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城市之梦

　　农民工二代入城“三难”

　　农民工“融城”的政策破题，目前关键要解决“农民工二代”在城市遭遇的“求学难”、“就业难”、“交流难”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杨金志 叶锋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的在襁褓之中就被父母带到大城市，有的甚至就出生在父母所打工的城市，虽然他们的户籍还在遥远的某个乡村，但是他们对身边这座城市的熟悉和了解，远远超过几年也难得一回的故乡。

　　现在，这批人中，年龄大的已经到了找工作的年龄。《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户籍、福利等政策限制，正让“农民工二代”面临着“求学难”、“就业难”、“交流难”的境地，真正融入城市急需政策破题。

　　求学难：“后义务教育”怎么办？

　　根据上海市教育部门统计，上海义务教育阶段现有农民工子女学生38万余人，已经占到学生总数的30%左右。其中，在公办学校就读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0%以上，占民工子弟总数的61%。其他的农民工子弟则在城乡结合部、郊区的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在黄浦区和静安区等中心城区，已经实现农民工子女100%进入公办学校，没有“农民工子弟学校”。

　　在全国其他农民工流入地，农民工子弟也大多能够进入当地的公办学校读书，或者取消了借读费等额外费用。例如，辽宁省规定，凡接收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入学的学校和单位，一律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入学赞助费等不合理费用；浙江省在2004年规定，把流动人口子女纳入当地招生计划，并将农民工子弟学校纳入本地教育事业规划。

　　教育公平的大门已经打开，但是后面仍然道路漫漫。在上海，进入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有几种编班模式，但是都各有利弊。“混合编班制”让农民工子女和上海户籍学生一起就读，用的是上海版教材。这种做法的优点是农民工子女普遍产生光荣感和认同感，学习动力强，但是教材跟全国版不统一，农民工子女与上海学生在家庭背景、经济状况、生活习惯等方面也容易产生隔阂。“独立编班制”能够为学生顺利回原籍参加中考提供便利，但是学生容易被边缘化，形成封闭的小群体。

　　最大的门槛在于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高中。根据统计，71.4%的农民工子女表示“非常喜欢”在上海读书，75.9%的人表示“不愿意”回老家读书。但是，由于高中不属于义务教育，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不得不返回原籍参加中考，在陌生的环境中重新开始学业。

　　目前，能在上海参加中考的非户籍初中毕业生，仅限于持有效期一年以上《上海市居住证》的国内外“引进人才”子女等群体。这部分人数量很少，大多数家庭状况优越，是一个跟农民工绝缘的群体。

　　我国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决定了农民工流入地现阶段不可能彻底打开高中升学的口子，否则地方财政不堪重负。不过，解决之道还是可以找到。在上海，引导农民工子弟进入职业教育是一个有益的探索。2008年，上海32所全日制普通中等职业学校试行自主招收在沪农民工同住子女，计划招收2360名学生。

　　上海市人大代表、农民工张雄伟对这种做法深表赞同。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上海的中、高级职业技术院校专业门类齐全，学校规模大，毕业生就业率很高，但上海近年来初中毕业生的数量由于出生率下降而逐年下降，已经建成的职业技术院校的规模和优势不能得到很好发挥，而企业需要的大量技术工人也将后继乏人。

　　“采取适当的政策，让农民工子女通过考试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并且入学条件如收费等应与上海户籍青年等同，接受职业教育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劳动就业者，这样既解决了大部分孩子的就业，又为上海对新生劳动力的需求作必要补充。”张雄伟说。

　　就业难：不容忽视的就业弱势群体

　　根据共青团上海市委的一项调查报告，在16至35岁的来沪青年农民工中，随父母或亲友、老乡介绍来上海的占63.1%，有家庭成员在上海的占58.5%。“可以看出，第一代来沪打工者已经站稳脚跟，来沪投亲靠友的青少年非常多，其中不少就是‘农民工二代’，”上海市政协委员、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总干事刘庆元向本刊记者介绍说。

