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忆青年杨朔在哈尔滨

　　友人忆青年杨朔在哈尔滨

　　口述/方未艾 整理/方朔

　　著名现代作家杨朔，原名杨毓，1913年生于山东省蓬莱县。1937年去延安参加革命，陆续发表一些通讯、特写、小说和散文。抗美援朝期间，赴朝鲜前线，著有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是我国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还著有通讯特写集《鸭绿江南北》（1951）、《万古长青》（1954）。

　　杨朔是一位很有影响和成就的优秀散文家。他的散文代表作《雪浪花》、《荔枝蜜》、《樱花雨》、《海市》、《泰山极顶》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1968年，杨朔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许多人知道杨朔的作品和他后半生的经历，对他青年时期在东北的一段生活却很少知道。20世纪30年代初，杨朔从山东到东北的哈尔滨，名字叫杨莹叔，这期间我和他有一段难忘的交往，而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初识杨朔

　　1932年，我在哈尔滨的一家私人办的《东三省商报》当编辑。当时，这个报社在市内道外十四道街一座两层楼中。《东三省商报》是对开4版的日报，其中有一个版面是副刊，原来没有刊名，我负责编辑这个副刊后，起个刊名叫“原野”，意思是万木争春，百花齐放。

　　副刊曾连载一位大学教授李仲子的文言体《诗话》，我去了之后认为多数读者对文言文章和诗话不感兴趣，就给停载了。有一天，李仲子打来电话质问我，并让他的一个学生和我面谈。我在编辑室接待了他。

　　这个学生有20岁左右的样子，白净净的长脸，明亮的眼睛，宽宽的肩膀，细高的身材，头戴一顶台湾草帽，身穿件白绸子长衫，下面是一条散腿裤，脚上的皮鞋又黑又亮。看他的外貌，像是一个阔人家的公子哥儿。

　　我当时26岁，不习惯见面与人握手，就请他坐在一只木椅上。他摘下帽子，漏出一头黑黑的背发，光润的额头渗出晶莹的汗珠。时值夏日，他大概是步行而来，坐下后不停地用手帕擦汗。

　　我所在的编辑室，是一个面积不大的用砖墙隔成的房间，室内只有一个写字台、两把椅子和一张大木床。写字台上堆着一些文稿和书报，床上放着我的被褥和衣物。

　　他一边看着我，一边扫视着屋内。

　　我问他：“你是李教授的学生吧，贵姓，台甫怎么称呼？”

　　“我叫杨莹叔，您不认识我，我在道里的大街上和公园里见过您几次，前任编辑老陈对我讲过您。”他谈起话来很洒脱，带着一些山东口音。

　　我说：“你不是本地人吧？是山东人？”

　　“是的，我是山东蓬莱人。听您口音，也不是本地人，咱都是身在异乡为异客呀！”

　　“我生在辽西，老家是山东掖县。”

　　言来语去，感到有些亲近，他讲起自己的情况。

　　他毕业于烟台的惠文中学，因家穷没考大学，也没找到职业，就离乡闯关东。“九·一八事变”后，来到哈尔滨，在英商太古洋行当职员，业余时间在法政大学夜校学习。李仲子教授教语文课，因都爱写文章，彼此较熟。这次李教授让他来谈一谈，希望能把连载的诗话继续登完。

　　我很理解他，于是把报社的情况告诉他说，这是一家商报，主要靠广告收入维持支出。读者大多是经商的，有些是机关和学校的人。新闻多是经济类的，副刊主要发表些内容有趣、文字通俗的文章，这样才适合大多数读者的口味。

　　他听后说：“以前我来过几次，但并不了解内情，李教授也不了解，我回去将您的话转告给他。”

　　我把李教授的一些文稿找出来，让他带回。这些稿子我都认真看过，写得言简意赅，字斟句酌，凡读过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文章的人，一定都喜欢看。当时，能看懂这样文章的读者实在太少。

