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林夕：悲伤的歌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

　　专访香港著名词作者林夕--悲伤的歌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

　　写歌词的林夕出书了。他的随笔集《原来你非不快乐》去年底由上海贝贝特出版，这是林夕在内地出的第一本书。该书收集了林夕近两年写的文章，内容涉及工作、时事、社会民生、生命等。

　　文/ 刘莉芳 整理/ 张思（实习） 图/ 任玉明

　　“我是谁啊，我算什么呀，凭什么让那么多人排队等着听我讲座？”去年12月21日，林夕在人大开讲座，因为观众爆满，场地必须临时调换，演讲因此推迟了一个多小时，现场一片混乱。林夕主动去安抚观众，跟观众签名合影，赔不是。

　　这次活动的内地方工作人员透露说，在巡讲之前，林夕病得说不出话来，主办方已做了取消活动的准备。林夕说，没关系，听说打一针类固醇可以缓解病情，我试试。林夕此行安排了5 场讲座，以及17 家媒体总计22 小时的专访。主办方本来预备让林夕自己砍掉一些行程，但林夕照单全收。一周两座城市，每天忙到凌晨3 点睡觉，早上9 点起床。乔娟说，林夕是那种对自己的体力没有底线的人。只要是他答应的，一定办到。

　　有观众问林夕，经济危机了，你出书是不是在另辟财源？林夕不介意地笑起来，赞这是好问题。有人以为林夕此次内地之行发财了，但实际上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本书的“快乐哲学”，林夕甚至愿意自己掏机票钱来做宣传。爱喝可乐的林夕知道出版社经费紧张后，喝完酒店房间提供的三瓶可乐，让助手去外面的超市买。

　　一边是可乐，一边是枇杷膏。林夕蜷在椅子里。这是早上9 点半。屋内窗帘拉着，一股熬夜的味道。林夕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回答那些可能已经被问过无数遍的问题，他笑着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没关系，我可以讲得生动点。

　　很多人以为林夕只是一个歌词大王，写情歌一流，但梁文道说，林夕是一个“愤青”，“他每天看七八份报纸，看到生气处，拿着报纸在那儿骂，‘他妈的，太混蛋了’。”那时，林夕是商业电台的创意总监，梁文道是电台一台的台长。两人经常聊天，从节目制作聊到经济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全球一体化对香港的影响等等。

　　林夕在《苹果日报》上开了“常言道”专栏，逢周五至周日，500 字短文，点评时政。他连着三天骂余秋雨，分析台湾政局，大骂陈水扁。林夕的时政文章和歌词不同，没了优雅含蓄，拉开架势就骂，“骂风”犀利好玩。

　　林夕还在《明报周刊》这份开香港娱乐八卦先河的报纸B 叠上开设新诗专栏，一周一篇。在一份不搭界的媒体上，林夕把新诗写得很小心，很浅显。他知道，保留说话的途径和权利是要紧的。

　　他曾经把新诗《人造卫星》收入陈奕迅的专辑《Special Thanks To》。可惜，这是后者最不卖钱的一张专辑。林夕很无奈，感叹新诗和商业格格不入，把这首歌词收入了《原来你非不快乐》。

　　林夕还写鬼故事。1992年出版的《 似是故人来》，书名貌似是和明星交往的幕后故事，其实是20 个鬼故事的集合。林夕在序言里这样保证：“如果读者看完鬼故事以后不难过也不惊慌，作者一定加倍难过与惊慌。如果读者没有魂飞魄散，作者肯定永不超生。”

　　林夕还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爱好。在过去的20 多年里，他一直很喜欢跟着房产经纪四处去看房，最爱看二手房。他从1988 年起开始炒楼，能把上海楼盘分析得头头是道。他被称为“地产小王子”，赚了几千万元港币。更出奇的是，在经济危机来临前，他如有神助地收手，几乎没受影响。

　　诗人、作家、投资人，林夕的身份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那个为王菲、陈奕迅、张国荣、黄耀明、罗大佑等人写歌词的林夕。那些著名的歌，比如《红豆》、《十年》、《皇后大道东》、《红》等，和更多的你可能不知道词作者的好歌，让他拿遍了港台的歌词奖项。今年1月，由香港电台主办的“十大中文金曲”将本年度的“金针奖”（终身成就奖）授予林夕。

　　B=《外滩画报》L = 林夕

　　想不到好的歌名，就去洗澡

　　B：你从中学开始填词，具体是怎么走上填词这条路的？

　　L：初中二年级时，我对英文的兴趣比中文浓，喜欢叶芝和埃兹拉?庞德的诗。到了三年级，我看了一本杂志，香港一个基督教团体办的《突破》。某一期《突破》介绍了台湾诗人周梦蝶。周梦蝶是在民国后期去台湾的，他的诗很难找。《突破》介绍了他的诗，我很喜欢，开始觉得中文有趣。于是找很多新诗来看，开始看古典文学，还找些歌谱来填，比如“生查子”、“水调歌头”，找它们的白相词谱来试着填。

