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岛国外交生涯

　　岛国三年外交生涯，苦辣酸甜，我无怨无悔。当我要结束在基里巴斯的工作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再苦再累，我也舍不得离开我为祖国亲手创建的我国最小的外交阵地——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

　　亲历岛国外交生涯

　　文/吴钟华（中国前驻美国洛杉矶副总领事）

　　由于工作需要，我于1989年5月9日赴驻斐济使馆工作。

当时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两国已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我国在上述两国尚没有开设大使馆，由中国驻斐济大使兼任中国驻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两国大使。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加紧在南太地区推行“金钱外交”、“弹性外交”，与我争夺外交阵地。为了对“台独”势力作斗争，我在斐济使馆工作9个月就先后8次出差到瓦努阿图和基里巴斯。

　　使命紧急

　　1989年11月22日，我出差到基里巴斯，正碰上台湾李登辉的“特使”在基里巴斯活动，台湾当局以赠给基里巴斯两架波音737飞机为诱饵，要基里巴斯与其建交，而且李登辉的“特使”带去了建交公报，限基里巴斯于11月30日签字，签字后，“特使”留下来就任台驻基里巴斯“大使”。

　　我到达基里巴斯时，基里巴斯的10个部已被他们说服了7个部。情况十分紧急，我当即电话报告驻斐济大使，大使指示我一定要打掉台湾的图谋。我坚决执行大使的指示，说服了基方不与台湾建交，赶走了“特使”。返回斐济后，我们立即将在基发生的情况报告国内，并建议在基设使馆，国内很快同意，并命我去基建馆并任临时代办。

　　1990年2月24日，我一人登上小飞机。飞行近10个小时，到达基里巴斯首都塔拉瓦。该岛仅27公里长，一二百米宽，基里巴斯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没有报纸，文化生活等于零，物质生活处于半原始状态。于是我开始了一人一馆，岛国三年鲁宾逊式的生活。

　　一人筹备的使馆招待会

　　1990年2月24日是星期六，我决定于2月28日举行开馆招待会，除去星期日，只有3个工作日，在3天内，使馆要装电话、传真、买汽车、挂馆牌、准备临时的旗杆……最紧要的是，我必须在26日星期一把100多张请贴准备好，并全部发出去。我抓紧一切时间，充分利用周日这天，第一先买油盐米面；第二挂出馆牌；第三打出100多张请贴、信封。我顶着似火的赤道骄阳钉馆牌，很快晒掉一层皮。当时的使馆馆牌、锤子、钉子还都是从斐济带来的。

　　2月28日我从早6点起来就开始布置准备，其实前几天晚上我都已在收拾。因馆舍是临时租的，房子空了好久，无人居住，室内无任何东西可以装饰，我只是挂了一幅从驻斐济使馆带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挂历，放置一些宣传品。之前，我已同基里巴斯唯一的小旅馆“欧森泰”旅馆商妥，开馆招待会的食品由他们提供，我又开了几个从驻斐济使馆带来的中国罐头。

　　招待会准时开始，客人们徐徐而入。我在使馆门口迎客，时而又到里面敬酒陪客。招待会完全按预先设计的程序进行。当时，很多朋友还不知道中国驻基里巴斯使馆只有我一人。有的朋友东看看，西看看，还到小厨房走走。甚至疑惑地问我，今晚的招待会都是我一人准备的吗？

　　当招待会进入高潮后，我开始讲话。我说：“中国在基里巴斯建立大使馆，是中基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开馆招待会，塔巴依总统和夫人亲自光临，政府内阁全体成员，以及这么多的基里巴斯朋友参加，说明基里巴斯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作为开馆的首位中国外交官，我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我将以此为契机，为进一步发展中基友好关系做出我的努力。”我的讲话得到热烈的鼓掌。接着基里巴斯外交部代表讲话。朋友们频频举杯，欢庆中国大使馆开馆。

　　开馆招待会计划从晚6点半至8点，而实际上最后一个客人离开的时间是晚11点多，这时我才发现我的衣衫已被汗水湿透。这一天我从早6点一直忙到深夜12点，双腿都僵直了，连床都爬不上去，可是我还不能休息，必须将招待会的消息尽快发出去。