　　我把稿子交给他，也感到有些于心不忍。因为，我也是从投稿开始当上编辑的，很理解写稿人的心情。他站起身来接过稿子，很慎重地卷成一卷，客客气气地向我告辞。

　　我对杨朔挺有好感，认为有很好的文学底蕴，人也挺温和。

　　从相识到相知

　　过了几天，杨朔送来李仲子用白话文写的一篇悼念女儿的文章。他女儿自由恋爱，后被抛弃，失恋后精神受到严重打击，忧郁成疾而亡。作为父亲痛感失去爱女的哀苦，又为年轻的生命无限惋惜。这篇文章写得哀婉动人，在“原野”副刊上发表以后，收到很多读者给作者写来的慰问信。

　　有一天，杨朔送来他写的一篇白话散文，我看了后觉得很好就收下了，并让他将慰问信转给李教授。从此，我和李仲子的关系渐熟。杨朔在他休假的日子常来报社，我们除了交谈文章，还常到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到公园去散步，到松花江去划船、游泳。

　　当时，我们下小饭馆，吃得很简单。他爱吃煎饼、小米粥，常吃的菜是白菜、豆腐。杨朔对我讲过他过去一段流浪的生活。那天，他边吃边对我说：“在我没有找到工作时，常到这样的饭馆吃饭，每次都吃不饱，心里计算着口袋里的钱还有多少，还能吃几顿饭。有了职业后，虽然钱多了，但总难忘记过去的日子。”

　　我对他讲起刚来哈尔滨时，和萧军住在小客栈，吃上顿没下顿，每天坚持写稿投给报社，有时能换点稿费，有时没钱就饿着肚子写稿……他听后很感慨地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啊！”

　　他虽然这样说，但我还是对他平时身上的草帽、革履、绸衫、绸裤这副穿戴大惑不解，便说：“我们在这样的饭馆吃几次了，你看这里的人都是满身褴褛的平民，只有你穿戴得像个阔人。”

　　他苦笑着说：“这也是我的苦衷。我在洋行里工作，一般人都穿西装，讲外语。我为了保持中华民族的本色和尊严，不穿西装只穿这身服装，让他们知道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我对他的民族气节从心里尊重。

　　有一天，我和他在道里中央大街一家咖啡馆里喝咖啡，当向杯里放方块糖时，我问他这是不是太古洋行的商品，他说：“是的，但不是英国产的，是英国殖民地的产品，由英商贩运来的。我在洋行里工作，许多人认为我是给外国人办事，其实我是在谋生。”

　　我们离开咖啡馆后，他邀请我到他的住处去看看。他的住处是在石头道街的太古洋行附近一个有三间瓦房的小院子里，中间是厨房，两边是卧室，他住在东边的一间，对面的一间是他的带家眷的同事住的。他的房间比我住的编辑室大，室内有一张铁床，一个写字台，两把椅子，墙角有一个衣柜和一个书橱。墙上有两张地图，一张是世界地图，一张是中国地图。在他的书橱里，有中文书，也有外文书。我注意看到中文线装书有《李太白全集》、《杜诗镜诠》、《古文观止》、《古文释义》，还有《柳河东集》、《白香山集》等。新出版的书有冰心的《春水》、庐隐的《海滨故人》和鲁迅的《呐喊》、《彷徨》等，还有一些英文书和俄文书。

　　他说这些书多半是李教授借给他或送给他的，只有几本是自己买的。他说想学日语，我刚好在日本人办的学校学过日语，便说：“这样好吧，我教你日语，你教我英语。”由此，我俩在学习外语上互为师生。再见面时，就开始学习外语了。