　　教育与就业是互相影响的双翼。在这些青年农民工或“农民工二代”中，初中学历的占42.4%，高中或中专的占31.2%。他们就业的特点是：第一，多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务工，且从业层次较低。在上海浦东新区，青年农民工在非公企业工作的占86%，且主要集中在生产运输业和商业服务业。第二，收入水平较低，平均月收入集中在900到1200元之间，73.5%的人家庭月收入在2500元以下。第三，青年农民工的失业率也高于当地平均水平。在浦东新区，来沪青少年的失业人口比例为9.8%。第四，在择业途径方面，正规市场就业渠道并不很畅通，45.6%的人是靠亲友介绍，劳务市场应聘和广告应聘则分别为20.3%和11.0%。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青年农民工的培训愿望强烈，需求很多样，但是对培训费用的承受能力较低。调查显示，81.9%的青年农民工愿意参加培训，但是只有49.6%的人可以承受每年200元的培训费用。“学历和培训状况直接决定了他们在城市找工作的难易程度和工资收入，而经济贫困又增加了他们继续学习的难度。这个恶性循环已经存在，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更显突出，”刘庆元说。

　　上海市政协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受财力、人力等资源限制，非上海户籍青年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等需求最迫切的公共服务，难以满足要求。虽然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团市委等在银行的资助下开展了“共享阳光“职业技能培训工程，但是尚不能满足大部分青年农民工的需求。

　　刘庆元指出，农民工流入地必须加大对青年农民工的后续教育投入，加强对适龄就业人群的就业服务。例如，各级就业指导中心要向非本地户籍青年开放服务，加大对他们的职业培训、推荐就业力度，鼓励企业和社会建立专项慈善基金，设立劳动权益维护热线，对非法用工、拖欠薪酬、非法中介等违法行为加大查处力度。

　　交流难：如何打破“看不见的墙”

　　虽然在一座城市生活，但是“农民工二代”与所在城市之间还有一堵“看不见的墙”。根据上海市共青团的一项调查，19.8%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反映自己“经常感到孤独”。在被问及“哪些原因致使你没有上海籍的小伙伴”时，32.3%的人认为“没有接触机会”，42.2%的人认为“由于自己内向不善于与他们交往”，15.5%的人认为“有些看不起我们”，有27.6%的人说“从未去过上海小朋友的家”。

　　针对青年农民工的调查结果也差不多。五成以上的青年农民工感到与上海同龄人在生活水平上存在差距，感到差距非常大的占13.1%。对于这种差距，47.6%的人认为是不合理的。对于“是否感到上海人看不起自己”的调查，回答经常感到的占12.6%，偶尔感到的占54.4%。

　　受访的专家认为，解决非上海户籍青少年融入城市的关键，还是要在政策上下功夫。对于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世界上不少国家已经探索出比较成熟的经验。例如，流动人口登记制度，在日本，凡是跨越市区町村界限的人口，应该在迁动14天之内向迁入地政府有关部门登记。完善的登记制度有利于政府把握人口流动现状和趋势，制定合理的人口流动管理和服务计划。

　　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基本公共服务是向所有现住居民提供的，流动人口能够享受与常住人口相同的基本待遇，例如儿童的义务教育、对贫困家庭的食物补贴、国家提供的医疗服务等。但是在某些方面，短期性福利和长期性福利有所区别。例如，美国各州的公立大学对在本州居住两周年以上的学生减收学费，而刚从外州迁入的学生则无法享受这种待遇。

　　上海法学会副秘书长汤啸天说，结合国际社会的经验和我国的国情，我们对流动人口融入当地，特别是青少年融入当地，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着手：第一，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开展实质性的协同管理，在市场需求、就业状况、人口流动趋势、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交流，引导农民工有序流动。第二，保证非本地户籍人口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各地区可以根据本地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流动人口情况，规定连续居住一段时期的流入人口可以享受与当地居民相同的待遇。第三，发挥社区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重视移民与迁入地的文化、社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