　　险情不断

　　使馆招待会后，我便计划上半年的工作。可是计划还没做，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

　　3月2日早晨。使馆刚开门对外，警察局便来人通知在使馆附近发现了一个没爆炸的500磅炸弹，当天要请专家排除，为防止意外，附近的居民须躲开一天。我的临时馆舍并不在塔拉瓦岛上，而是在它西边1000多公尺之外的贝霄小岛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岛先由日本人占领，后又被美国攻下。美国在一周内向仅有1.5平方公里的小岛投下了3000多吨炸弹和炮弹。战后几十年，直到现在，岛上还不准火烧垃圾，因为怕碰上没有爆炸的炸弹。现在情况如此紧急，我只好躲到塔拉瓦岛去。我带上几片饼干赶紧离开，直到晚上才回到使馆，在外边整整一天没吃饭。

　　第二天我开始计划出上半年的工作重点：以对外工作为主，建馆工作同时进行。计划刚刚开始实行，险情再次出现。

　　一个周末，我一人实在孤独，只好到海边散步。海边与公路有段距离，我注意到公路上没有多少行人车辆。突然，我感到好像什么东西撞了我一下，随即就失去知觉倒在海边。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当我醒过来时，一群岛民围着我。这时我才感到双臂麻木，无力支撑。我发现在我前面躺着一个年轻人和一辆摩托车。人们见我醒过来，一位会说英语的岛民告诉我，是那个年轻人用摩托车撞了我，他是酒鬼。

　　基里巴斯工程部部长挤过来，让人们把我扶起来，问怎么样。我双臂开始有点感觉，他说这是万幸，因为两周前，他的一个亲戚就是在这儿被一个喝醉了骑摩托车的人撞死的。这时我才感到后怕，这次我若是被撞死，保险柜内数万澳元的建馆费、文件、我的使馆，这不都成了死案了吗？于是我把保险柜的开法用中文写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万一我再出事，国内总会来人处理后事。这个笔记本，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使馆的财产和文件虽然有限，总还是有些。我便买了个保险柜，把钱、存折、支票、馆印、文件、照相机等，平时都锁在保险柜里。为了防止万一，我把手电筒放在床头，以备急用。因为使馆仅我一人，所以使馆和我个人的安全至关重要。起初馆址靠近深海，水深浪大，因此不管天气多热，我给自己立条规定，绝不下海游泳，以防出事。直到我搬到浅海边，我才下海游泳。另外，我备有一条木棍，放在室内门口，用做防身的武器。晚上外出时，室内留一个灯亮着，好让外人认为屋里有人。我这样做，建馆几个月来还没出过事。

　　6月15日晚，我去参加一个招待会，时间是6点半至8点半。我于6点15分离开使馆时，天还大亮，我忘记开个灯，锁门就走了。等我9点钟回来，一开门，听到楼上有跑步声，接着是跳楼声。不好，我大叫一声“谁呀”，自己的声音都变了。我抄起门后的木棍就往楼外跑，围楼转了几圈不见人影，又赶紧回到屋里。我把所有的灯都打开，楼上楼下，旮旮旯旯，都翻了一遍。发现保险柜完好，只是换衣服时放在枕边的几十澳元不见了，二楼的百叶窗被拆掉几块，窃贼是从树上爬进来的。我赶紧报告了我的警察局长朋友，他答应尽快破案。那一夜我亮了一宿灯，一分钟也没敢睡。第二天，我照常办我的公务。

　　“拼命三郎”

　　俗话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使馆再小，工作也是方方面面。这方方面面的工作全由我一人来做，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作为馆长，中基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事，当然是我的首要工作；作为馆员，使馆的礼宾交际、拜会宴请、联系接待，也是我自己来做；另外，我还是厨师、采购员、司机、招待员、会计。比起正常的使馆，我还多了一项非常繁重的工作，那就是使馆的一切建设，都由我从头做起：我要设计使馆的大门、篱笆、车棚、旗杆，等等；我要满岛寻找去买材料；我要找人施工，监工，关键时还得亲自干。

　　按照我的计划，使馆的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我一个人陆续宴请了基里巴斯副总统、议会议长、各部部长等。通过这些活动，我宣传介绍了中国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方针政策。同时也对基里巴斯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基本了解。我了解到，基里巴斯的经济还属于自然经济，每年预算仅2000万澳元。主要收入靠外国渔船在其海域捕鱼所交的税收，这项收入每年可达约700万澳元，另一笔收入靠出口椰子干。