　　志同道合

　　1932年秋，松花江涨了多年未曾有过的大水。一夜之间，道里和道外低洼的地方都被水淹没，很多的人在水中挣扎、求救，部分受灾难民逃到南岗和极乐寺一带高地避难。

　　我所在的《东三省商报》报社的大楼，被水淹了半截，报纸被迫停刊，人员都搬到道里。过了几天，报社租了房子和印刷厂 ，出了一份晚报。

　　我搬到离杨朔住处不远的中国二道街德商西门子经理的家里，我们经常往来。晚报没有副刊，为报道水灾的情况，开了一个专栏，叫“水国见闻”。我和杨朔到道外受灾最重的地方去看过，回来后，他写了一篇《水国吟》，我给发表在“水国见闻”专栏。后来，我俩又一起到南岗和极乐寺一带难民聚集的地方采访，由他执笔写了一篇散文，我给发表在当时地下发行的《工人事业》报上，散发给难民看，许多人看后都感动得流下眼泪。

　　洪水退去后，报社的人员都搬回来照常上班。有一天，党内的同志金伯阳从沈阳回来，把一个箱子寄存到我的住处。当他把箱子搬上楼时，我和杨朔正在屋里谈话。杨朔见来人不是一般的人，就告辞走了。

　　杨朔走后，伯阳警惕地问我：“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说：“他就是在《工人事业》报上写过难民痛苦生活的那位青年人。”伯阳这才放了心。这次，伯阳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中共中央已由上海进入苏区，满洲省委由沈阳搬到哈尔滨。共产国际在海参崴成立了一个太平洋秘书处，直接指导太平洋沿岸各国的革命运动。最近省委要在哈尔滨开一个会，有的同志要到我的住处住宿。

　　伯阳是我的小学同学黄吟秋介绍认识的，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他知道我和萧军是朋友，关心地问了萧军的情况。他对我很信任，临走时让我保管好箱子，并说对杨朔要注意培养，多一个同志多一份力量。我感到他第一次见到杨朔就有信任感，心里非常高兴。但当时的情况，我是不能对杨朔讲出来的。

　　过了一些日子，我离开商报到《国际协报》去当副刊编辑，搬到道里一家波兰人开设的名叫瓦尔沙瓦的小旅馆住，杨朔和我常见面。中共满洲省委的几个同志也常到这个小旅馆聚会，当时担任市委书记的吴健（化名老吴）住在我的对面屋，他教我唱《国际歌》，杨朔也和我一起学会了这首伟大的歌曲。记得那年在一场大雪之后，我和杨朔到松花江边看雪景，我们对着白茫茫的大地，高声唱起这首歌，似乎忘记了身边的一切。唱完后，我们把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接近党内同志

　　1933年的春天来到了，金伯阳和老吴住在瓦尔沙瓦小旅社，白天经常换上工人服装到工厂去，晚上回来常有三五个人来看他们。这些人在一起，非常亲切，就像兄弟一般。杨朔看到他们相处的关系，感到很羡慕。他对我说：“在我的周围，见不到这样的人。”

　　金伯阳是大连人，那时的公开姓名叫杨扑夫。在哈尔滨有一位党内的河南人，身材魁梧，也姓杨。为了将两人区别，称伯阳为北杨，称另一位为南杨。南杨就是后来成为抗日英雄的杨靖宇，当时在哈尔滨是党内的负责人。老吴是上海人，参加过三次大罢工，前额负过伤。这些同志杨朔都见过，只是不知道他们在党内的身份和地下工作的情况。

　　有一天早上，伯阳到国际协报社找我。他说给我介绍一位从苏联回来的女同志，教我学习革命理论，到公园去接头。我跟着伯阳来到离报社不远的公园，在喷水池旁的一棵树下的长椅上，坐着一位看样子年纪有二十七八岁的女子，身穿西式长衫，脚穿一双高跟皮鞋。她手里拿着一个打开的手提包，对着里面的镜子，正在用手抿着鬓发。见我们来到跟前，立即合上小提包站了起来。她的身材不高，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两道稍稍竖起的细眉，脸上施着一层薄粉。伯阳对我说：“这是李大姐。”对她说：“这是林编辑。”当时，我的笔名是林郎。我们坐下后，她见我比她长得高大，就问道：“咱俩谁年龄大？”我说：“我二十七岁。”她听后笑着说：“我刚好比你大一岁，还称得上你大姐。”

