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

　　关于“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对话

　　● 俞可平▲ 庄俊举

　　选自《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了“北京共识”。

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北京共识”的提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那么，“北京共识”讨论的背景是什么？其实质和意义是什么？中国学者对“北京共识”持有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对于其研究应注意哪些问题？为此，《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记者庄俊举特地采访了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俞可平教授。

　　▲ 近些年，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快速增长，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讨论日趋激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得到了格外的关注。仅以今年5月份为例，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刊登题为《中国将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的文章，称赞中国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推进政治改革果断明智。英国《卫报》在《中国解决亿万人民温饱问题的经验》一文中认为，中国的崛起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发展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墨西哥《每日报》在题为《中国：亚洲的地平线》的文章中，认为中国奇迹是依照自身情况理智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结果。《香港经济日报》在《“北京共识”：发展中国家的上位模式》一文中指出，“北京共识”的核心是按照国情，走自己的路。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北京共识”是帮助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工具，这是一种全球发展模式的力量在吸引其追随者，它吸引追随者的速度，几乎与美国模式速度一样快。而海外学者对于中国模式国际含义最为系统的阐述则数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2004年5月7日他在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使用了“北京共识”的概念，5月11日,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全文发表了他撰写的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

　　▲ 那么，关于“北京模式”或“中国模式”讨论的背景是什么？为何它日益受到世人的关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北京共识”？

　　● 雷默发表“北京共识”的报告后，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雷默本人也因此引起人们的关注。今年7月他曾经来信约见我，因我当时在外地，所以无缘面谈。他在信中告诉我，目前他正在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筹建一个中国研究中心。雷默的“北京共识”之所以产生反响，我想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其一，20世纪晚期，拉美的经济危机、东亚的金融危机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都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直接相关，而新自由主义正是“华盛顿共识”的基础，它们表明了“华盛顿共识”的局限和失效。其二，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中国奉行自己独特的现代化战略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年均增长率在9%以上，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中国成功的发展战略必然会引起人们的关注，也必然会有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和总结。其三，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实是一个新的课题，它们都在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而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的失效，使得它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希望从中找到适合它们自己的东西。其四，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其强大和崛起，势必会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格局甚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必然会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深切关注。

　　▲ 您认为“北京共识”的实质和意义是什么？

　　● 我自己更喜欢用“中国模式”的提法，不过所谓的“北京共识”可能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因为它与早已声名远扬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简单地说，“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上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在这25年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既取得了弥足珍贵的经验，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惨痛的教训，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利用自身的优势实现国家的现代化，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 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国内政治的著名学者，您对“中国模式”是如何理解的呢？能谈谈您心目中的“中国模式”吗？

　　● 我想从成功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两个方面来谈论“中国模式”。作为成功的经验，“中国模式”具有以下这些特征：

　　①在全球化时代，国内的改革与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对外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国内改革；而彻底的国内改革，必然要求全面的对外开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需要跨国公司和外国的雄厚资本和先进科技，更需要它们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思想观念。国内政治经济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观念、科技、文化和制度。对外开放既是一个资金和技术的引入过程，更是一个学习先进观念和制度的过程。

　　②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国情，主动积极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特色和自主性。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发展既有利亦有弊，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战略选择。发展中国家并不必然是全球化的输家，而发达国家也未必是全球化的赢家。其实，全球化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一把双刃剑，对于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也拥有自身的优势，只要政府应对得当，就可以成为全球化的赢家；反之，发达国家也有其自身的劣势，如果应对不当，同样可能成为全球化的输家。在这里，成功的关键在于将自身的优势与全球化的优势很好地结合起来。

　　③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稳定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就无从发展。但只有发展才能带来真正的稳定，而惟有改革才能推动发展。所以，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不能求其一而舍其他。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条比较实用的策略是，先稳定后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改革促发展，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④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逻辑力量在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它已经成为全球的抽象。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导向。但是，市场绝不是万能的，市场失效的情况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比在发达国家更容易发生。因而，公共部门同样要在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是克服市场失效的必要手段。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是必需的。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排斥强政府，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要强政府还是弱政府，而在于它在何时何地应当强大或弱化。