　　1990年2月，我国向基里巴斯提供了1500万元人民币贷款，用于加固和扩建其仅有的机场跑道。这笔贷款从签字后，立项、勘探、设计、账务处理、施工等，全由我一人负责，我已记不清代表我国与基政府签了多少合同。所有的合同文本都由我一人打字，由我自己校对。

　　更难的是与对方打交道，他们办事常拖拖拉拉，又变化无常。当一切合同和准备工作完毕就要动工时，我被紧急约见，要求跑道修好后能飞737-400型飞机。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怕是听错了，我说我们签的所有合同上是说能飞737- SP型，若飞737-400型飞机，现在已设计完的跑道要重新设计，费用要加倍，这一切都怎么办，我说，我无权答应，我要报告我国政府。

　　办这事这么难，其实办所有的事都不容易，因为全靠我一人想到，又靠我一人做到。凡是我能想到的，我都能做到，就怕我想不到，因为没任何人提醒我。由于几十年养成的严谨的工作作风，3年里，大事小事，我一件也没拉掉过。工作最集中，难度最大的是庆祝中基建交10周年的工作。

　　建馆后，经国内同意，我馆在1990年6月25日中基建交10周年时，准备搞三项活动：中国电影周，中国建设成就图片展，一个庆祝招待会和几场小型宴请。于是，进入6月份，我就着手准备，一切从零做起，时间不够，我只有减少做饭、吃饭、睡觉的时间。图片的八个展架，要自己设计、自己买木版、自己做。十米长的横幅，中英文，要自己一针一针地缝。我要找电影放映机，试片子。到6月24日，徐明远大使从斐济来主持三个项目开幕式时，一切就绪。他非常满意，事后，他叫我“拼命三郎”。

　　怕鱼 馋菜 想肉 断粮

　　我们中国人常说鱼水情，意为关系密切，如鱼同水。在基里巴斯，我可以说人鱼情。我到过不少国家，没见过一个国家的人与鱼的关系像基里巴斯那样密切。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基里巴斯不产任何蔬菜，当地人也不吃蔬菜，他们只吃生鱼生虾，那是他们的主食。首都塔拉瓦岛，因与外界有联系，外国人多些，每两个月有澳大利亚一条商船运来食品和生活用品。只有这时，才有些蔬菜和水果。

　　我们中国人讲究入乡随俗。基里巴斯最大的习俗莫过于吃生鱼。餐餐吃，天天吃，年年吃，代代吃。我要真正入乡随俗，就必须顿顿吃鱼。刚上任时，每天吃鱼还觉得新鲜，可没过多久，我每天开冰箱看到鱼就肚子疼，后来不开冰箱，一想到鱼，就受不了。

　　有一次，我教一个妇女组织做红烧鱼，偶然机会，她们说院内有几棵树，树上的叶子可以吃。我如获至宝，挖了两棵栽在屋前，有时做汤时放几片嫩叶，以此解馋。有时商船来时我买到点菜，总是尽可能地节省着吃，就是剩下个小小的菜疙瘩，我也舍不得扔。有一次，我听说岛上一个背阴处有青苔，把青苔铲下来，洗净晾干可以吃。我铲了些，偶尔吃点，以解菜馋。

　　在基里巴斯的第一个新年快到了，我想无论如何，这个新年要找点猪肉吃。当地人有的也养猪，他们吃猪肉的方法还是原始状态，猪杀了之后，整个用火烤。过年那几天，哪里有猪叫，我就往那里跑，可是到了那儿，眼巴巴地看着人家烤整猪。最后，还是没吃上猪肉。

　　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次我差点断粮。由于我整天工作，1990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发现库存的粮食不多了，只够两天。我赶紧到商店去购买。岛上的小商店又小又简陋，就像我们农村的小卖部。我去了几个商店，都说米面卖光了，商船还没来。我马上开着车在岛上从东到西把所有的商店和小铺子全都扫了一遍，结果两手空空。

　　这可怎么好，为了生计，不能断粮。我一方面密切打听船期，一方面订妥三天以后我去马绍尔共和国的机票，准备到时还没粮，就去那里采购。与此同时，我还通过朋友广开粮源，最后还是我的警察局长朋友尤萨先生给我解了难。他们有个小卖部，大米还有一定存货，可卖给我十几斤。我当即开车把米买到手。真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断米的难关终于过去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

