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城市之梦

　　让农民工共享城市文明

　　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成为城市的建设者的同时，也应当成为共享者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

　　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百万民工下珠江，到现在农民工流动以亿量来计，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是，农民工依旧还是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

　　“作为10年甚至20年的城市发展的建设者和城市财富创造者，目前大部分农民工仍然无法融入城市。”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律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以自己的父亲为例介绍说，“父亲到城市务工已经几十年，但现在已年逾六十的他仍旧没有改变自己农民工的身份。”

　　20多年来，大量青壮年农民纷纷离开家乡，涌入城市务工，形成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现象。这支“劳动大军”在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如果农民工把自己的青春与汗水献给了城市发展后，年迈时仍然只能哪里来、回到哪里去，无疑与“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的新发展观相左。时福茂说，“30年前，我们不具备城市发展让农民工共享的条件，20年前甚至于10年前也许我们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那么30年后的今天，这样的局面没有理由继续下去。”

　　边缘群体“代际化”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开发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变迁，目前已经有一亿多农业人口在城市就业与生活。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村人进城后，主要流动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成为了“漂着的”、“流动的”社会群体。李开发指出，“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户口进不了城，保险上不了，住房靠租用，子女上学也解决不了。”

　　而且，多年来迟迟难以被城市社会认同，“漂浮”的农民工大军还繁衍出了第二代农民工，其特点是没有在农村生活的经验和基础，只熟悉城市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把这个群体称为“新生一代的流动人口”。

　　王春光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些人没有务农经验，对农业没有感情，而且其进入城市的动机与第一代就大为不同。其并不仅仅是为了挣钱，还带有改变身份和地位的强烈愿望。”

　　时福茂介绍说，在北京，农民工子女有近20万不被认可为北京的小学生，所以在办理公交卡时还不能享受学生的优惠。甚至还有“同命不同价”的“潜规则”。他举例说，如果在同一辆车上发生了车祸，遇难者拥有本地户口和外地户口享受的赔偿标准也不一样。

　　二元户籍如何破难

　　1月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规定，对企业招用非本地户籍普通高校专科以上毕业生，直辖市以外的各地城市要取消落户限制。但是，这样的措施因客观条件制约还远未能惠及农民工群体。

　　近年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诸多针对农民工的保护与服务政策。但是农民工融入城市还面临着各种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一些旧的体制需要改革，而一些新的体制尚需建立并完善。首要的制度障碍便是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户籍管理制度。在二元户籍制度下，进城农民工难以获得与城镇市民平等的就业、居住权利，分享教育、医疗、社保、公共服务或福利的权利，以及参与社会管理的权利。

　　李开发表示，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分割必然要被打破，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制定相关政策，让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实现农村与城市户口的对接。让农民工享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对此，王春光表示赞同，“我国已经发展到了工业化的后期，但我国的城市化率却比较低。他认为在农民工融入城市上应该放开。”

　　但是，对于城市现在是否应该完全放开接纳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范朝礼告诉《瞭望》新闻周刊，“目前，没有任何一级城市敢完全放开说让在城市的所有人都享受市民待遇，哪一个城市都做不到。”

　　范朝礼认为，目前农民工融入城市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农民工自身素质的限制，一是地方财力的限制。他指出，在江苏的一些城市，流动人口甚至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如果在公共政策上完全享受平等待遇，“这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支出”。

　　从公民基本权益开始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要让农民工享受城市公共政策已经不是财政的问题。”对此，王春光表示了不同意见，“农民工创造了财富，创造了财政收入，政府要财政收入的时候就吸纳他，没有就业岗位了就让他回去，当你应履行政府职责的时候就推脱了，这怎么也说不过去。”

　　要解决类似的问题，王春光认为，这需要城市在规划时就考虑把流动人员纳入规划的范围，这涉及财政体制的问题。他以义务教育为例说，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就应该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可以考虑对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发放教育券，地方政府可以凭借这个向中央申请财政，这样就解决了流动性的问题。

　　在考虑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政策时，王春光指出，首先应该明确每个公民享受的基本权益是一样的。应该区分哪些是每个人必须有的，哪些是地方在一定时期可以区别对待的。“作为中国公民，在哪里其基本权益都应同等享受。”

　　“社会体制管理应该更开放，而公共政策也应该具有开放性。”王春光认为目前城市所使用的暂住证就值得商榷，“身份证是公民身份的标志，但是只有办理暂住证才能在城市居住，这样就使得市民权大于公民权。”

　　除此之外，王春光认为，目前的制度缺少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激励机制。社会应该有一个融入机制，需要对农民工分步骤、分阶段地进行指引，给农民工尤其是“80后”的农民工一个奋斗的目标和希望，一条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自身现状的途径。

　　广东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魏建飞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就提到了广东率先施行的“积分制”。通过设定一定的标准，农民工在达到要求后就可获得一定的积分，当积分达到规定的数量后就可以在工作所在城市落户。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方向新认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涉及到城市与农村两个系统，涉及到农民工、市民和城市政府三个主体，它的推进是持续不断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制度创新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

　　他同时强调，制度创新是一个有机整体，它应以农民工享受国民待遇为原则，并对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等一系列具体制度作出整体性安排。与此相适应，应以城乡一体发展为导向构筑基本政策框架，改造现行城市社会政策体系。

　　加强心理认同

　　对于农民工融入城市，多位研究人士皆表达一个同样的观点，淡化乃至消除户籍差别，只是在制度设计层面和社会管理方式上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创造了条件，体现公民的平等。但在更深层次的观念、文化的认同上，做得还远远不够。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排斥乡下人的陈腐观念，也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堵无形的“墙”。也就是说，加强农民工的文化认同，提升农民工的政治参与，这成为农民工更深层次融入城市的必然要求。

　　受访专家指出，在文化认同上，需要宣传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树立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的正面形象。重庆市于2007年9月27日设立“农民工日”，目的是通过设立这个节日，唤起社会对农民工的重视，给他们尊重，给他们平等。通过设立“农民工日”关怀农民工，帮助农民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城市的温暖。

　　专家建议道，除了户籍管理之外，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居住、社保问题，都应该与市民一视同仁，城市管理者、用工单位乃至每一位市民，都应该从观念上转变对农民工的认识，从感情上包容、接纳农民工的融入。

　　“农业人口与城市户口人群是平等的一员。近百年中，在政治、科技及实业界的各行各行人才，很多都来自农村。给他们一个杠杆，他们也能撬动地球。国家要公平对待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给予同等的机会，实现共同发展与和谐发展。”李开发最后对本刊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