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3000份传真与3000件文物

　　3年、3000份传真与3000件文物

　　我们告诉他们，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国家，他们能与国家资源对抗吗？

　　用多长时间、花多少金钱我们都奉陪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 北京报道

　　1995年2月20日中国驻英使馆发回的一份密电，引出了一次长达3年的海外流失文物追讨行动。

　　“那是中国第一次通过法律、外交途径成功追回大批流失文物。”曾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的马自树对《望东方周刊》说。

　　3000多件文物突现

　　根据这份密电，英国警方于前一年破获了一个走私埃及文物团伙，在清查赃物时，警方发现了数千件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文物，于是通知了中国使馆。

　　“那时改革开放不久，物质金钱对人们的刺激很大。”马自树说，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偷盗走私文物的势头愈演愈烈，这次大规模走私出境的文物就是一个反映。

　　因为数量巨大，国家文物局上报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时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委员李铁映批示了8个字：“千方百计、追回文物”。来自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公安部、最高检、最高法、司法部等单位的官员随即成立了专门小组，处理这一事件。

　　“我们开始希望通过刑事诉讼解决问题。”马自树说，如果刑事诉讼成功，就可以判定它们属于走私文物，根据英国当地法律是可以无偿返还中国的。

　　然而，由于文物是从香港运到英国本土的，其间履行了正常的报关手续还缴纳了税费，英国法院因此认为文物是合法入境，文物走私行为发生在其他国家。这并不违法英国当地法律。

　　最终英国司法机关决定不对走私嫌疑人进行刑事起诉，随后扣押文物的英国警方也决定退出此案。

　　中方不久就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如不启动民事诉讼，英国警方将把文物返还给嫌疑人--- 3个英国商人。

　　1996年9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张文彬在伦敦专程拜会了英国警方有关负责人，正式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态度，并希望双方共同合作，尽快解决此案。

　　然而，形势仍然在向不利于中方的方向转变。

　　向中国人“叫板”

　　就在张文彬到达英国的同时，走私嫌疑人竟然公开致函中国使馆，要求中国承认对这批文物没有所有权，或者进行民事诉讼。

　　同时，他们还起诉警方非法查扣财产。而英国法院并没有理会中方对于案件延迟审理的要求，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将一些文物判归走私嫌疑人。

　　当年年底，马自树带领一个包括文物、法律、外交专家在内的特别小组赶赴英国。

　　马自树一行人拜会了法院、检察机关和一些法律咨询机构，一位英国皇家大律师还免费给他们讲了一小时。“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一旦启动民事诉讼不是一年两年可以解决问题的，可以说遥遥无期，而且几乎没有把握。”

　　首先要提供这些文物的出土地，证明它们是被偷盗走的。马自树说，开始他们还对此抱有希望。

　　然而第一次走进那个存放文物的仓库，他的心就“咚”地一下沉了下来。

　　“3000多件，从石刻到杯子，从新石器时代到民国，从广东沿海到陕甘内陆，中式的、西式的，琳琅满目。”马自树一行人对文物进行了全面清点，最后确认是3494件。但其中却没有珍贵文物，“逐一找来源地根本不可能。”

　　为了追讨文物，公安部向香港派出了侦查人员，希望找到文物从内地走私到香港的证据，但久久没有结果。不久审理案件的英地方法院要求中国必须在1997年1月17日之前启动民事诉讼。否则将把文物归还对方。

　　形势进一步恶化。

　　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国家

　　“最后我们确定了一个策略，就是希望对方主动把文物返还。”马自树说，这一计划首先需要的就是时间。

　　1997年1月，中方代理律师启动了一个后来看来非常关键的程序：以英国地方法院蔑视国家豁免权为由，要求将案事移交英国上诉法院。这样英地方法院不得不对文物进行冻结，直到中方启动民事诉讼为止。

　　特别小组通过中间人向对方施压，“我们告诉他们，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国家，他们能与国家资源对抗吗？用多长时间、花多少金钱我们都奉陪。”---其实这正是中方最担心的。

　　官方媒体后来报道此事时说：“迫于我方对文物所有权主张的坚定态度和不惜代价捍卫国家尊严的强大压力，两名主要涉案嫌疑人于1997年2月表示了谈判和解的意向，英法庭也提出庭外调解的建议。”

　　那篇报道这样简洁地描述双方博弈的过程：“利欲熏心的走私嫌疑人发出和解试探后，不断出尔反尔，一直在观望最佳的方式和时机，以获取最大的利益，谈判接触十分缓慢和艰难。我方则一方面积极推动案事取证工作的进展，一方面耐心等待，从容制定具体可行的谈判方案，并反复组织专家进行充实、论证。”

　　然而，对于马自树这样的亲身参与者，当时的境况远不是那样胸有成竹。

　　漫长的谈判持续了一年时间，中方委托的英国律师行每天都从北京发传真给对方，加上之前的交涉，后来清点时发现前后至少发了三四千份传真。

　　绝望的时候，马自树甚至想过只要拿回一部分就可以，至少对偷盗走私者是一种震慑。

　　“最后外交部门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马自树说，使馆不断与英国官方交涉，并且通过在当地的资源向对方施压。一来二去，走私嫌疑人真切地感觉到了是在与一个国家对抗。

　　1998年2月10日，对方终于在归还文物的协议书上签字，除了其中的部分外国文物、新仿品及能够证明正常渠道购买的文物外，其他近3100件文物全部无偿归还中国。3个月后，文物抵京，国家博物馆还专门为此举办了一个大型展览。至此，这起特大中国文物国际走私案以中方获胜而告终。■

　　半个世纪前的“国宝大营救”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有一次“国宝大营救”，许多国宝级文物就是在那次“营救”中，几经辗转回到祖国。

　　当时，郑振铎刚当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解放前，大陆的收藏家收藏的古代书画、版本图籍和古钱币等，很多都流到了香港。所以刚解放时，在香港市面上有大量的中国古代珍贵图书和文物正待出售，其中不少都属于国宝级。他还从各个渠道了解到，香港的一些大古董商都在私下盘算，敲定各种珍品文物的售价，开价之高令人瞠目。

　　当时，不少外国机构、收藏家和国际文物贩子也都很关注，带着大批美元来到香港。

　　郑振铎马上从他主持的文物局划拨出了一笔款项，委托朋友在香港购买一些重要的古籍。经过反复思量，郑振铎向当时的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

　　1951年3月，文化部正式打报告，申请从国家总预备费中拨出专款，用于在香港抢救文物，他们还申请在香港成立“收购小组”。

　　周恩来立即同意拨款并在香港建立“收购小组”，他指示要“秘密进行这一工作”，并着重批示：“必须是购买真正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不要买古玩。”

　　不久,国家文物局的“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正式成立，由三人组成：徐伯郊、沈镛、温康兰。至此,大规模的文物收购、抢救工作正式展开了。

　　“收购小组”有三次著名的“战役”：抢救“二希帖”，让宝礼堂珍藏古籍善本的胜利回归和动员张大千将其所藏《韩熙载夜宴图》等国宝“卖”回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