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封面故事：全球经济大衰退 急需对话与协调

　　时代周刊封面故事 全球经济大衰退

　　达沃斯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热议刚刚告一段落，G20伦敦会议又即将在4月举行。美国《时代》周刊最近一期封面故事指出，全球经济急需修补，而这种修补除了需要新的想法，也需要新的国际合作。

　　温家宝切中全球经济危机要害

　　当你想用某种方式来描述全球经济之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攀岩者的形象。在高高的山崖上，他似乎看到一道很有诱惑力的、通向顶峰的宽沟。他开始攀爬，很轻松地固定住了他的手脚，享受着稀薄的阳光。接下来这道宽沟变得更深、更艰苦而且也更窄了，乌云在头顶聚集。很快，我们的冒险者在一块悬空凸出的岩石上暂时停了下来，他意识到，他被困住了。此时，一个想法冒了出来：清楚地了解他是如何陷入困境的，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是他很乐于在下面山谷舒适的酒吧里与其他攀岩者讨论的问题。但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从这里下去，毫发无损地下去。

　　上周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并不缺少对于全球经济如何陷入混乱的解释。一些解释很简单：银行（为了公正起见，还要提到他们的客户们）既愚蠢又贪婪。另一些解释则具有心理统计学意味：生命固有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经济决策者们的愚蠢。还有一些解释则与历史有关：帝国总是会过度扩张，而在此过程中不断高涨的毁灭性债务终究有一天必须偿还。

　　好的解释总是全面的。达沃斯最大的荣幸是聆听了中国总理温家宝关于当前问题的解释（温家宝本人自称再三研读了亚当-斯密）。“这场危机”，温家宝说，“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有关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长期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而过度扩张；金融及评级机构缺乏自律，导致风险信息和资产定价失真；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创新不匹配，金融衍生品风险不断积聚和扩散。”这相当切中了要害。

　　逐渐扩散的经济疼痛

　　就像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耶纳所说的那样，那些不记得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先把历史放在一边。指责这个或那个银行、这个监管者或那个监管者、我的国家或你的国家，这都没什么意义。现在要做的事情是要找到脱离这场全球经济灾难的出路，因为这场灾难的规模的的确确很可怕。

　　事实上，全世界现在必须同时应对的是两场互相关联的危机。狭义的危机是美国房产市场崩溃的后果。这为美国和其他地区的银行带来了压力，它们持有本应被房地产所支撑的不良资产，但是这些不良资产已经没有真正的市场或价格。而且它们榨干了美国消费者，他们这一代人花钱大手大脚，曾是全球经济的引擎，但是他们也不能把他们的家当成最后的小猪存钱罐。而更广义的一场危机是在过去一代人时间里发展起来的全球债权国与债务国的重大不平衡。尤其是美国积累了巨额债务，而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则成为了存款和外汇储备的庞大汇集地。总有一天，这种不平衡必须要解决，最好就是对各国的国内政策进行根本改变，例如在美国鼓励储蓄而在中国鼓励消费。

　　在发达国家，信贷紧缩令人感到刺痛，但是发达经济体还在继续朝着至少是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前进。在富国的世界里，需求在收缩，而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特别是在东亚，则遭遇了棘手问题。今年1月，中国制造业产量连续第六个月出现下滑。根据金融服务企业里昂证券亚太恒富公司的数据。而高技术行业的重要中心之一台湾可能也在2008年的第四季度陷入衰退。

　　或许最为严重的是，那些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温饱的发展中国家现在感到了真正的疼痛。达沃斯不断传递的中心思想就是来自新兴经济体的呼喊，当富国世界的经济刺激计划把吸光了资金，而银行们也撤退到其本地市场之时，发展中国家遭遇了严重的资本饥荒。国际金融研究所预测，今年流向新兴市场的私人资本只能勉强达到1650亿美元，比2007年流入新兴市场的9290亿美元私人资本下降了80%还多。“那些一切事情都做对了的国家现在却筹不到钱了，”印尼贸易部长马里?埃尔卡?旁格图这样抱怨说。

