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最老代课教师从教50年 两度被赶下讲堂(图)

20岁的廖国良英气逼人。

廖国良70寿辰留影。

　　廖国良：广东最老的代课教师

　　——中国代课教师制度的一个人物标本

　　南方农村报记者付伟 南方日报记者胡念飞

　　南方农村报2月10日报道：从严格意义上说，代课教师诞生于现代教育制度在中国植根之后，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官方试图在短时期内大范围提升数亿农民文化素质的背景之下。虽然史家已经无从考究，中国抑或是广东的第一位代课教师究竟出现于何时何地。

　　当教育成为一种国家的垄断资源时，生存于公办学校中，作为师资资源一部分的代课教师是唯一的“私产”，却承担着与公办教师完全相同甚至更重的教学任务。数十度春秋更替，这个队伍中的许多“老代课”已经雪染双鬓，常年教学经历使其完全同化于学校。这些已经被斩断了其他谋生手段，而只会教书的人们，却不得不面临尴尬身份衍生出的两种威胁：一是随时随地可能被扫地出门，二是公共财政体系对代课教师的相对供给在被不断挤压。于是2008年的富省广东，代课教师也会“突然”成为一个话题。

　　以下几千字的文本，为您勾勒的，是中国代课教师制度的一个标本式人物——紫金县中坝镇富坑小学旧塘教学点(简称“旧塘小学”)代课教师廖国良的生命轨迹。本文无意为这个古稀老人博取社会公众的同情眼泪，而是在代课制度进入博物馆前，希望读者能循着这位广东最老代课教师的人生足迹，对这一制度本身进行一番反思。那些曾经走过的弯路，在目前仍在进行的问题解决中，是否依旧被可怕地延续着？

　　文化人廖国良

　　“宁愿去外面乞讨，也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种田”——他固执地认为。

　　套上棕色夹克，穿上蓝裤子，蹬上灰尘满布的一双皮鞋；头上已经日渐稀疏的头发，在梳子的引领中，听话地成绺排列；枯槁的右手蘸着些许的凉水，从前额顺着头顶一抹到后脑。

　　一连串熟练的动作完成之后，一个穿着利落、梳着背头的老人，就站在了面前。

　　置身于做了一辈子地道农民的老兄老弟中间，廖国良老师的造型显得有些突兀。不过，旧塘村的乡邻们并不以为怪，“廖老师怎么说也是个文化人”。

　　廖国良特别看重自己的“文化人”身份，“宁愿去外面乞讨，也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种田”——他固执地认为。

　　在乡村社会的交往圈中，一个老人的话语权势的获得，很大程度上靠的是子女的财富和地位。而在旧塘，廖国良是个例外。当曾经的学生们伴随着春运大潮，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回到这个小山村时，省亲之余前来拜望廖国良老师，仍是许多人的必修功课。

　　“我教了旧塘三代人，现在一些做公公(爷爷)的都教过。”旧塘小学走出的20多个大学生里，廖国良是其中绝大多数人的启蒙老师。其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当属目前在省财政厅工作的一位学生。

　　廖国良非常看重这种荣耀。除此之外，廖国良再无其他“宝贵的财产”。背顶着代课教师的身份，廖国良早已成为村里最穷的人。

　　按照镇里的规定，作为代课教师，每教一个学生，每学期可拿1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在学生人数最少的2003年下学期，4个学生只为廖国良带来了约600元收入，平均每月只有100元。到2008年，学生人数的的增加虽然让廖国良的薪水翻了几番，但平均每月算下来也不过550元。

　　苦命人廖国良

　　40年前，妻子出走；10年前，父亲亡故；8年前，老母归天；2年前，儿子疯癫……

　　在不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廖国良是一个孤独的老头。

　　老人算得上是“生于忧患”。1939年，在抗日烽火中，他出生在一个还算殷实的农民家庭。1949年，随着新生政权的建立，富农出身的廖国良，在成分划分和一次次政治运动之后，家道中落。

　　一落千丈后的贫寒生活，让廖国良的学生生涯只维持到了1958年。这一年，刚刚成为高中一年级新生的廖国良，被迫辍学。

　　不过同年，他却意外重新走进另一个校园，19岁的他成了旧塘小学的一名民办教师。在当时，民办教师是人人眼中的“香饽饽”——既不用下地劳动，又可以拿到公分，还有每月6块钱的工资。

　　青春岁月中的单调和痛苦，总是能够被飞扬的激情所稀释。1959年，一个漂亮的姑娘，成了廖国良的新娘。其后几年，廖国良膝下又多了一双儿女。

　　1966年，“文革”开始。廖国良的富农出身，让他深陷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1969年，就在阶级斗争的口号响彻云霄之际，妻子因不堪忍受贫困生活和舆论压力，悄悄离开了这个家庭。一个好端端的4口之家，从此不再圆满。

　　妻子离开后，廖国良无意也无力续弦。他的祈愿只有一个，就是想办法将尚在年幼的儿女养大成人，但现实的打击却让他未能尽到亲自抚养的责任。

　　1973年，廖国良被勒令退出学校，另一位民办女教师站上了旧塘小学的讲台。“富农分子，怎么能够去教贫下中农的孩子读书？”——这就是廖国良第一次被清退的理由。

　　断绝了生活来源的廖国良，将两个孩子托付给家中亲友，自己只身北上，开始了长达18年的漂泊与奋斗。

　　在江西，他挥臂砍伐井冈翠竹；在浙江，他铲土建造公路桥梁。

　　在经历苦行僧般的辛酸生活后，他开始收获了作为一个父亲的成就。在他的操办下，两个儿女都在距离紫金不远的惠东县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儿子做的是上门女婿，嫁入农家的女儿过的也只是“面朝土地背朝天”的艰辛生活。因此，早已迈入老年的廖国良，从来不曾奢求儿女的接济。

　　40年前，妻子出走；10年前，廖国良的父亲去世；8年前，与自己相依为命的老母也撒手人寰。廖国良的世界越来越清静。

　　2年前，儿子疯癫，他的世界又嘈杂起来。2007年的下半年，一个赤身裸体的男子，突然出现在在旧塘村里横冲直撞、大喊大叫，这就是廖国良的儿子。由于从小缺乏母爱，老人的儿子脾气暴躁，酗酒成性。2007年，离婚的打击，让他的神经完全崩溃。

　　“现在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一叠皱皱巴巴的纸张中，廖国良不断呼吁有关部门关注自己的生存状态。“为了我人生的最后一程，念我勤勤恳恳从事教育工作，请求上级根据我的实际情况，给予生活上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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