案；你碰上胡耀邦，就给你平反昭雪了。韩非子讲过一个和氏璧的故事。同一块玉，怎么一会儿是一钱不值的石头，一会儿成价值连城的宝贝？那深山老林里埋藏的金子多了去。”

　　钟道新还说：“古人有诗云，‘生平不识藏人善，逢人到处说项斯’。识宝不识宝，这里面不仅是个鉴赏水平的问题，更有一层复杂的人性因素在里面。”说着钟道新含蓄地笑了。

　　钟道新的这番感叹，可说是从一个侧面说出了一个作家对李国涛的评价。

　　观千剑而后识器

　　作为文学后进或晚辈，心念李国涛提携举荐之恩，请李国涛为其新书写序作评，倒也不足为怪。然而，被誉为一代小说宗师的汪曾祺请李国涛为自己的小说集《矮纸集》作序，却是令人颇费猜度。

　　汪曾祺在《文友》杂志1994年第8期上发表一篇题为《〈职业〉自赏》的文章，其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有不少人问我：“你自己最满意的小说是哪几篇？”这倒很难回答。我只能老实说：大部分都很满意。“哪一篇最满意？”一般都以为《受戒》、《大淖记事》是我的“代表作”，似乎已有定评，但我的回答出乎一些人的意外：《职业》。

　　山西的评论家兼小说家李国涛，说我最好的小说是《职业》。

　　高山流水觅知音，汪曾祺寻找到了李国涛这一知音。

　　汪曾祺在《矮纸集》的题记中说：

　　陆放翁诗云：“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我很喜欢这两句诗，因名此集为《矮纸集》。“闲作草”、“细分茶”，是一种闲适的生活。有一位作家把我的作品归于“闲适类”，我不能辞其咎。但我并不总是很闲适，有时候甚至是愤慨的，如《天鹅之死》。

　　李国涛在为汪曾祺《矮纸集》所写的序中也有共鸣：

　　集名甚妙，反映出汪先生写作时一贯心态。不过，读到陆游诗句，我却以为还有一联似乎更能同集子的编法相应，即“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如名为《此身集》倒也不错。不过陆放翁吟此诗时的得意，汪先生也许不愿取吧。

　　这是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李国涛说：小说就是回忆。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沉积过程”的心灵酝酿。“指陈年老酒的意思”。文中，李国涛除了对汪曾祺的人生经历进行了颇多感悟外，还对汪曾祺小说文体的描述兼而论及。然而最终，由于出版方面的原因，这套《跨世纪文丛》用了谢冕的总序。汪曾祺又把李国涛的文章以“跋”的形式收于集后。伯牙摔琴谢知音。

　　汪曾祺在提到李国涛时，冠名“评论家兼小说家”。李国涛的小说，得到了小说名家的认可。

　　李国涛这样叙述自己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

　　我写作的阶段性很强。正如人们嘲笑没有恒心的笨伯，说他们像黑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永无积累。

　　1989年以后，我停止了研究和评论的写作。可是，不提起笔写点什么，心里觉得空荡荡的。写什么呢？我想到写小说。

　　平心静气一想，其实自己不是一个写小说的材料，阴差阳错，因为当了多年的编辑，接触了许多作家，看过许多原稿之后，也便附庸风雅，胡乱涂抹起了小说。打个比方说，就像一个药罐，里面煎熬过各种草药，从天冬、地黄、甘草、贝母，到人参、牛黄、犀角、灵芝，免不了沾上诸种药味。现在药罐经年不使，药味散去，又加清水煮上三过，还有什么呢？空空一个砂罐而已，用以煮粥烧肉都无不可。这才是药罐的真面目吧？

　　这倒颇有《文心雕龙》所言：“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的意味。

　　李国涛不愿借用自己原本评论家的名声，起笔名“高岸”，以自然投稿的方式，把写成的小说投向各种文学刊物。谁曾想，竟然一举中的并且百发百中。从1989年到1993年4年中，他写下长中短篇小说80多万字。这真让有些一世为文的小说家汗颜。

　　山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都发出惊呼，需要研究“李国涛现象”！

　　当我与李国涛谈起他的小说时，李国涛嘿嘿一笑：“那就是一种‘玩’的心态。一种消遣。写来试试。”

　　知交马烽

　　马烽在临终前不久，曾给诗人马作揖一信。信中有这样的字句：“……说起来，人的一生相交无数，可真正能倾心交谈的又有几人？有些话我也只有同你和李国涛说说。”由此可见，马烽是将李国涛引为知己的。

　　李国涛的评论向来知人善论，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藏锋芒。他对马烽小说的评论已经尽见文字，这里不妨说说李国涛对马烽画的评价。