　　听她的口音是四川味，我刚想说话，伯阳见林荫道上走过来一个人，就机警地站起来说：“我们走着谈吧。”来的人是杨朔，伯阳便和她走开了。杨朔意外地见到我，小声地告诉我说：“公园里有人散发抗日传单，那边来了很多日本人和警察。”我看他的神色有些紧张，便和他一起离开公园。那天伯阳介绍的李大姐化名李洁，原名叫李一超，是四川人，她就是日后到抗联领导武装斗争牺牲的女英雄赵一曼。当时，我并不知道。杨朔问我她是谁，我竟然说是刚经人介绍认识的一位女朋友，今天想起实在太可笑了。

　　过了几天，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到杨朔的住处，他给我看了一幅金剑啸画的《松江风雪图》，是他在画展上买的。他对这幅画很欣赏，画面是风雪漫天的松花江上，有一个系着红围巾的少女坐在爬犁上扬鞭打马，雪花飞溅，奔驰向前。画面很美，也有意境。他当时对金剑啸不太熟悉。其实金剑啸也是党内同志，从上海来到哈尔滨，从事抗日宣传，后来于1936年8月在齐齐哈尔被日本人杀害。杨朔仅知道金剑啸是位艺术家，画画、写诗，我不便告诉他党内情况，只是说我们关系很好，互相很信赖。

　　1933年哈尔滨电车工人举行大罢工，我和杨朔正从中央大街往新城大街走时听说的。这在哈尔滨是第一次，尤其是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社会震动很大。杨朔急着要去看看。但当我们赶到时，罢工结束了。杨朔说：“中国人不怕日本人，这是一次反抗斗争。”我心里想，这一定是党内同志领导的，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我和杨朔来到瓦尔沙瓦小旅社，听主人说老吴和伯阳在头一天就搬走了，心才落了地。当时，当局禁止报道工人罢工的消息，我在半年后苏联出版的中文版《共产国际》杂志上，才看到有关这次罢工的一篇文章。

　　在太阳岛上

　　这年夏天，在一个炎热的星期日上午，杨朔身着绸衫革履兴致勃勃来到报社，邀我到太阳岛游泳。我们来到江边，租了一条船，当我们离开江边不远时，忽然刮起一阵大风，江面上波涛翻滚，小船在起伏的波浪中颠簸。我担心小船会被刮翻，惊慌地说：“我们划回江岸吧，要出危险啊！”他毫不在意，脸上显出兴奋的神色，两手用力划桨，小船冲着浪头，忽起忽落。我看杨朔非常镇定自若，也就不再担心了，两手紧紧把着船边，随船起伏，倒感到有种战胜恐惧后的快乐。

　　不多时，风平浪静，小船也平稳了。杨朔满脸流汗，绸衫湿得贴在身上。他放下桨，让我慢慢地划着。这时，他从船边俯下身去，手捧清凉的江水洗脸。一边用嘴喷着水，一边用力晃着头，甩着脸上的汗水和江水。看他样子，一扫往日的斯文，我倒觉得他更可亲可爱了。

　　杨朔洗完了脸，也没有用手帕擦，就又握起双桨，用力地划了起来。我们很快穿过江面上的许多小船和游泳的人，来到江中的太阳岛上。寄存了船，到一家更衣室里换上自带的泳衣，就跳进太阳岛畔的大江游起泳来。

　　当我们游到江心时，从下游驶来一只日本军的巡逻船，鸣响着刺耳的汽笛，平静的江面立时被冲起波浪。许多划船和游泳的人，急急忙忙躲向江岸。有的人站在小船上，有的人立在水边上，有的人上了岸，惊奇地张望。这时，我用力地向岸边游，杨朔却若无其事地仍在江心游着。在巡逻艇要经过他身边时，他竟在艇前不到20米的地方横游过来，我真为他担心。在他游到我身边时，我忍不住说：“你太冒险了！这些日本人会向你开枪的。”他不以为然地说：“他不敢！”

