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翼城试点实行二胎 20年人口出生率零增长

　　试点“二胎化”20年人口出生率“零增长”

　　目前，山西翼城八分之一的已婚育龄妇女家庭主动放弃生育第二胎

　　■中央曾试图化解“一胎化”在农村带来的突出矛盾

　　■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时，国家人口总量相对稳定，人口学上称之为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证实，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33，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

　　2009年1月10日，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中卫乡人望村农民常茂忠手上夹着一支刚刚点燃的香烟站在自家院中，看着眼前跳跃的小孙女。

眼下，正到了常茂忠享福的时候。大女儿已经招亲，并为常茂忠生育了一个孙女；21岁的小女儿即将出嫁———养育了两个女儿的常茂忠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差不多就快功德圆满了。

　　与全国其他地方农民不同的是，常茂忠和山西翼城的其他农民生育两个孩子，都属于合法生育。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山西翼城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一直允许当地农民有条件地生育二胎，而中国大部分人同期只能生育一胎。 这个被简称为“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政策，自1985年开始在翼城试行至今，已有24年。山西翼城试点“二胎化”20年， 人口出生率接近零增长。

　　特殊国情下，翼城也曾“一胎化”

　　1979年，26岁的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中卫乡人望村农民常茂忠终于完婚，他赶上了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

　　常茂忠是穿着打补丁的裤子结婚的，他那时的贫穷和百废待兴的中国并无二致。当时人均粮食占有量仅停留在1957年的水平，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凭票供应。

　　同时，全国有2000万人需要安排就业，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央农办2009年2月2日公布的、2008年因金融危机而失去工作返乡的农民工数量。这个庞大队伍令当时的各级政府深感头痛。1978年11月全国第一次人口理论讨论会上，城镇青年的就业和待业问题、回城知青的工作和生活问题成为会议的焦点。

　　1979年1月召开的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是推动全国走向“一胎化”的一次重要会议。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自此，各级政府在计生工作中厉行“一胎化”。

　　这期间，1980年10月，常茂忠的大女儿出生，取名“常伟”，常茂忠想着，要再生一个儿子，多一个男劳动力帮忙干重活。因为穷，常茂忠夫妇借住在别人的一间半土房子里，他和妻子铆足了劲儿养家糊口并梦想着盖房子生儿子。那时，他们还无法想象，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将怎么熬过贫穷，怎么养老———儿女双全是人们普遍的生育愿望。

　　资料显示，1981～1982年全国总和生育率回升为2.63和2.86，第一、二孩出生间隔缩短为2.2年，出生率回升为20.91％。和22.61％。，其中农村总和生育率回升到2.93和3.20。

　　“一胎化”矛盾，中央曾试图化解

　　所谓总和生育率，是平均每对夫妇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生育水平高低。一般认为，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时，该国的人口总量相

　　对稳定，人口学上称之为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上述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初，在各级计生系统严密控制下，中国的人口增速依然很快。这也意味着，那时大多数的农民家庭都因为生育了二胎而受罚，没能真正尝到农村经济复苏的甜头。

　　中央也曾试图化解“一胎化”在农村带来的突出矛盾。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梁中堂介绍，由于计划生育部门和大多数省市党委、政府的反对和坚持，中央放弃了“提倡每对夫妇只生一胎，允许生两胎，杜绝三胎”的方案。1982年中央11号文件规定，“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在要求上，可适当放宽。”

　　许多地方在此后很长时期内，拒绝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农民再生育第二胎，把生育二胎的数量限制在一个很小的比例上。

　　一个特殊人物：人口学家梁中堂

　　1984年春节，还在山西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的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的生育意愿，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胡耀邦批示说：“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经过层层审批，1985年，国家计生委副主任周伯萍批准在山西试点。被选做试点的翼城县位于临汾地区东南端，是侯马到晋东南的必经之地，山地、丘陵、平川各占三分之一，农业人口占78%，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县，农民人均收入300元左右，经济中等偏上。

　　选取这样一个普通的县城，梁中堂的初衷，是要证明“晚婚晚育加间隔”是一个无需专人控制，即可以在农村普遍复制的生育政策。试点的最终目的在于，要摸索出一条“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干部好做工作”的中国式的计划生育道路来。

　　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

　　试点政策的控制重点是女性年龄。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农村男女青年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法定年龄推后3年结婚生育者，可以在妇女30岁左右时生育第二胎。具体操作上，“当时想生两胎必须晚婚” 。

　　1985年7月翼城县委常委扩大会议通过《翼城县计划生育试行规定》，强调试点政策“至2000年不变”。

　　他终于说：“生了女孩是福气”

　　常茂忠们的婚育观念在试点中也发生了改变。1988年，常茂忠的第二个女儿诞生，

　　“既然生了，我也不太在乎是男是女，女孩也能养家，女孩照样可以成才。”常茂忠承认最初有一点点失望，但是他现在很为自己养了两个女孩庆幸，“生了女孩是福气”。

　　2005年的时候，大女儿结婚，招了上门女婿：“我就要在家里照顾父母。”大女儿的孝顺让常茂忠非常欣慰，他逢人就称女婿为儿子。在翼城，像常茂忠这样招上门女婿的做法非常普遍，某些村庄甚至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家都是招亲，有些上门女婿还被选做村干部。

　　2007年，小孙女满一周岁的时候，女儿女婿就决定要领取独生子女证，常茂忠很快就认可了女儿女婿的选择。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从小孩出生到大学毕业，没有20来万元根本不行，“这家伙现在可了不得，老是嚷着要买好吃的好玩的” 。

　　邻村东浮图村的李跃虎夫妇则犹豫了好多年：“养孩子不容易，不能说初中毕业就不让读书了，你现在出去打工说是初中毕业就没人要了。”同样是靠“打工+种地”谋生的李跃虎，对于20万元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充满了忧虑。“要娃少，负担轻，可是上了年纪又没人管。越穷越要娃，负担太重。”李跃虎对于养老的担忧和恐惧最终占了上风，“我爷爷只生了妈妈一个人，爸爸是招亲过来的，现在我妈妈都70多岁了，还要管我90多岁的老爷爷。”

　　李跃虎不愿意自己年老时也像母亲和爷爷那样凄凉。2008年6月份，李跃虎的妻子在34岁高龄上又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大儿子已经12岁了。李跃虎夫妇俩现在最惆怅的是：两个儿子就是不上大学，每个人娶媳妇也要花个八九万块钱。

　　常茂忠则相对要轻松许多，他现在既不发愁自己的养老问题，也不担心女儿：“现在年轻人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存钱给自己养老，怕什么！”家里新配置的空调和电脑也时刻提醒他要紧跟时代步伐。

　　目前，翼城约有八分之一的已婚育龄妇女家庭主动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而双女绝育户达到双女户总数的80%以上。

　　2000年以来，翼城县的人口出生率连续低于10％。，接近零增长。

　　意见不一致，试点经验没能推广

　　翼城经验显然对决策层有所触动。1986年12月，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讨论了翼城试点的作用和意义。1987年9月，时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王伟考察翼城试点工作，并在该县主持召开了全国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议。梁中堂建议，在山西全省有步骤地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生育的办法，但是因为当时省委领导的看法不一致，翼城县的经验没有得到推广。

　　有专家预测，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有1／3在60岁以上，80岁以上的有上亿，不到两个劳动力就要抚养一个老人。

　　新的人口形势下，山西省人口计生委近日规定，从2009年6月1日起，符合规定生育二胎的夫妻，将不再受“女方必须满28周岁”的年龄限制。全国30个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地方省份中，也累计有10个地方取消了合法生育二胎需要等3年或等4年的时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