　　那个时代外交官还不能带家属，更不能带子女，彼此联系只能靠两地书信。基里巴斯与国内通信来往很慢。1990年4月23日，我收到家书一封，告知我老父亲于3月30日去世。平平一封家信激起我内心千层浪，做儿子的我远在天边执行外交公务，因通信不便，不知父病，当有消息时，已是千呼万唤唤不归，儿子怎不难受。

　　接到信后，我告诉我的亲人，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忠于祖国，我也从没忘记父亲，只不过儿不能在家人身边。待我回国时，儿要到父亲墓前，诉说儿子的一片忠心孝心。

　　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生活再艰苦，工作再累，我都能忍受，但有两次我确实情不自禁流泪了。一次是当我正式在天涯海角，在我国最小的外交阵地，徐徐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为了设计旗杆、底座、安装，我费尽心血，足足用了三个月。五星红旗，来之不易，升之也不易。

　　另一次是“十一”国庆前，因基里巴斯不能印请帖，我决定回斐济一趟。当时，我发现自己已7个月没理发了。日期定了以后，我心里就一直不能平静。9月12日，我登上了去斐济的飞机。飞机到了瑙鲁后，还有3个小时就到斐济了，我心里激动得不能控制，脸紧贴玻璃窗，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就要到了，就要回到集体的怀抱。下午，我回到斐济使馆。徐大使和使馆同志们都在等着我，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我和大家紧紧握手拥抱，欢笑伴着眼泪，言语带着激动，我回来了，我回到了亲人的身边。公务员小刘赶紧给我理发，炊事员小戴让我吃馒头……

　　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

　　由于庆祝中基建交10周年，没日没夜地工作，我终于累垮了。

　　一天清晨，我突然感到心痛，接着是一身大汗，我知道心脏病犯了。我不敢动，静静地躺着。我还是按时起来继续工作，也没对徐大使说。一直到他要离开基里巴斯前一天晚上最后一场活动，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很想趴在宴会桌上。

　　我认识徐大使一年多，从没提出过任何要求，这次我仅希望他在近几天每天下午4点左右，从斐济给我打一个电话。送走他，我回到使馆，烧一壶开水，煮一锅饭，放在床头，把电话拉过来，倒在床上就起不来了。静静地躺着，房后海浪滔天。我多么想有人跟我说句话啊，这也是我请徐大使每天给我打一个电话的目的。

　　过了几个月，我又感到发冷，发高烧，我以为是感冒，坚持工作，后来实在顶不住了，到医院一查是肺炎，医生要我住院打点滴。我说打点滴可以，不能住院，使馆还需要开门工作。我知道，在热带患肺炎是很危险的。我决定每天开车到医院去打点滴。而发高烧开车，有时不能控制。有一次，我把车开到海滩里，幸亏岛民朋友们又推又拉，才把车开到路上。

　　在基里巴斯3年，使馆从无到有。从仅有草房一栋，到建成基里巴斯最标准的宅院之一，五星红旗在椰树林里飘扬，院内50米长、1米宽的小路弯弯曲曲通向海边，小路两边栽有当地的一种花。小路是我利用废水泥块，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下班后铺几块，花了3个月的时间铺成的。我把中国大使馆展现给基里巴斯人民，我也把中国和中国外交官的形象展现给他们。

　　使馆的桩桩件件事都浸透了我的心血和汗水，超常拼命地工作，常累得我腰痛得直不起来。白天，赤道骄阳使我汗水淋淋，晚上太平洋的海水给我冲洗得干干净净。所有的一切，都在无声中度过，没人跟我说话，伴随我的只有一条小狗。我曾无数次对着镜子说话，回答我的还是镜子中的我。

　　岛国3年外交生涯，苦辣酸甜，我无怨无悔。当我要结束在基里巴斯的工作时，我才真正体会到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再苦再累，我也舍不得离开我为祖国亲手创建的我国最小的外交阵地——中国驻基里巴斯大使馆。

　　离开的那天早晨，我最后一次升起使馆的五星红旗。已经离开使馆了，我双眼还盯着五星红旗。登上飞机，我闭上双眼，思绪万千。祖国，我为你，在天涯海角，献出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现在我回来了，可以说，我不辱使命，不负重托。

　　吴钟华名片

　　吴钟华，1939年生，河北人。1963年进入外交部，先后在礼宾司、国际司、对台办、领事司任职。在外交部工作近40年，1990年2月独自一人在基里巴斯建立中国使馆，并坚守在那里近3年，其间所度过的艰苦生活和遭遇的独特经历，是中外外交史上不曾有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