　　我们游到岸边水浅的地方，走上了太阳岛。杨朔俯卧在沙滩上，我坐在他的身边，谈论着刚才的事。正谈着，一些在沙滩上穿着泳衣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忽然发出惊慌的喊声。我们顺喊声望去，只见不远处有一队日本军的巡逻兵骑着马奔驰而来。人们在急忙躲闪，沙土在马蹄下飞扬，日本兵在马背上狞笑。我和杨朔没有移动，这支马队竟然从我们身旁绕了过去。马蹄溅起的沙土，落在我们的身上。当日本巡逻队走远时，很多中国人大声骂起来，有的怒目而视。

　　这时，从岸边走来两个青年女人，一个是工业大学的学生，一个是有名富商的女儿。她们都喜欢文艺，常写些花儿鸟儿的新诗。我认识这两人，都给她们发表过文章。

　　当她俩走到我们身旁，先同我寒暄几句，就让我介绍一下这位刚才不怕日本军艇和马队的人。我站起身来，说：“好吧，这是我的朋友杨莹叔，在太古洋行上班。”她们凝视着身上只穿条泳裤的杨朔，脸上微笑着，这使平日很少与女人交往的杨朔感到局促、发窘。于是，我指着烫着卷发、身材修长的一位说：“这是王丽女士，工业大学的学生。”指着另一位头盘双辫的女子说：“这是韦燕女士，女诗人。”

　　杨朔已经站起来，礼貌地同她们一一握手，说着恭维话。他们之间说完客气话，竟无话可说了，面面相觑，样子都很尴尬。这时，王丽比较有经验，大方地说：“我们到江岛餐厅喝杯马罗斯好不好？”韦燕接着风趣地说：“你不如说喝杯‘爱斯克柳木’，‘马罗斯’这句俄国话不时髦了，我这句日本话正风行。”

　　我们一边谈笑着，一边向江岛餐厅的小楼走去。那时，太阳岛还很荒凉，在沿江一带有两个木排搭成的水上体育场，在岛的东边沿江一带，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简易房，有的住着避暑的人家，有的为游泳的人做更衣室用。江岛餐厅的小楼像鹤立鸡群一样，矗立在太阳岛上，是唯一的现代建筑物了。

　　江岛餐厅当时是一个逃亡的俄国人办的，几个服务员都是俄国少女。她们和王丽、韦燕说俄语，和杨朔说英语。我说了几句日语，她们都不懂。我们在餐厅吃完冰激凌后，两位女士邀请我和杨朔到江上划船。那时节，江水粼粼，清风习习，微波荡漾，情意绵绵，很多划船和游泳的人，都注视着我们，有的还窃窃私语，也许有人把我们看成两对情侣。

　　划完船后，两位女士邀请我们去游船俱乐部跳舞，杨朔婉言谢绝了。她俩不尽兴，又盛情邀请去马迭尔影院看电影，杨朔一再推说有事又谢绝了。两位一腔热情的女士觉得扫兴，就冷淡地向我们告辞，坐上小船缓缓地向江南划去。

　　我和杨朔在太阳岛上散步，谈到他对女人的态度有些不近人情，让人难以理解，他对我说：“我对女人并不是不动感情，但一想到自己独身在外，前途未卜，尤其是国难当头，心情就十分沉重。我很爱古代的诗文，常常陶醉其中。对身边的一切，感到很苦恼。我有时心里像有一团燃烧的火，只恨无处发泄，有种说不出的痛苦和悲愤……”

　　我和杨朔相识有一年多了，从没见他这样倾诉自己的心怀。我对他说：“现在有很多人，为了祖国和民族，组织起来进行反抗和斗争。我们周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甘当亡国奴。你的心情我很理解，我有几位朋友很有志向，今后常在一起交往，我们会成为更好的朋友。”

　　见时容易别时难

　　哈尔滨的秋天比长春、沈阳似乎都来得早，气温低得也快。

　　有一天，我和杨朔在一起的时候，党内的同志金伯阳来找我。他见到杨朔很爽快地说：“我见过你，可一时说不出名来，真对不起。”