　　⑤推行增量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渐进改革为主要的发展策略，同时进行必要的突破性改革。为了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适应全球化挑战的改革必须十分审慎。一方面，由于改革的复杂性，简单的休克疗法不足为训，而应当采取渐进的改革策略，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和政治发展的软着陆；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改革并不只是一味地缓慢进行，该突破时必须果断地突破，纵使有局部的和短暂的震荡，也在所不惜。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一个基本的原则是，必须从总量上增加大多数人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使多数人从改革中得到好处。

　　▲ 您在上面指出，“中国模式”不仅包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深刻的教训。在您看来，有哪些东西是可以作为“中国模式”中的教训供其他国家引以为鉴的呢？

　　● 我一直认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发展模式，决不只有成功的经验，也必然有其沉痛的教训。根据这样的思路，我认为，作为以高昂的代价换来的教训，“中国模式”的以下战略选择也同样值得高度重视：

　　①以经济发展为核心，追求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社会发展首先是经济发展，只有经济的迅速增长，才能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不能把经济发展等同于社会发展，更不能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GDP的增长。发展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目标，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人口增长、国民素质、社会安定、文化教育等相协调，最终促进人、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②必须把效率和公平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追求人与人、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平衡发展。效率和公平都是发展所要追求的价值，从根本上说两者不可偏颇。在改革的初期，为了打破绝对平均主义的传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必须及时调整策略，将效率与平等放在同等地位，对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实行必要的政策性倾斜，避免财富和权利在人与人之间造成分化，避免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的不平衡。

　　③在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同时，适时进行以民主治理和善政为目标的政府自身改革和治理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主要不是发展的手段，而是发展的目标。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正像福利是一种基本价值一样。政府不仅担负着领导经济发展的责任，也担负着领导旨在深化民主的政治发展重任。如果说善治是全球化时代的理想政治发展目标，那么，善政便是达到善治的关键。政府既要推动以法治、参与、人权、透明、稳定为目标的全社会的民主治理，也要推动以分权、效率、责任和服务为目标的自身的民主治理。政府要担负起在全球化时代实现现代化的重任，自己首先应当成为民主的表率和创新的表率。

　　④国家对公民承担的责任更加重大。全球化在某些方面确实削弱了传统的国家主权，但在另一些方面却加强了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时代，公民的风险不是减少而是明显地增大，公民的权利要求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政府的能力不仅体现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还日益体现在维护和增进公民的社会政治权利方面。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府必须有更强的能力保护并且增进公民在安全、人权、福利、参与、就业等方面的权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虽然全球化对传统国家主权的严重挑战正在成为现实，但国家主权和国家权力，仍然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重要保障。

　　⑤政府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良好合作，是善治的实质所在。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公民社会的产生，全球化和民主化则要求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政府对公民社会应当采取鼓励和合作的态度，而不是敌视或轻视的态度。政府应当积极地培育和扶持公民社会组织，为民间组织的成长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和法律环境。政府应当让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使民间组织也成为治理和自治的主体。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它们对社会的进步承担着同样的责任，公共部门应当增强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私人部门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民间组织和私人部门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主体，政府和公共部门应当创造有利条件让它们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

　　▲ 雷默在报告第三部分提出了“中国特征的全球化”概念，其核心观点是，中国竭力希望“控制和管理自己在全球化世界的未来”。他注意到，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对全球化进程普遍担心，在全球化的同时本土化也在加强，全球化和本土化概括了世界与中国复杂的当代关系。“北京共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您曾经主编过全球化系列丛书，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那么，您是如何看待雷默的这一观点的？

　　● 全球化是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能否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如何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化、普遍化与特殊化的关系，国家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也直接体现为控制和管理全球化的能力。在谈到全球化问题时，常常可以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全球化就是东西方的趋同，是人类走向大同世界，是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和同质化。由此产生出两种极不相同的全球化对策：一种认为应当舍弃一切去寻求全球的同一性；另一种则认为应当以自己的传统特色去抵御全球的趋同倾向。这种把全球化仅仅视为一体化和同质化过程的观点，从根本上说是片面的和不适当的，缺乏对全球化过程的辩证性质的认识，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很可能是错误的，甚至有害的。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是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对于目前中国的特定发展背景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是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因此，要真正保持我们的民族特色和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就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它是实现中华振兴的必由之路。反之，越是发扬我们的本土优势和民族特色，就越能掌握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动权。这听起来有点自相矛盾，其实，全球化就是一个矛盾和悖论。但它是合理的和现实的，因此，我常常把全球化称为一个合理的悖论。

