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城市之梦

　　进城农民“心病”知多少

　　政府和社会应高度关注进城农民的心理健康，助其完成对城市生活的社会心理适应过程，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变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亚彪 郑黎

　　越来越多的被征地农村人口以及外来农民工在进入城市，成为“新城里人”。

　　尤其是这些失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身处城市生活的心态变化，比如他们从心理上能否接受新的城市生活？“身入”城市的农民是否做到了“心入”？就此，《瞭望》新闻周刊前不久深入浙江省宁波市，就如何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次矛盾，探寻新老市民和谐相处深度融合进行了调查。

　　“新城里人”的心理不适

　　在宁波江北区失地农民安置小区姚江社区，过去习惯了务农的王先生向本刊记者回忆说，当初刚刚搬进楼房后，很难适应城市生活，再就业成了一大愁事，“进学校学技术觉得自己年龄太大，同周围人打交道也顾虑重重。”同样，在这里居住的蔡阿姨今年50多岁，刚搬进楼房不习惯，抱怨到朋友家还要爬楼梯。

　　针对这些并非个别的案例，专家认为，“被征地农民适应城市生活需要一个心理适应过程，整个社会应该高度重视这个看似虚无缥缈的话题。”

　　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关于《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与行为策略研究》的课题研究中，研究人员曾以被征地农民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在东部浙江省的宁波、温州等地以及西部陕西省汉中和青海省西宁等地，分别抽样调查800余名被征地农民。

　　调查结果令人吃惊，被征地农民虽然变成生活在城市社区的“城里人”，可一些人由于自身无地或自己是外来务工者，而产生了失意、不满、不知所措、恐慌心理，一些“光着身子进城”农民的心理或行为问题大量出现，主要表现为疏远、道德败坏、无助、敌意、不信任、孤独、冷漠、极端化、无能感。

　　课题组还结合访问调查结果，发现造成这些农民聚群行为的心理原因很复杂，有的是对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感到不满，有的是对基层有关部门信任度下降感到悲观无助，有的农民工是受他人影响、对共同利益关注高。一旦心理上出现情绪失控，极易发生越轨行为或违法犯罪。

　　造成这些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困难的原因很多。有的人进入城市社区后对角色转换产生心理抵触情绪，有的人乡土观念强，怀旧心理严重。在生活方式上，过去农村的社会交往方式是基于血缘与地缘为主、业缘为辅，而城市社区的交往方式更多是以业缘为主。

　　采访中，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闻小松告诉本刊记者，他们进城后还保留着农村的家庭生活方式，比如养殖畜禽、堆放垃圾废品、洗衣随便晾晒等，这些与城市生活方式不相符的做法也是农民融入城市过程中在生活方式转换上的困难。

　　有关专家指出，如果被征地农民在心理上无法适应城市生活，他们的进城行为只是形式上而已。

　　心理融合要跨三道坎

　　宁波大学心理学研究中心教授陈传锋认为，农民融入城市，心理上需要完成三个转型：

　　一是角色和自我意识的转变过程。要让农民在内心认同自己已经是市民，城市社会必须首先改变对他们的态度，尤其要革除歧视性态度，以市民角色期待和要求他们；同时这些农民也要自身努力，提升知识层次与就业技能，争取城市社会的尊重。

　　二是就业心理的调整过程。由于被征地农民对城市工作的陌生，他们需要的帮助比下岗工人更多。在就业竞争能力上，如果没有特殊的培训和帮助，相当数量的人将成为城市中的长期失业者。

　　三是对城市生活及文化的适应过程。这是实现从农民向市民转变的最本质特征，这一适应过程是多方面的，包括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休闲方式、交往方式、思想观念以及组织方式适应等。

　　陈传锋曾是上述《城市化进程中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心理问题与行为策略研究》主要成员。他介绍说，据课题组调查，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土地被征用，被征地农民大量增加。以浙江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至2003年，被征地农民近200万人。

　　有关部门的调查也透露，中国被征地农民有数千万，其中不少人进城以务工为生。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村转居社区及其居民还将持续增加。在宁波市新老城区交界的江东区，近年来城市化步伐加快。现已全面完成村改居，有3.6万农业人口转为城市居民，其中适龄劳动力2.3万人，占全区就业人口的35%。前些年，部分进城农民由于对新的环境比较陌生，缺乏城市就业谋生的技艺，就靠出租房屋和集体经济分红过日子，平时打牌消磨时光，被称为“租农”、“牌农”。

　　“推进城乡一体，加快城市化进程，并不是简单地将乡村挂上街道社区的牌子，农民换个城市户口的本子”。江东区委书记暨军民认为，农村城市化是一场深层次的“人的革命”，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要让传统的农村劳动力，成为城市合格的新建设者。

　　江东区从农村劳力的资源整合利用、就业创业岗位设计、渠道疏通、职业技术培训、用工合同规范及户籍社保衔接等，逐步探索出一整套较完整有效的“流水线”作业体系，构建起一个有利于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和充分就业的动作平台。

　　采访中，《瞭望》新闻周刊了解到傅女士姐妹俩都是征地进城的“新市民”，以前无所事事加入了“牌农”队伍。参加区里组织的再就业剪裁培训后，姐妹俩合伙办了一个小型针织厂，一年收入十几万。傅女士表示，现在虽然经常加班加点忙得团团转，但感到生活很充实很快乐。她以前的一些牌友也成了业务新伙伴。

　　不可或缺的人文关怀

　　陈传锋等人调查认为，当前构建针对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进城后的心理干预、心理调适机制正成为当务之急。

　　姚江社区就是宁波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产物，作为一个农民安置小区，它由14个行政村组成，共有74幢住宅。小区内，幼儿园、农贸市场、地下停车库等配套设施齐全。“不少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尽管成为社区居民，可社会角色与生活理念仍未转变。”社区负责人说。

　　一年前，宁波江北区与宁波大学联合开展农民市民化课题研究合作项目，并在姚江社区成立了农村社区心理咨询与教育服务中心。“这是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这说明，失地农民和农民工心理调适已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陈传锋说。

　　姚江社区主任徐权中说，通过“心理调适”，不少人的心理素质和心理调节能力明显增强，心情郁闷、脾气粗暴的居民少了，吵架、赌博现象少了。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重视心理健康，主动购买心理学书籍。

　　江东区也十分重视“新城市人”的心理调适工作。不少农民进城后，对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有一个适应过程，出现了心理障碍、忧郁症等所谓的现代病，曙光社区与白鹤社区开辟了聊天室，请来社会工作者、心理医生等专业人士，帮助辖区居民做沟通疏导工作。

　　江东区街道干部认为，农民搬入现代化都市新居，告别了祖祖辈辈的农村生活方式，但中华民族邻里互助、亲情守望的优秀传统不能丢掉。为此，不少街道推出人文社区，让这些农民在新的家园仍然能够感受到和谐的氛围、浓浓的亲情与友爱，在市场经济城市化大潮中，依旧拥有一片心灵的净土。

　　“城乡深度融合，不仅在于同步富裕的物质生活，同待遇的社会保障。这些东西是外在的，工作真正的着力点要放在对进城农民现代文明意识的培养和精神境界追求上，努力做一名高素质的新市民。”江东区委书记暨军民说。

　　宁波市副市长陈炳水等人说，撤村建居后，应该加强社区心理服务和教育培训，维护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引导这些农民的再社会化，使他们提高自我心理调节能力和自身素质。必须在“城中村”或撤村建居的社区中大力开展社区心理服务，加强社区干部的心理服务培训、举办心理服务专题讲座、设计心理服务宣传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