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猫猫”不成“莫须有”必自证清白
本报评论员 晓宇
人们需要真相,就像人们需要寻找真相的方式一样。
当“躲猫猫”很荣幸而又很不幸地成为网络事件时,真相在别人的手里,方式也掌握在别人的手里,网民很幸运又很不幸地成为身份的道具。
除了想象的质疑以外,人们别无现实的支撑——现在,让我们回到事实的最初:24岁的玉溪北城镇男子李乔明因盗伐林木被刑拘,2月8日,李乔明因“重度颅脑损伤”离开晋宁县公安局看守所,四天后不治身亡。对此,警方给出的解释是,李于放风时间,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中玩“躲猫猫”游戏,由于眼部被蒙而不慎撞到墙壁受伤。
这就已为“躲猫猫”的走红创造了条件,一个青年公民在监狱的非正常死亡,“躲猫猫”三字,何以取信于天下?
要具有现代常识的人们去相信这样一个事实,沉默的代价实在太傻太傻,于是压抑的死相少有地上升为全民集体幽默,“俯卧撑很黄很暴力,躲猫猫很傻很天真”,“珍爱生命,不躲猫猫”,想象的力量,一夜之间,遍布网络。几千年来,在汉语的词汇中,大概只有“莫须有”三字足以与“躲猫猫”相媲美,大概只有韩世忠质问秦桧的那一句“‘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能够贯穿古今。
面对天下汹汹的质疑,官方自然要以自己的方式给予真相。云南省委宣传部面向社会征集网民组成“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迅急轰动地登上历史舞台。但这却是一次权力与权利太过仓促的婚姻,权力在对权利的逢迎与辩白之间留心观察,权利在对权力的顺从与自得之间欲迎还拒。
手书《出师表》的豪情壮志,瞬间于会见在押嫌疑人、浏览监控录像被拒的制度与法律构建的环境面前,退潮到“无力”——“这篇报告,绝不可能是让‘躲猫猫’事件‘解密’或者‘真相大白’的文件,我们只能保证我们的良心、责任能在这一天得到体现”。连独白都不是的报告,无怪乎网民调查的始作俑者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都不能认可,称其缺乏一个明确的结论,没有判断,一份“围城”内都觉得信息“不解渴”的报告,何况于“围城”外的信息饥渴了,因而质疑一浪高过一浪,直至调查“作秀”、参与的网民“托儿”的指责。
但调查还是有作用的,至少,“李乔明”更正为“李荞明”,“躲猫猫”也被严肃地正名为“瞎子摸鱼”。我们很难说对于网民的“情绪招安”是错误的,“网络舆论须用网络办法解决”,但现实的真相是不是必须在现实中揭开?如今,“躲猫猫”仍是雾水一团,“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调查委员会虽然像孔雀开屏一样漂亮,却也亮出了信息公开最丑陋的屁股。
我们不相信自己经历了网络民主,就像我们不会愚蠢地相信经历了娱乐选秀就经历了民主一样。民主不是有人为我们做主,而是人们能为自己做主,因此,人们保留对现实不妥协的真相要求,人们一再要求得到足以相信的真相为止,并保留质疑一切不正当的权利。如果“躲猫猫”不想成为“莫须有”,如果“躲猫猫”不想成为千秋笑柄,那么说出李荞明死于“躲猫猫”的执法机构,必须证明“躲猫猫”的清白,公布一段监控录像并非难事,给造成李荞明死亡的普华勇一次公开公正的审理也并非难事,“躲猫猫”事件网民调查是不是作秀式的现代愚民,亦将在彻底的公开透明中得到证实。
到底真相活在我们的想象中,还是我们活在对真相的想象中,“躲猫猫”是不是千古奇冤,事关这个时代何以面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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