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职业的专业化与人民性

　　早在西方亨利六世时代，对于法官专业性的强调就初见端倪，公元1608年的一天，英国国王詹姆士来到普通诉讼法院，想去皇家法院审审案子。首席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热情地接待了他。但令国王詹姆士吃惊的是，柯克大法官竟然拒绝了他的要求。柯克大法官的理由是“上帝的确赋予陛下极其丰富的知识和无与伦比的天赋，但是，陛下对于大不列颠王国的法律并不精通。法官要处理的案件动辄涉及臣民的生命、财产、继承，只有自然理性是不可能处理好的，还需要人工理性。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它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

　　法官要在正义与邪恶，对与错之间做到泾渭分明，不偏不倚，不盈不损，这项神圣的工作必须交给专业化的人，只有把法律的施行委托给具有一定法律专业的职业者阶层，才能担当起捍卫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才能树立法律的社会公信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更为关键的是国家才能放心，人民才能放心。显然，法官职业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胜任和担当的，因为这不是儿戏。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殃及无辜，就有可能使罪魁祸首逍遥法外。

　　由此，法官的职业犹如医生诊病，只有懂行的医生才能看好病，如果骨科医生去治心脏病，内科医生去操手术刀，纵然看起来有模有样，但也存在着误诊害人的巨大风险。同样，民事法官分析刑事案件，或者刑事法官裁判行政案件，虽然都懂点法，但也存在着误判、错判的可能，纠纷繁简不一，难易不同，事实的模糊，证据的含混，再加上人的思维和看法难以琢磨和隐晦多变，都会给法官办理案件布下许多迷障，没有一支过硬的专业队伍，是难以胜任这一工作的。法官职业体现着法官握有国家赋予的审判大权，一纸判决，多少冤案有可能得以昭雪，大笔一挥，财产会分割，家庭会分离，人头会落地，“三尺平台决百讼、一纸判决安万民”，听讼审案，一不留神，不仅可以影响或改变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命运，甚至可能会摧毁一个单位、冲击一个国家的命运。所以，法官职业需要拥有一套专门化的、与其他职业完全不同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这个职业必须需要接受专门的培训和特别的训练，需要确保其知识化、专业化、职业化。

　　专业性意味着法官具有一定的司法理性，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感，本着专业的眼光来对待案件事实和证据，本着职业精神和专业理性进行审慎的判断，他们不是唯唯诺诺、唯上是从，不敢坚持真理和维护正义的官僚，而必须是精通法律知识，熟谙司法技能，具有较强的伦理观念的法律职业阶层。他们要把捍卫正义放在第一位，具有永不消亡的好奇心和进取心，诚挚地服务于民众，满足他们对正义的需求。

　　我国的法官职业化建设，始于1995年法官法颁布。2002年1月修订后的法官法更是将法官的职业标准大大提升，将法官的任职资格提高到了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并要求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因此，2002年可以看成是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一座里程碑，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现代社会日益成为一个高度分工与知识统治的社会，社会在自觉和不自觉地选择专家治理和精英管理，“外行就是不能领导内行”，法官必须“像法律人那样思考”这是作为一种职业的基本共识和普遍要求。随着法律职业门槛的提高，中国法官必须走职业化、专业化的发展道路，这是法治事业发展的大方向。

　　但值得引起我们反思和重视的问题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强调司法职业化的同时，司法的民主化、大众化、司法的人民性似乎被人们更多地淡忘了，与司法民主化、大众化相伴而生的中国特色的司法群众路线也开始淡出我们的视野，其结果是司法与人民渐行渐远，虽然法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司法的行为及其裁判结果却往往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同，民众对法院的期待和法官职业化的推进并没有提高司法的权威，提高法院应有的地位，相反，由于过于强调司法的专业性、职业化和精英主义的路线却导致了法院走向了自我封闭，司法被披上神秘的外衣，司法远离了民众的信任，司法拉开了与人民的距离，司法成为让人民群众“听不懂、看不明，想不通”的怪物，成为冷漠、高傲、无人认同和接受的怪胎。

　　一个国家司法的社会化程度，是与民众对司法的认同程度成正比的。司法权威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能仅靠外部力量来赋予，司法的权威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理解，法院不是隔离与社会的“修道院”，法官也不是深不可测的“隐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步都与法院息息相关，法官不能坐视不理，民众的需求是法院不断发展的源泉与动力，法官不能漠然处之。如王胜俊院长指出的，司法“不能与群众冷眼相对，不要搞神秘化”，司法是为大众提供的公共产品，法院是民众讲理说法的地方，法官不可以“两耳不闻窗外事”，不管或不顾百姓的冷暖与生死，法官必须回应民众的要求和期待，要牢牢把握维护人民权益这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社会大众成为司法的真正受益者。

　　事实上，司法不能与世情民风、习惯风俗毫无干系，不能与人民群众的感受和认知毫无关联，法律权威是法律的外在强制力和内在说服力的统一。外在强制固然重要.但若失去内在推理性、说服性和良法的支撑，则形同虚设，即使会带来一时的屈服，最终定会遭致民众的抵制与反对。因此，司法在严守自己的领地、严格执行法律的过程中，必须融贯民情、民意，那种冷漠无情的司法看似中立，实质上是不可能达到司法应有的社会功效。

　　我们强调法官职业的专业化，不能使法律成为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才能知晓的学问，把广大民众蒙在鼓里，不能把法律演变成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让广大民众无法问津。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法律日益成为一个公民日用常行须臾不可缺乏的知识，成为一种普及化、大众化的知识。因此，那种过于专业化因而也是特权化的法律知识脱离大众，不仅不能普遍适用，而且注定也是很难行通的。法官不是一群垄断法律知识的特殊人物，不是因为垄断法律知识而高人一等的上层人物，不是需要他们去把法律问题复杂化，而是需要他们把复杂的法律问题简单化，使普通的民众能易知易行。各种矛盾和纠纷绝大多数都是发生在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之间的，在化解各种矛盾和纠纷时，法官面对的是普通的老百姓，因而，法官在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时，法言法语也必须尽可能地转化为俗言俗语，家长理短，眼里只有一些高深莫测的专业知识，而少了一些通俗易懂的运用，必然是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反而收效甚微，作用不大。

　　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我们必须强调法官的职业化、专业化，这是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提高执法水平的基础和前提。但我们不能以职业化、专业化为借口，在工作方式上追求特殊化、神秘化，滋生脱离人民群众的工作作风，也不能以专业化为借口，在办案过程中只顾程序正义而不顾实体正义、只顾法律效果而不顾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中国国情和体制决定中国的司法活动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反映人民的愿望，必须体现人民的参与、倾听人民的要求，自觉接受人民的评判，切实关注民生，增强法官的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能戴上西方的眼睛而忘了中国的国情。我们必须在坚持司法工作职业化、专业性的同时，大力推进司法的大众化和人民性。

　　（作者单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