　　▲ 一般认为，在东亚国家，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重要。那么，在您看来，东亚国家的政府在全球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否同样重要？我们知道，这些年您一直在主持研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大型项目，并且担任了联合国政府创新的咨询专家，您能否谈谈中国政府在驾驭全球化方面有什么特殊之处？

　　● 确实如你所说，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比起西方国家来，在亚洲国家，特别是在东亚国家，政府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人们常说，东亚的市场经济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的现代化是政府主导的现代化，甚至东亚国家的公民社会也是政府主导的公民社会。这种现象在中国也十分明显。一般认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如果要从“国家-社会”或“政府-市场”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成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恰恰就是因势利导地利用了政府的主导性作用。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化的最大赢家之一，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政府拥有较强的驾驭全球化的能力。这一能力得益于以下这些应对全球化挑战所采取的措施：

　　①对全球化进程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预见，从而选择了主动、积极而又独立的全球化战略。当不少中国学者还在怀疑全球化是不是一个客观进程、是利大还是弊大、是否等同于西化或资本主义化时，中国领导人对全球化的性质和利弊迅速地做出了自己的独立判断：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和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是大势所趋。各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和贸易活动不断增加、知识和技术的迅速传播，有利于促进经济要素逐步实现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益。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客观进程，具有两重性。西方发达国家力图主导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弱势，如果没有正确的对策就会落入更加不利的地位。正是基于对全球化的这种认识和态度，中国政府制定了积极的全球化战略，例如，努力加入WTO、扩大国际合作和交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反恐行动、组建上海合作组织、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六方会谈、提出和平发展战略，等等。同时，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切实有效的步骤和措施来应对全球化挑战，诸如人才培养、制度建设、塑造良好的国内国际环境、加强对社会和市场的控制能力等。

　　②提高政府官员的素质，及时将具有全球眼光和战略思维的知识精英选拔为公共部门的领导人，并且广泛开展以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官员培训。目前全国共有县处级官员672531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占90%，而1981年这个比例只有16��4%。2003年，中国政府在原有两所全国性高级官员培训学院的基础上，又分别在上海、江西和陕西增设了三所全国性高级官员培训学院，总数达到五所。在地方政府层面，也加大了地方官员的培训力度，目前全国县级政府以上的专门培训官员的行政学院或党校已达到3000多所。根据中国政府的官员培训计划，从2001~2005年，将培训县处以上官员25000人，其中省部级官员2000人。此外，中国政府还与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合作，对高级官员进行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和技能培训。例如，中央组织部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联合举行的高级官员培训计划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该计划目前已进行第2期，主要培训厅局级以上高级公务员，第1期共有59名高级官员接受培训。这些新颖的领导人才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而且擅长国际交往和国际合作，他们成了中国政府驾驭全球化进程的骨干力量。

　　③发展起一套灵活的、适应能力很强的制度和机制。参与全球博弈就必须遵守全球规制，但许多全球规制与中国的国内规制是冲突的。如何处理国内规制与国际规制的关系，便成为中国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在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后，中国领导人做出了有时可能是痛苦的但却是正确的抉择：尽可能地与国际接轨，使国内规制适应国际规制，立即修改与国际规制不相符合的国内规制。因此，中国政府突破传统的禁区，广泛地签署了包括政治权利、国际安全、世界贸易、环境保护等在内的一系列全球协定，并且根据这些国际协定及时修正国内的相关法规。以中国加入WTO为例，中国领导人明确表态：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中国的承诺不一致的，要通过修改使其一致；不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中国承诺的，要加以废除；没有相关法规的，要制定相应的新法规。在加入WTO的谈判中及加入WTO后，中国政府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和自己所做的承诺，仅在2002年，国务院近30个部门共清理相关法律文件约2300件，废除和修订近一半的法规条例。各省、市、自治区废止、修订的各种地方性法规更多达10多万件。

　　④积极谋求国际合作，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全球化时代尤其如此。为了适应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这一战略的要点是，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外交原则基础上，遵循“和而不同”的指导思想，寻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推动全球的民主治理，更加积极主动地发展全方位的国际合作，在和平与合作中发展自己，惠及对方。根据这一战略策略，中国政府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广泛地与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发展双边和多边关系，仅在1998~2002年的五年中，就签署了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1056个。同时鼓励地方政府和民间的对外交往。2002年，外国公民入境数达1344万人次，中国公民出境数达1630万人次，过去五年中，出入境人数年均增长10%以上。到2002年，中国共有296个城市与国外847个城市确立了友好伙伴关系。