　　李国涛说：“马烽是当代重要的小说家。他的小说我都读过。我研究过马烽的小说。这些年他写得少了，倒喜欢起挥毫笔墨，作起字画来了。他的字我不敢恭维，以为太拘谨，或者说是呆板，钢笔字毛笔字都如此。马烽说，他初到延安，在没开始小说创作以前，他学的是美术专业，天天在街上写标语，做宣传鼓动。我想，也许是写标语把字写成‘美术字’的样子了吧。但他的画却有点意思。我是在1997年前后才注意到这一点。马烽写小说讲究写实，画画也讲究写实，在写实中富有寓意。有一年，马烽画了一幅新画，画面是两盆大大的仙人球。仙人球上生出几株长箭，上面开着白色大花。题字最妙，写了‘刺儿头上起白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马烽，痛恨死了那种‘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造反派人物，画此画大概有所寄寓吧。马烽还画过一幅郑板桥式的《竹》，上面题字：‘节节高宁折不弯腰’。这大概不妨看成是马烽的人生座右铭。马烽家的房前有一个小院，院里种了不少豆角、黄瓜、西红柿之类，还种了丝瓜。

　　马烽似乎对丝瓜情有独钟，画过好几幅丝瓜。马烽说，丝瓜好啊，瓜嫩的时候，可以炒菜上席，等到长老了，又能给人搓背擦身。丝瓜从小到老对人都有用。马烽还在他的画上题字：‘嫩瓜能佐餐，老馕可洁身。’

　　在马烽的晚年，我常去他家看望。都住在一个院里，早晚见面，想同他闲坐闲聊，山西人叫做‘谝高兴’。那几年，马烽画了不少画，不时有新作替代旧作。马烽每有新作，我总要品头论足一番。我记得我评论马烽小说的时候，没有评他的画那么兴高采烈，原因很简单，因为我对画是外行，他作画是业余。而且是口头评论，没有文责，只有高兴。马烽谝起来兴头不比我小，他说话又幽默风趣，令对谈者笑口常开。他不是相声演员，甩出‘包袱’而自己不笑，他也同我一样哈哈大笑。他说话多了，尤其一大笑，还有点气喘。但他高兴，真是‘谝高兴’越谝越高兴。”

　　李国涛还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画里画外马烽》。这大概正是两位老人“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共鸣之处。

　　无情的文学史

　　从2005年起，我开始撰写山西作家人物系列。在与山西诸多成名作家的言谈话语中，大家总会不约而同地说，你应该写写李国涛。

　　我采访李国涛，说要写写他。李国涛一笑：“我有什么好写？！”

　　李国涛在悼念一位文友时写下：“一个人，至于在文学史上，能否被提到一句两句，三行两行，那就由不得自己，也不必去念叨。杜甫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后事，谁人料到？”

　　李国涛还写过《无情的文学史》、《名单尚可添几人》两文。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近十几年来，首先是有人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继而提出重写学术史。本来，鲁郭茅巴老曹，排定几十年，读者不易接受新的“史实”。另方面，每一位有成就的或自认为有成就的作家，也都不能不关心自己可否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个位置，是一章一节，还是三行五行，或只把名字一提。这种关心是值得尊重的。但要实现，也大非易事。这可不像开个作品讨论会再发一篇报道那么方便。游国恩编《中国文学史》提到80位左右；中国社科院编的，提到70多家；《辞海·文学分册》提到103家。大体说来，都是100人上下。所谓“清代”，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鸦片战争前一年（1839年），共195年，取整数说，就是200年。200年，100位作家，诗人词人小说家散文家都有了。争一个小位位也难呢。哪一位屁股大的一蹭，不就把你从座位上蹭下来了？文学史再无情不过，勃然大怒或赔笑脸，它都不睬。您熟悉的评论家和史家，到时候也都不再有权威为您说话。

　　但凡为人一世，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人生苦短，大概都会存有“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潜意识吧。

　　在《山西文学》1982年第二期上，李国涛写下这样的编稿手记：

　　编了徐学波的这篇《大名》，我很兴奋，止不住要写下几句。常看本刊的读者也许记得，去年11期上有一篇《勇气》，就是这位作者写的。当时，编入《新苗与园丁》栏里。现在的这篇，当然仍应算是“新苗”，但是，却是一株眼看着往上蹿的新苗。

　　我很欣赏这位作者向生活深处的努力开掘。难得他在极平凡的生活中看到不平凡的方面，在细微的小节中看到劳动者的崇高和自尊。

　　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李国涛在发现一个新作者苗子时的兴奋。李国涛不止一次地说过：“作为一个编辑，当发现一个有潜质的新作者时，往往比阿里巴巴发现了四十大盗的宝藏还要激动和兴奋。”

　　徐学波最终没有成为一个小说家。20多年后，业已弃文从商的徐学波提出要请李国涛吃“谢师饭”，说要偿还20多年来一直藏于内心深处的心愿。徐学波说：“我从李国涛先生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如何为文，更主要的是学到怎样做人。”

　　也许连李国涛自己也没想到：20多年前他评论别人小说《正名》的一篇文章，20年后空谷回音，状写自己，为李国涛在山西文坛的默默耕耘而“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