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本书看清朝的汉化政策(下) 王学泰
统治者欢迎的“汉化”，即通过对儒道的尊崇，消除“满洲旧俗”中的各个旗主的权力，把权力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到了雍正时期，这个过程基本完成。现在凸现在最高统治者面前的就是统治基础的稳固问题了。
雍正为人猜忌，他总是有点惴惴不安。虽然立国八十余年，但他总是觉得汉人喜欢闹事，其“意中每似不愿太平安静者”，仍然不少，时时都有可能出点乱子。雍正告诫那些热衷学习汉文化的八旗子弟，让他们“学习满洲之武略骑射，勿但崇尚文艺、以致二者俱无成就，而以满洲之武略为可鄙也”。他说崇尚汉文化，可能最后弄得“文不成，武不就”，还是守住“武略骑射”和“淳朴世风”好。
如果说顺治时期朝廷对于汉化无论是襄赞还是抵制都还缺少自觉的政策意识，把汉化作为一种自觉的政策意识则是从康熙开始的。雍正皇帝对汉化的控制意识加强了，开始了防堵；而到了乾隆时期，他继其父继续整顿旗务，把控制八旗汉化当作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他隐隐感到汉化的实质是“文人化”和“汉人化”，前者消弱了满洲的战斗力，没有“八旗健儿”的“骑射”，清朝不是要处在风雨飘摇中吗？后者更可怕了，如果旗人成了“汉人”，满洲皇室的基础又在哪儿呢？因此乾隆对控制汉化政策，抓的最紧，力度更大，甚至不惜兴起大狱。
在整饬旗务过程中，乾隆要旗人重温皇太极昔日对满洲人的教导：“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满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等四条。
四条中的“骑射”(武功)“国语”(满洲话)好懂。乾隆就是从这两条简单的抓起。在接见满洲臣工时，他常常用“清语”“清字”，测验臣子们有没有忘本？不能用请语、清字的回答的，轻则“申饬”，重则撤职。另外，在满洲人、旗人如参与科举考试必先考弓马骑射。
“敦崇淳朴”需要解释一下。其实说透了就是忠于满洲皇帝，如果说汉族士大夫真的忠于满洲皇帝的话(在雍正、乾隆眼中，许多汉人是假忠)，那还是通过儒家经典的教诲，懂得了“忠君”的意义，从而转换成忠于满洲皇帝行动的。而满洲人不是这样，他们忠于自己则是他们的本性，淳朴就是不假外力、不需要学习，自然形成的。显然，这是欺骗，是为了拉拢住八旗子弟的饰辞。
什么叫“浮华”？这包括更为广泛，凡是满洲人接受了为皇帝看着不顺眼的汉人习俗，都可以称之为“浮华”。比如写诗作文在汉族文人士大夫看来是件雅事，它又有怡情悦性的功能，遂成为文人的时尚。康熙、雍正、乾隆等几代皇帝也读历代文人士大夫的书，自然也羡慕汉族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康熙、乾隆二人合起来十二次江南之巡，内在的动机就有对汉族文士所肯定山水之美的追求。雍正、乾隆都有穿戴汉族文人服饰的造像，有的还做“抚孤松而盘桓”状。但皇帝是皇帝，可以率性而为，他怎么“汉化”也没人敢有异议，谁也不敢说这是“浮华”，至于这些满洲世仆，穿汉人的衣服，改汉姓，不会说清语、写清字都是问题。这些都可以称作“浮华”。
乾隆特别厌恶身为满洲而以文人自居，像钟音这样久任督抚大员的满洲官员，因为不关心武备，“自号文人”，也严加“申饬”。可见他对满洲人“文人化”的轻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中国古代史上文字狱最厉害的就是乾隆时期，此间仅经由皇帝处理的文字大狱就有六七十起之多，其中也涉及满洲大臣。最典型的是处理胡中藻诗案中对广西巡抚满洲人鄂昌的惩罚。胡中藻曾是内阁学士，乾隆十五年向皇帝献其所著《坚磨生诗集》，二十年三月突然下了一道上谕，指责胡诗集中多有“悖逆”之词，胡中藻下狱。诗集中有与鄂昌唱和之作，遂株连鄂，抄了鄂昌的家，在鄂家发现了鄂昌自己写的诗和其他满洲人的诗集，乾隆觉得有典型意义，发了一道上谕：