　　⑤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内社会政治环境。全球化增加了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风险，全球化时代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个风险社会的时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维持国内的社会政治稳定对于实现小康社会和千年发展目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经过多次国内动乱的中国政府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和深切的感受，因此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都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信条。在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时，贯彻一条增量的、渐进的原则，力图在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都能“软着陆”。

　　⑥政府对社会和市场拥有很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中国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政府对市场拥有强大的调控手段和调控能力。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银行政策、土地政策、出口政策等，对宏观经济实施强有力的调节；同时，采取法律的强制手段消除市场经济的障碍，规范市场经济行为，从而确保国民经济的总体稳定。在国内，中国政府先后治理了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多次经济过热，今年的宏观调控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抵御外部经济风险和压力方面，中国政府成功地避免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且在最近坚强地抗拒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外部压力。在社会控制力方面，最好的例子是中国政府成功战胜2003年席卷全国的SARS病疫。中国政府不仅有效地控制了SARS，而且继续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 在国际舆论的视野里，中国已经是以其发展路径具有普适性的国家。中国的经验或中国模式被接受为一种软力量，从而对国际社会产生吸引力。我们应如何看待加强对“北京共识”的研究与提高中国软实力之间的关系？

　　● 想方设法增强综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这是强国之本，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的根本途径。综合国力的竞争，是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竞争的根本所在。确实，综合国力有多方面的内涵，简单地说，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方面，即所谓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提高硬实力，就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增加国家的经济总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巩固国防力量，这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软实力也变得日益重要，例如，国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体素质，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战略人才储备情况，政府的合法性与凝聚力，社会的团结和稳定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全球化时代，要有效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增强国家的实力，仅有经济的和军事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政治的、文化的和道义的力量。这里也包括中国的发展经验和发展模式。这是中国对人类发展的贡献，除非有明显的偏见，否则，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中国模式”与“中国威胁”联系在一起。

　　▲ 近些年来，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随着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影响的日益增大，全球治理的呼声变得越来越强。根据您所理解的“中国模式”，您觉得中国应当采取一种什么样的策略？

　　● 对全球治理至今并没有一致的、明确的定义，类似的概念还有：“世界政治的治理”、“国际治理”、“世界范围的治理”、“国际秩序的治理”和“全球秩序的治理”等。大体上说，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以下五个：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或基本单元、全球治理的对象或客体，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一些学者把这些要素分解成五个问题：为什么治理？依靠什么治理或如何治理？谁治理？治理什么？治理得怎样？我认为，继续加大对外开放，主动参与全球治理，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模式的重要内容。国家主权的结构和功能在全球化挑战下的变迁过程，实际上是国内政治权力和国际政治权力的重构过程。正像全球化过程一样，国家主权的重构过程对于民族国家来说，也是一把双刃剑。应对失策，国家主权就将受到损害，而应对得当，国家主权就会更加巩固。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与国际社会合作，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构，特别是参与国际规则的制订，在全球治理中承担起更加重要的作用，是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捍卫国家主权的正确选择。全球治理已经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实际需要，是目前惟一可以抗衡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现实选择。倡导一种民主的、公正的、透明的和平等的全球治理，是国际社会的道义力量所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应当在全球治理中主动肩负更多的道义责任。

　　▲ 印度社会学家拉姆戈帕尔·阿加瓦拉最近说：“中国的成功试验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令人钦佩的。其他国家应该尊重她并向她学习。中国有时似乎还相信西方的宣传，并将其成功归功于西方的方式。但实际上，中国有自己的道路，值得研究。”他这句话给我们的印象是我们对自己的模式研究的程度不够，是否真的如此呢？

　　● 每一个国家的学者，都会以极大的精力去研究本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的所有实践，归根结底，就是奔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对此，国内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且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研究，也就是对中国模式的研究。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研究还很不够，在有些方面甚至可能还比不上国外的同行。我们的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需要创新，研究的视野需要拓宽，与国外学者的对话需要加强。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的增强，重大的国际政治经济事务，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已经显然不行。中国学者也应当有这样一种责任感，即在重大的国际学术事务中，没有中国学者的声音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