　　更少有人注意到的是富国世界的衰退带来的另外两项后果。首先，可以花的钱少了，消费者也将更少地去海外旅行。泰国总理阿披实?维乍集瓦预测他的国家旅游业将收缩20%。而诸如肯尼亚等非洲国家也将遭到打击。在旅游目的地国家，旅游业是创造财富的主要驱动。第二，当那些在海外的发展中国家侨民失去了他们在底特律或德国汽车生产线的工作，他们往自己本国的汇款也将缩减，而这些汇款对于诸如墨西哥和菲律宾等国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急需的对话与协调

　　不管广义还是狭义，这都是一场真正的全球经济危机，也因此必须找到全球解决办法。今年，各国领导人将有两次聚集在一起，讨论无法被他们任何一个人单独解决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吸引了公众注意的会议是12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承担的任务是为气候变化的京都协议寻求后续。但是更紧迫的日期是在4月，届时G20领导人将在伦敦会晤，继续他们去年秋天在华盛顿开始的对话。

　　在达沃斯存在一种共识，那就是，伦敦会议需要指向全球经济刺激的更多国际协调，对国际金融市场予以更好的监管。“现在不像上世纪30年代，”英国首相高登?布朗说，彼时世界领导人不可能对经济大萧条共同作出反应。总部位于巴黎的微软国际运营部总裁让-费利佩?科托瓦斯表示，发展中经济体尤其需要就全球经济如何管理拥有更大发言权。“他们想要就这个星球上的某些最核心的问题展开更多对话，”科托瓦斯说，“而很多预期认为这样的对话将会举行。”

　　自然，也有一些怀疑者。某些市场本位主义者，例如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他一直对约束资本的尝试心存疑虑。在展望G-20会议时，克劳斯说：“我更担心那些改革，胜过我担心经济危机本身。”但是这只是少数观点。更多的政治领导人显示出采取行动的倾向。法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拉加德说，任何改革计划都应该“在政治上有销路、技术上充分合理并且可以施行”。

　　全球监管的难题

　　听起来很不错，但是这样泛泛的语言留下了很多余地。G20会议的议程可能会非常庞大，并且不断变化。各国刺激需求的计划到底能协调到什么程度呢？对仍然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并且动摇着本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应该怎么处置呢？当G20第一次在华盛顿会晤时，似乎对于金融体系慢性不稳定的短期修补正在产生结果，而且对法国、英国、德国其其他国家银行资本调整所采取的迅速政府行动也被认为是漂亮的一击。但是现在很显然的是，最初的救援计划未能触及最根本的不良资产问题。英国、美国和德国是正在实施第二轮救援计划的国家。他们很可能在特殊的国家担保的银行或基金分离不良资产，并对不良资产进行分类，丢弃垃圾资产，持有剩余部分，以希望某天它们将变得有价值。

　　这样的各国银行救援计划应该接受国际控制吗？如果是的话，又由谁来控制呢？德国总理默克尔鼓吹建立一种类似联合国安理会的联合国经济理事会。这个想法现在还没有赢得什么支持者，而联合国安理会本身漫长而不成功的改革也显示这种想法不会有什么前途。布朗等人敦促对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和调整，而日本承诺对此提供1000亿美元。但是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别是要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观点给予更多重视，这被列为国际议程已经20年了，却没有什么效果。接着还有本周的议题：那些接受救援的银行，它们的高管收入应该像奥巴马政府计划做的那样受到限制吗？

　　在关于私营金融机构是否应当受到国际监管或者如何监管等方面也没有达成共识。G20被认为是已经就跨国银行接受“监管组织”的监督达成了一致，但是这将如何实现还远远不清楚。而且对冲基金又怎么办呢？就在这次危机爆发前，法国和德国还在呼吁，对冲基金也应该接受国际监管。而那在2007年已经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拒绝。现在默克尔表示，对冲基金问题已经回到了议程表上。

　　保护主义回归？

　　不过，G20会议面临的根本问题事实上并不是其议程表，而是各国领导人各怀心思。一方面，他们知道，如果要把全球经济导回正轨，那么国际协调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对他们国内而非国际上的支持者负有责任。在艰难时期，他们的这些支持者并不喜欢他们的政客表现得倾向外国人。