　　上世纪70 年代中期，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电视剧开始流行。《上海滩》、《家变》、《狂人》，几十、上百集的电视剧每天陪我们吃饭。每天听片头曲和片尾曲，耳濡目染。一首主题曲能表达出上百集复杂的剧情，好厉害。我在洗澡的时候，自己试着填《陆小凤》的片尾曲《鲜花满月楼》，但是水平差得很远。《倚天屠龙记》是黄霑填的。我很佩服黄霑，这首词填得既浅白又斯文。这两首歌引发了我写歌词的兴趣。

　　所以，我为什么走上填词这条路？是被香港的电视剧、娱乐圈感染的。

　　B：很多人都喜欢在洗澡的时候唱歌。

　　L：洗澡很科学。在精神状态赤裸的时候，人会比较放松、坦诚，脑筋会跑向另一个世界。一些重大决定是在洗澡的时候做出的。有时，我写歌词写了一半，想不到好的歌名，就去洗澡。

　　B：你在大学主修翻译，为什么选这门课？

　　L：我是故意选择翻译专业的，因为文学作品可以自己看。很多现代文学的老师，只是给学生一些资料而已。谁在什么时间加盟左联，有什么影响，这些自己看书就可以啦。讲古典文学的老师，讲话的节奏又慢又闷。

　　翻译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通过翻译，你可以找到不同的语言方式进行比较，训练头脑，锻炼文字。当时有一门翻译评论课，要求分析卞之琳、朱生豪、梁实秋三个人的莎士比亚译本，比较他们各自的翻译手段和态度。我们先发表意见，然后老师总结。这样的训练很好，不只是上课那么简单，而是比较科学化地看待问题。

　　不过，考试还是要死记硬背莎士比亚作品和各个译本。我觉得很奇怪，应该训练、考验我们的是分析能力，不是记忆力嘛。

　　B：你不是乖学生吧。

　　L：一点都不乖。我很看不起一些老师，他们没有心思教书，都在念书，抄资料。早上8 点半，我与其去上课，不如10 点起床，自己上网找资料。后来，我当上了助教，比较反叛，不正常，穿衣服很怪。

　　B：那你怎么混考试？

　　L：我是天生的考试机器，记忆力挺好，背了七成的莎士比亚原文和三种译本。老师有可能会出题的地方，我都背下来。会考也一样，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我都记得。

　　B：你以前信基督教，后来转到佛教，现在常谈老庄。中间有什么转变？

　　L：对基督教的反叛是在大学，那是20 多年前。中间曾经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后来经历了一些事情，多多少少和写歌词这个行业有关。不断的思考，让我爱上了哲学，在不同的哲学里找到和自己对味的佛理，后来就从佛学变成了佛教。

　　播下“红豆”，换来“催眠”的机会

　　B：在讲座中，很多观众想多知道一点明星的八卦。大家都想听你讲张学友的八卦。

　　L：这一定会让大家失望，我不会多讲。我能讲的是无关痛痒的小节，报纸上已经写过了。

　　不过，我们不必从成年人的角度去要求年轻观众。我们也曾年轻过，也曾真的流泪，疯狂地崇拜偶像。一个人难得那么疯狂。越不值得崇拜的，就越值得纪念。我觉得这样很好。以后你就没有这种热情了。成年人最无趣的地方，就是只做值得做的事情。

　　顺其自然吧。观众很在意八卦，这是人之常情。偶尔干一些对这个世界的整体建设没什么好处的事情，也是一种松弛。比如留心谁家的狗病了。等于是看一场周星驰的电影。

　　B：《北京欢迎你》是你写的，我最近才注意到，之前听了很多遍，没想到是你的作品。

　　L：我也没有想到这是我写的。我写东西，不是为了批评、冲击别人，而是为了写一些对这个世界有好处的东西，或者我自以为有好处的东西。就算是为这个民族吧。民族是长存的。我从来对体育竞技没有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少人欢喜多人愁的游戏。站在领奖台上的胜者只有三个人，而且还要分出高低。何必呢？难道一个人的目标就是拼命去追求零点零几秒的成绩吗？挑战体能极限，当然是一种成就。可是我从来不觉得那有什么好骄傲的。

　　B：《北京欢迎你》写得很家常。

　　L：对，奥组委希望这首歌很家常，朗朗上口，所以我写得比较简单，不像我以往的风格。我其实是在走钢索，用最流行的手法去暗喻、表达一些比较深的道理。有时歌会比较复杂。比如王菲的一些歌，你必须到某个年龄才能真正地消化。所以我很奇怪有些年轻人那么喜欢王菲的某些作品，其实他们好像还没到这个地步吧。

