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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市持续低迷，着急的不仅仅是财政主要靠土地出让金支撑的地方政府，还有部分专家。日前，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杨开忠教授向媒体表示，在成都、武汉、重庆等诸多大城市相继推出“购房落户”政策之后，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也应该出台相关政策，以“刺激房地产市场需求，有效拉动住房市场消费。
”（《中国经济周刊》2月9日）
鉴于此前单纯“救市论”往往遭到讥评的教训，这一次，杨教授格外强调此番“购房落户”政策的协调性和配套性。他认为，“购房落户”并不是“孤立”的房地产政策，应与人口、社会管理政策相协调、配套。如此，则可以“加快户籍体制改革，使户籍管理更公开、透明和公平，也使人们对生活更有奔头。”既能释放商品房存量，为政府和地产商减压；又能推动户籍改革，为平头百姓造福，这样的新“购房落户论”确乎臻于至善至美。可惜，这样的图景不过是专家自己的“愿景”而已，换了马甲依然是一种政府托市论，并不新鲜。
从“购房落户”的政策行为，到“户籍改革”的结果之间，尚有千山万水的距离，并非简单的扯在一起就能完成。“购房落户”的背景，就北京当下情势看，主要是政府为解决城市商品房积压严重而不得不打开的一线城门。这一线城门能够开阖多大、敞开多长时间，最终还是取决于城市人口、环境以及资源的承受容量。一直以来，北京就苦于人口总规模的快速膨胀，其本身固有的经济社会问题已经足够繁难，又有多大余地纳新？
退一步说，即便这一条政策建议为政府采纳，也很可能再度形成政府不断在开启城门的同时，亦不断调高进城门槛的局面。就像大连当年的“购房落户”那样，购房门槛从2003年的35万元一跃至2006年的80万元。那必将造成权力与资本合谋分利，从而加剧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的又一轮资源掠夺。同时，也将使得初见端倪的房价回归半途而废。
而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将很难看到杨教授所指出的“使户籍管理更公开、透明和公平”的政策效果。因为考量通过“购房落户”渠道进京者的标准，只有“金钱的数量”这一个，“金”多则翩翩进京，“金”少则无限期候着飘着，这种唯财富论的门槛设置，如何能够体现公开、公平？大城市对新进市民的需求是多样的，仅以购房金额论定的人口输入，不能满足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自身发展的理性。我们很多城市的户籍问题已经受到了权力的影响，或者说主导，如果再取决于金钱导向的“购房落户”，户籍改革那才是真正的遥遥无期呢！
在杨教授针对北京设计的“准入条件”中，居然还有“购房落户”获得的居民户口与一般居民户口实行区别管理的条文，这样基于减少原住民反感的差等设置，能够谈得上透明和公平吗？更何况，一旦开禁，市场本身固有的惯性，可能很快会冲垮或者扭曲所谓的门槛设计。这样的事情在此前的大连、武汉等大城市已经发生过了，北京有什么办法能够例外？
可见，新“购房落户”论不过是专家急吼吼为城市地产商减套而仓促祭出的一个法子而已，不仅很难从根本上破解当下的房地产困局，也无力推动中国的二元式户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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