谕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漫，渐成恶习。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今检其所作《塞上吟》，词句粗陋鄙率，难以言诗。而其背谬之甚者，且至称蒙古为“胡儿”。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倾心归附，与满洲本属一体。乃目以“胡儿”，此与自加诋毁者何异？非忘本而何？……夫满洲未经读书，素知尊君亲上之大义。即孔门以诗书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为重。若读书徒剽窃浮华，而不知敦本务实之道，岂孔门垂教之本意。况借以诋呵讽刺，居心日就险薄，不更为名教罪人耶？此等弊俗，断不可长。著将此通行传谕八旗，令其务崇敦朴旧规，毋失先民矩矱。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哆口吟咏，自蹈嚣凌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
从这道上谕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托名读书，无知妄作，哆口吟咏”的痛恨。最后鄂昌也被处死。为什么处理如此严重？他感到鄂昌的汉化滑到了“汉人化”的边缘了，竞称满洲人“二弟”(满洲未入关时为了与蒙古团结一起与明朝征战，自命为刘备，视蒙古为关公)——蒙古为“胡儿”，这已经不仅是文人化消弱战斗力的问题了。
这道上谕在当时很有威力，必然加深旗人、特别是满洲人对写诗作文危险性的认识。从这个案例可见乾隆在控制满洲汉化过程中手段的严酷。
从入关到乾隆末年150年间，出于各种动机，到此时汉人编选的清人诗歌选本，就我个人所寓目的就有二三十种之多，然而独独没有专门以满洲人、八旗人诗歌创作为收录对象的选本问世。这是为什么？其根本原因就是皇帝厌恶满洲人搞这些虚浮的东西。旗人自己写点诗文，自己刊刻一下，就周围的小圈子的人知道，一编成选本就显得格外招摇，害怕因此得罪。
然而，乾隆一死，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嘉庆九年(1804)，内务府就刊刻了第一部旗人诗歌创作总集――《熙朝雅颂集》。此书共138卷，编辑者最初为满洲正黄旗的铁保，乾隆三十七年进士，也是屡任广东巡抚、浙江巡抚、两江总督的地方大员。乾隆去世五年后，他把编成的“八旗诗”献给嘉庆，不仅未受责备，还受到表彰，并赐名《熙朝雅颂集》。嘉庆皇帝为此书作序说：
夫言为心声，流露于篇章，散见于字句者，奚可不存？非存其诗，存其人也。非爱其诗律深沉，对偶亲切；爱其品端心正，勇敢之忱洋溢于楮墨间也。是崇文而未忘习武，若逐末舍本，流为纤靡曼声，非予命名“雅颂”之本意。知干城御侮之意者，可与之言诗。图但与此函，侈言吟咏太平，不知开创之艰难，则予之命集，得不偿失，为耽逸恶劳之作俑，观其集者应谅予之苦心矣。
虽然为了与祖宗的说法“接轨”，也讲些“爱其品端心正”“崇文而未忘习武”这些空洞的“政治正确”的话，但方向变了。乾隆间的旗人诗何尝没有“品端心正”“崇文而未忘习武”的作品！皇帝之所以鸡蛋里挑骨头就是要刹住满洲“文人化”进而“汉人化”的这股风潮。牢牢地控制住汉化的进程。而到了嘉庆时这股力量控制不住了。
《熙朝雅颂集》标明“钦定”，黄缎子封面，绵白纸作衬，墨色鲜亮，刊刻精美，看起来真是赏心悦目。用现代的话来说，如此高调出版，那时谁知它是清统治者一项重要政策失控的标志呢？ (来源：学习时报)
(责任编辑：黄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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