　　我昨天听说有个投票，他们最喜欢我的歌是王菲的《红豆》。我有一点失望。我并不是为《红豆》感到惭愧—《红豆》比较好消化，谈到了感情真正的玄妙地方—而是我还有其他更有深度的作品。

　　《催眠》、《开到荼蘼》和《红豆》的设计完全不同。《开到荼蘼》的音乐很英伦风，给了我一种氛围去写很不一样的东西。《红豆》旋律接近小调，我不可能卖弄小调，去写魔幻现实主义。所谓靠谱，就是靠着你的谱，去写一些比较出彩的东西。

　　王菲的《烟》，我比《红豆》更满意。《烟》的境界很抽象，其实这首歌是说心瘾。在歌词中，我故意不写出上瘾的是烟还是什么。“瘾”可以是你对理想的过分追求，也可以是对一个人的感情，对某种主义的盲目崇拜。

　　《烟》的内涵很深，但是这首歌从来不会打榜。这就是我们身处的矛盾的地方。我一定需要每年播下一些“红豆”，换来两个“催眠”的机会。

　　用不牺牲自己原则的方法来促成事情

　　B：制作人还是说你的作品太深。

　　L：有一个制作人曾经说，很奇怪，按照香港的反智化取向来看，我应该是不能生存的。其实和人沟通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只写《催眠》，哪怕只有几个人懂；另一种就是我这样，偶尔写一些浅白的东西，写一两句容易消化的道理，选择最容易流行的字眼，或者创新一些字眼。白居易的诗很浅白，可是有谁说过白居易不好？我就偶尔变成李商隐，变成苏东坡吧。我的难处在于，要为不同的歌手写歌，不像宋朝词人那么幸运，自己可以随便挑一个曲牌。刚才我们觉得《红豆》浅白，但是试试把《红豆》给Twins 唱？不能放弃Twins，因为她们对年轻人影响力很大。这不是贪恋所谓的影响力，我完全不在乎这些。创作要讲良心，我会在写出年轻人的心态、共鸣之余，写一些简单的道理。

　　我写过一首歌叫《士多啤梨苹果橙》，这首歌的手法很轻松，像儿歌、绕口令，说的是女生为了追求所爱的男生，追求自己的外在美，每天减肥，只吃水果。我想说的是，这样会忽略真正的爱，失去自己的很多东西。这首歌在香港很红，是成功的“儿童文学”。

　　B：既要浅白，又要深刻，听起来不太容易做到。

　　L：作家有自己喜欢的一套路数。可是一个写流行歌词的人，如果想写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必须了解不同的世界，和不同的人沟通。如果因为这样，我被批评为很商业，很会生存，被人瞧不起，都没有关系。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妥协如果不牵涉人格，不会因此对社会产生坏影响，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和价值观，我就认为不是坏事。你以为自己是谁？是上帝吗？你以为自己的想法是真理吗？如果这样想，你才是最危险的。换个说法，妥协就是听别人的意见。用不牺牲自己原则的方法来促成事情，这才是另一种艺术。

　　现在，我每周在《明报周刊》这样一份娱乐媒体上发表新诗，这对新诗的普及，比在一份纯文学刊物上发表更有用。当然我也有牺牲，写得比较浅白，比余光中浅一点，比徐志摩复杂一点。

　　B：你说过你不怕死，那么你害怕有一天写不出好歌词吗？

　　L：我随时对死亡有心理准备，这是真的。当然我也不会假到说，最好快点老。一切顺其自然。可是偶然看到自己的脸比以前老，难免有一点唏嘘。

　　我不怕写不出好歌词。如果写出来的东西让我自己不满意，或者写的过程让我太为难，要妥协到连我都不愿意的地步，我就不写了，不会等到写不动的那一天。

　　B：你的歌词似乎有美化了的伤感。

　　L：有些电影看一次，哭一次。这不是卖弄悲伤的美。能够流泪，难道不是好事吗？对一切麻木，总是批判世界，是好事吗？有时候，让心软一下，感性一些，我觉得是好事。其实，我自从2003年以来，已经很少写纯粹悲伤的歌或者是绝对的情歌了。但是和快乐的歌相比，悲伤的歌给人留下的印象更深刻。

　　B：现在有很多歌和歌手很红，但是我们朗朗上口的歌还是十年前的那些老歌，不是新歌。

　　L：这是很自然的。一般地，流行歌曲的受众不超过30 岁。一旦超过30岁，除非你从事这个行业，否则不会主动去听音乐，也不会很在意排行榜上的歌，更不会特意上网搜索新歌。因为你接触的世界不同了，所以比较留恋过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