　　当许多国家寻求用以邻为壑的政策来支撑他们的经济时，达沃斯反复出现的一个议题就是保护主义抬头的危险。美国的一项规定尤其招致了愤怒：奥巴马在众议院提交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一项“购买美国货”的规定要求，通过经济刺激计划购买的钢铁必须是在美国、加拿大、欧盟生产的，这引起了极大抗议。（奥巴马后来说，他将修改这一法案的措辞，因为他不希望传递出美国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国际贸易的讯息。）默克尔和其他领导人——他们并不都像她一样有大型国内汽车企业需要保护——也对美国救援底特律的计划倾泻了不满。巴西外长赛尔索?阿莫里姆警告说，他看到了某些措施显示的迹象“可能让我们回归把我们带回30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国家主义”。

　　这并不仅仅是那种旧式的保护主义——只关心其本国钢铁制造业的过时做法。自由贸易的最热烈捍卫者之一、英国首相布朗表示，“金融保护主义”是比贸易保护主义更大的问题，各国把他们日渐稀缺的资本投入到其国内的、选民看得到的项目中去，而不是投入到在外国的项目。但是在谈到要照顾大本营的时候，布朗就更加了如指掌，任何冰岛人都可以告诉你这一点。去年秋天，布朗在冰岛金融体系崩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当时决定，更重要的是要保护在冰岛银行的英国存款人，而不是冰岛银行本身。

　　美国的问题

　　满足国际和国际需要之间存在着巨大分歧，但是没有任何地方的这种分歧会比美国更严重。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甚至连俄罗斯总理普京也没有——粗鲁地跳出来在达沃斯公开提到这点，但是每个人都清楚，这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长期的、负债驱动的消费狂欢。“我们超出我们的能力生活了20年，”鲁伯特?默多克在达沃斯说，“我们必须作一些调整。我们不能那个以我们以前的方式生活和消费，我们必须习惯这种想法。”奥巴马的当选可能受到了世界大部分人的热烈祝贺，但是很明显的事实是美国之外的人们对奥巴马政府期望过高——一个经济刺激既能拯救美国经济又能帮助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计划，一项减少美国影响力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改革、规范美国金融体系以避免其毫无节制影响到其他国家，还有采取措施增加储蓄，以便逐渐缓解全球债务失衡。在G20领导人在伦敦会晤之时，如果奥巴马连美国要朝着这些方向努力都不愿作出表示的话，那么，不论现在大街小巷对他的敬仰之情是如何泛滥，到时候他都将会在闭门会议上受到冷淡的接待。

　　麻烦的是，奥巴马可能没有选择，只能令大家失望。各国领导人将再度发现一个关于美国的重要事实，一个他们在经济良好、对美国人没什么要求的岁月里遗忘了的事实。美国有着不同寻常的开放而脆弱的政治体系，真正的权力中心在白宫之外。参议院拥有批准条约的宪法职责，而众议院的筹款委员会在通过贸易法案方面至关重要。美国国会两院及其本身的执行分支一直被世界上最老练的说客们所包围，这些说客能够在媒体发起攻势，支持或反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这个或那个方面。

　　这是其他国家在其国内没有的问题。但是因为美国的行动对于改革全球经济、改变管理全球经济的体制结构十分重要，因此，其他国家都分担着美国的问题。

　　在达沃斯，奥巴马的高级顾问之一瓦莱丽?加雷特说：“我们的经济是全球性的，我们的危机是全球性的，我们的解决方案也必须是全球性的。”当然她是对的，她也因为这种观点获得了掌声。在奥巴马政权下，她继续说，“美国准备作领头羊。”这个观点也很对。但是未来结果月将不是对这些好的意愿是否真诚进行检验——它们肯定是真诚的——而是对它们是否能获得行动支持进行检验。有时候这种检验来自那些最强大的国内说客的牙齿，那将帮助世界经济再度前进。

　　如果是那样，全球资本主义可能再次显示，它能够比其他任何经济体系更好地产生并且散布繁荣。而那位亚当?斯密的中国粉丝将被证明是正确的。“严冬终将过去，”温家宝上周说，“春天就要来临。”这就是希望。（青云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