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晓阳的《面向“法律的语言混乱”———从社会与文化人类学视角》(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一书，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眼光考察法律在生活世界的境遇，读起来感到新鲜有趣。
社会视野和文化背景中的法律
法学是理性思维与世俗智慧、思辩与经验的结合，唯有如此，才能做到既逻辑严谨，又能解决现实问题。
法学天生就不是一门自说自话的封闭性学问，尽管它并不排斥终极思考，但是，如果无法解释日常生活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就会形同鸡肋，难以提供足够的精神营养。
对当下中国的基层社会秩序进行法律审视，我们会发现，规则的运行离不开法律之外的力量，形形色色的地方性知识阻碍着法律条文向现实的转化。强大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司法技术的冲突、逻辑与经验的对立构成了朱晓阳所说的“法律的语言混乱”。法律要想成为衡量社会的尺度，首先必须纳入社会的视野和文化的背景之中来考察，否则，法律的运行就是徒劳的。
人们会发现，司法机器的转动对于社会秩序的改变是微乎其微的。法律对社会的控制必须建立在对非制度因素的吸纳与征服之上。在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法律的描述显得单调生硬甚至空洞，如果无视人类文化心理的变迁与认同，法律就只能是一个干瘪的语言系统，而无法成为鲜活的意义系统。
法庭与草根社会的逻辑错位
在社会与文化人类学视野中，法律本身就是一种观念形态的文化事实，是人类若干存在方式中的一种。
朱晓阳在对一家国有企业改制期间发生的集体性行动考察时，发现职工和地方政府都是在依据地方尺度来对法律进行集体误读。这种误读虽然与司法原理相悖，却体现着情境的真实。
法庭与“田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场”。草根社会的常识与法官的专业知识往往是无法衔接的。法官企图诊断生活出了什么问题，而生活世界对于法律的诠释是不感冒的。两者的对话与沟通不是建立在共同的逻辑起点之上的，但是，两者的目标都是形成并维护社会的秩序。
社会学家对“事件”的关注不是孤立的，他们认为社会情境决定了一切。这种延伸个案的方法凸现了田野调查的意义。具体案件在某种程度上只是社会关系与生活模式的一种证明而已。个案不仅停留在卷宗里，而且也留在村落和社区的记忆里。个案的前历史和个案平息后的后果有时比司法过程更重要。这也是中国传统司法特别重视情理的原因所在。
案件只不过是日常生活问题的一个聚光点而已。理解生活的合理性与理解行为的合法性同等重要。对于普通人而言，情理比法律离事实更近。
法律的运行与乡土社会的博奕
从法律的颁行到秩序的生成是一段不小的距离，需要通过公众的接受和法律职业家的诠释才能够向法律的意义世界日渐靠拢。按照萨维尼的观点，法律是植根于民族精神而自然地长成的。殊不知，这一自然生长的过程充满了行为与语言交往的复杂性。任何关于秩序完美性的描述都无不带有想象色彩。
法律是一种人类为了和谐相处而不得已而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并不排斥人们对法律的各种误读。法律向生活细节的伸展过程中，难免遭遇到强大的文化习惯或非理性力量的抵制。法律深入人心之难并不仅仅是由知识盲区和观念误区所导致的。
法律治理的正确性是在向日常生活渗透过程中确立的。人类学家常对法律介入民间生活的尴尬与无奈抱以旁观者的冷静态度。他们比法律职业者更清楚，以法律的名义所推行的统治最终还是离不开对生活本身的真切理解。
国家授权与民间自治都是建立在对生活常识的把握之上的。法律对生活的制度安排既要基于对普遍性和稳定性的预期，又离不开对乡土社会智慧和奥妙的洞察。
乡土社会是复杂的，它的每一件琐事都会使法律感到苍白无力。面对“集体无意识”和文化心理积淀，法律
对话的展开是那样的不可思议。不可逾越的传统与咄咄逼人的现代思维之间，有一种不可调和的无形力量在里面。
公权力在基层行政空间和民间社会的运行注定难以逃脱“法律的语言混乱”的困局，民间社会与法律的交流对话也注定是一场难分胜负的战斗。随着社会开放和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这场博弈最终会以新秩序的创造而结束。
总之，法治的本土性并不必然意味着保守性。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变化都是缓慢的，法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不例外。
（作者单位：青岛市公安局办公室调研处）
书作者简介
朱晓阳：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先后获得过经济学(学士)、社会学(研究生毕业证)和社会人类学(博士)的学位或文凭。主要研究方向是法律人类学、人类学发展研究、工业人类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著有《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1931-1997)》(专著)、《象征与暗流》(合著)和中英文论文若干。
本书是一部法律人类学的著作，作者在书中所探讨的多是一些与法律有关的问题。全书共分6个章节，其内容包括“整体论与社会科学的传统摆荡”、“"延伸个案"与乡村秩序”、“"误读"法律”、“事实与情理”、“时间·空间·"共有地"”等。该书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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