　　杨朔回答说：“是见过，在报社、在瓦尔沙瓦旅馆都见过。”

　　我知道伯阳在大连长大，当过电车司机，就对伯阳说：“他就是我常常对你讲的朋友杨莹叔，现在太古洋行当职员，他游泳、划船都非常好！”

　　金伯阳立刻伸出宽厚的大手，热情地和杨朔握手。杨朔知道我们有事，就先告辞走了。

　　伯阳是从乡下刚回来，他给我讲了抗日游击队的一些情况，并说要留在市内住些时间，让我帮他找件事做，好掩护下身份。我突然想起杨朔跟我学日语的事，伯阳从小就学过日语，就让他接我教杨朔的日语，当家庭教师。伯阳对这主意开始觉得不太适当，一时也找不到别的事做，就答应了。

　　当天晚上，我去找杨朔谈了这事，他很高兴，说：“我看他和你交往很深，这人很豪爽、热情，我愿意跟他学日语，也愿意和他交个朋友。”从这以后，杨朔不仅和伯阳在学习上成了朋友，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成了志同道合的战友。

　　这年的10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送我到苏联去学习。因为是党内的秘密行动，我没有向报社辞职，也没有向朋友告别。当时，只有通知我的人和带我过边境的交通员知道我的去向和离开的时间。在我突然走后，哈尔滨的朋友和认识我的人，有的认为我被捕失踪了，有的认为我下乡参加抗日游击队了。

　　我在苏联学习了两年，于1935年秋秘密回到哈尔滨。当时，我的朋友萧军、萧红、舒群都为了躲避日本宪兵的追捕，先后离开哈尔滨去了青岛。我回来后，先见到了过去常在报纸上发表俄文翻译作品的金人，他告诉我杨朔还在洋行工作，仍住在原处。在一天的夜里，我突然来到杨朔的住处，他见到我惊呆了，马上就紧紧地把我抱住，热泪盈眶地说：“真没有想到你还能活着，我把祭文和追悼文章都写过了！”

　　我当时也非常感动，回来时组织分配我到伯力远东红军司令部当一名侦察员，主要在东三省地区工作，为了安全不准暴露身份和任何活动内容。杨朔一再问我到哪儿去了，回来要干啥，我都没肯说实话。现在回想起来，心里很是内疚和难过。

　　那天晚上，我和杨朔彻夜未眠。他告诉我说，伯阳教日语很认真很好，还讲了很多我和萧军、萧红的交情，讲了很多抗日的道理，也讲了他在大连的往事。后来，伯阳离开哈尔滨到乡下参加抗日游击队，再没有回来。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和杨朔告别。我说要到长春办件急事，他可能猜想到我的身份，告诉我有急事可以到长春大同日报社找他的弟弟杨毓玑，他还告诉了我他的朋友孙梅陵的地址，我心里非常感动。怎么也没曾想到，这次分别以后我和杨朔竟再也没能见面！

　　我到长春后，见到了杨朔的弟弟和朋友，在一起相处多日。1936年春，我离开东北，到了新疆。1950年到了山东大学教书。1955年至1978年我失去了人身自由，待我恢复了公民权，想寻访杨朔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被迫害身亡。我在悲恸中思念杨朔，心中还有很多话想对他说！

　　30年代东北作家群中的知名作家、编辑。1932年在哈尔滨《东三省商报》、《国际协报》当副刊主编时加入中共。1933年被中共满洲省委派往苏联列宁大学学习，曾任《太平洋灯塔》杂志编辑，并加入联共。1938年在新疆，因苏联肃反扩大化而被捕入狱8年。1955年在山东大学被打成“胡风分子”。1978年恢复公民权。先后在兰州大学、山东大学担任俄语教授、外文系主任，兼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青岛市文联副主席、辽宁省诗词学会顾问、本溪市作协顾问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撰写了30余万字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