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明：文章千古事 风雨十年人

　　引题：吴天明有英雄气质，也有超人的智慧，更有对电影人才识认的非凡眼光。可以说，没有吴天明就没有西影，也就没有中国电影后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辉煌。

　　提语：仅仅一两年光景，全国的中青年电影人才便尽在西影粉墨登场，如颜学恕、滕文骥、姚守刚、张子良、张子恩、张艺谋、周晓文、黄健新、陈凯歌、田壮壮、何平、芦苇、许还山、孙飞虎、张晓敏、巩俐等。

　　大标题 吴天明：文章千古事 风雨十年人

　　文/马治权

　　“文章千古事，风雨十年人”。这副对联是写给吴天明的。

　　1987年冬天，我的一篇调查报告被当时的代省长侯宗宾批转，登《要情通报》，后又被一些重要媒体转载。因文中涉及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吴天明便把我请进西影。

　　其时吴天明已是名噪一时的导演，有《生活的颤音》、《没有航标的河流》、《人生》、《老井》等重要影片。但他并没有满足这些成就，他还有更大的理想——想把西影变成全国有影响的电影大厂，因为那时人们习惯上喜欢把“北影”、“上影”、“长影”看成大厂，而“西影”、“广影”等则被认为是小厂。

　　尽管当时西影在老厂长田炜的领导下，已有《西安事变》这样的大片，也有新厂长吴天明和几个中年导演所拍的一些好影片，然而仅仅以此似乎还难以跻身于“大厂”的行列。

　　吴天明曾说过一句话，叫“人大作品大”。我们由此可以对他的性格窥出一斑。他是那种不干则已，一干就要把“天捅出个窟窿”的人。

　　这时的他已有把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等人请进西影的想法，为此不顾众人反对，把张艺谋的妻子从外县调入西影，并在房源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给了一套房子。当时陕西人才的现状基本是“孔雀东南飞”，唯独电影人才是“孔雀西北飞”。仅仅一两年光景，全国的中青年电影人才便尽在西影粉墨登场，如颜学恕、滕文骥、姚守刚、张子良、张子恩、张艺谋、周晓文、黄健新、陈凯歌、田壮壮、何平、芦苇、许还山、孙飞虎、张晓敏、巩俐等。

　　然而在大力启用和引进人才的同时，矛盾也急骤凸显，告状信因此雪片般的飞向主管部门，吴天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他没有退缩，他这时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切都是由国有企业的体制造成的。企业要发展，必须对体制进行改革，而要改革体制，就要引进这方面的人才——我被请进了西影，美其名曰 “改革顾问”。

　　说心里话，吴天明的这个决定让我受宠若惊。我当时刚刚从中共陕西省委党校毕业，熟读马列主义著作并对改革充满憧憬之心，正怀有一番雄心壮志，因而对这样的知遇之情十分在乎。下车伊始，我便深入实际，开始调查西影的现状。大概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先后走访近百人，记录下十多万字的笔记，又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撰写成一篇调查报告，呈递吴天明。

　　应该说吴天明当时是没想到我会写出那样一篇调查报告的。他连夜看完，一宿未眠，在稿子上画下许多感叹号，第二天下午就把我约在办公室（他那时候很忙，找他的人要排几天队，他要导片子，又要管厂子，只有特别的人和事才能让他这样快地安排处理），劈头一句话就是：“我怎么请进你这么一个叛徒！你的屁股坐在了哪里？”

　　我听后不禁愕然，他当时遇到了很强的反对势力——领导班子内部的，导演和群众中的，主管部门的……他在我的调查报告中看出我的观点，也看出了我的倾向——我写了一大帮反对派的意见，尖刻而又多面，其中不乏切中他改革失误的意见。他当时对主管部门的一些人敏感而又反感，因此以为我是上面用另一种方式派进来的人，给他整理出这样一本子东西。

　　但我那时也血气方刚，虽然明白了他的这个意思，知道他是误会了我，却故意不向他解释。我说：“你不要管我的屁股坐在了哪里，你先说报告里的东西有没有参考价值？”他说：“你不是叛徒是什么？这样一个东西，拿出去是会置改革于死地的。”

　　我一看他如此激动，知道他在这个时候要平心静气地听我的意见有些困难，便换了一种口气说：“厂长，这些话你平时是听不到的，只有对第三者人家才肯说。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为你写了一本‘特别内参’，你应该感谢我啊！你现在大发雷霆，把我当敌人看待，你让我如何是好？”

　　吴天明一见我软了下来，口气也和缓了许多，无奈地说：“看来你也认为我不是一个好厂长了?”我说：“你肯定是一位好厂长。如果在你任上，仅仅是你拍出了好片子，而厂里其他导演没有好片子，那你就不是个好厂长。而现在的情况是，你不仅自己拍出了好片子，而且还带领一帮导演拍出了一批好片子。”

　　他听后眼睛为之一亮：“那你为什么不写这些呢？” 我说：“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以为当务之急是要听听反面意见。你改革的初衷是对的，也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但你有点莽撞，有点急。你不知道这是中国，仅靠激进是不够的。你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环境吗？要怀柔，要平衡。”“什么怀柔，平衡?要搞那一套，就球事情都不要干了。”他显然有些不同意我的观点，说话又激愤起来。我一看再谈下去结果不会太好，就告辞了。

　　实事求是地说，这次不欢而散的谈话，责任基本在我。我那时批评吴天明莽撞，其实我那时也很莽撞。卡耐基说，处世的一个原则，就是永远不要批评人。而中国人也讲“隐恶扬善”，以为话有三说，巧说为上。市场上也流行“表扬与自我表扬结合”，这就是说人很脆弱，大多经不起批评。

　　好在我与吴天明的冲突只停留在了这一次的谈话上，以后我将调查报告扩写成了报告文学，但没有拿给他看，因为他这时已滞留海外（一段时间靠卖中国饺子维持生活）。2000年12月，我把报告文学在《各界》上登了出来，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在其中，而且我的看法也有了变化，认为我当时的写法基本上没有失误。

　　我一直认为，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如果隐去当时那些反对势力的激烈反应，又怎么能看出吴天明的顽强和坚毅呢！那时的吴天明真是太不容易了，他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我把他那时的行为称为“带血的冲刺”，也形容为“嫩芽破冻土的艰难”。吴天明有英雄气质，也有超人的智慧，更有对电影人才识认的非凡眼光。可以说，没有吴天明就没有西影，也就没有中国电影后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辉煌。

　　吴天明最终还是看到了我的报告文学。他主动邀请我吃饭，我们又重新聚在了一起。不过，他没有旧事重提。他似乎默认了我的报告文学，对中国的国情也有了清醒的认识，尽可能地做事，尽可能地低调，说话比过去温和了许多。不过，我还是婉转地向他道了歉，说不该把有些反对意见写进去。

　　吴天明说：“你现在还说这些干啥，你以为我还是过去的我？不是了。人生嘛，风风雨雨，啥事都要经经。人毁你不能减你一分，人夸你也不能增你一分。随它去吧！”他问：“你现在做什么？”我说：“写字！”“那你给我写一幅吧，以后吃不上饭了，拿去换碗饭吃。”我笑了，回来就给他写了尹秉绶写过的这副对联。

　　“文章千古事”，是对吴天明在电影上的成就的肯定；“风雨十年人”，是对吴天明担任厂长期间所遭遇的不平的形容。然而任何文字都是苍白的，不能完全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人内心世界的一切。我对吴天明是尊敬的崇拜的，但我在他面前却不能说出，现在用文章来表达，仍然是“言有尽而意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