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炎林与改革开放

　　庄炎林与改革开放

　　初期的合资饭店建设

　　文/王耀成

　　1979年1月，中国第一批引进外资的试点项目被确定,它们是：中国航空食品公司、建国饭店、长城饭店。1980年4月2日，国务院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正式批准了这3家合资企业。

作为中国大陆第一批合资企业，它们的批文号分别是“001号”、“002号”、“003号”。

　　如同3发红色信号弹，中国的对外开放实质性地启动了！

　　庄炎林亲身经历了那一段岁月。其中长城和建国饭店两个项目就是由他具体负责主持论证、谈判直至签约、建设的。

　　回首那一段不寻常的岁月，庄炎林感受最深刻的是两个字——观念——观念的冲突，观念的开放、突破或者说解放……

　　引进外资是爱国主义

　　还是卖国主义

　　1978年11月，庄炎林奉调刚成立不久的国家旅游总局，亲眼看到中国对外开放所遭到的第一个尴尬场面：

　　关闭已久的国门打开了，好不容易盼来的宾客登门了，主人自己却发现：床铺还没有准备好。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行。”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也为了解决迫切需要的外汇，邓小平率先提出：“打好侨牌,做好做足两yóu（即旅游和石油）工作”。结果话声刚落，海外旅游者蜂拥而至，1978年全国旅游入境人数即达180.9万人次，超过以前20年的总和；1979年又猛增到420.4万人。

　　猝然而至的旅游大军，令旅游部门狼狈不堪：以北京为例，当时只有7家涉外饭店，而达到接待标准的仅1000张床位。外国客人一下飞机，不是立即安排住宿，而是被拉到景点去游览，晚上再到饭店等候床位。北京实在无处下榻了，便把客人送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第二天又用飞机接回来继续游览……

　　百废待举的中国急需饭店、急需床位。发展旅游本为赚钱，但现在更需要的却是先为旅游投钱，而当时的中国最缺的就是钱。这就陷入了一个仿佛不能自拔的泥潭。还是邓小平一语破的：积极利用侨资、外资建一批饭店。根据小平的指示，先是中央指定谷牧、廖承志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了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人会议，传达了邓小平关于“民航、旅游很值得搞”，“要以发展旅游为中心搞一个综合方案”，以及利用侨资、外资造旅游饭店，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指示精神，研究了具体落实措施。为加强领导，国务院正式成立了以谷牧、陈慕华、廖承志为首的利用侨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并在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侨外资办”)，国家旅游总局局长卢绪章兼任主任，副局长庄炎林兼外资办常务副主任。

　　“春江水暖鸭先知”。最敏感的是商人，信号刚刚发出，外商便争先恐后纷至沓来。在一年之内，侨外资办就先后同120多家侨商、外商接触和商谈。其中外商有泛美洲际饭店公司董事长、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和她带来的马尼拉饭店总经理、泰国一位总理推荐来的一家饭店总经理、英美的许多大饭店老板如美国“五月花”饭店等；侨商则有霍英东、罗新权、陶欣伯等。邓小平还亲自会见了泛美航空公司董事长西威尔和洲际饭店公司的客人。作为外资办常务副主任，庄炎林几乎接待了所有的重要客商。

　　但是与外商的“热”相反，国内却报以出奇的“冷”：从中央到地方，对于利用外资建造旅游饭店各种各样的看法争论不休。在一些人看来，建合资饭店就是与外国资本家结盟一起赚中国人民的钱，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阶级立场问题了。说你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算轻的，甚或责问你这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庄炎林首当其冲，关于他个人的种种风凉话也是纷纷扬扬。

　　“庄炎林一批一批地与外国人谈判,听说宴请用的烤鸭,摞起来有一座饭店那么高了。”

　　“咱们卫星都能上天,还怕盖不成饭店？管不了饭店？要去求洋人,岂不是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吗？”

　　有人甚至把状告到了廖承志那里:“廖公,不要再让庄炎林瞎折腾了,不就是为了盖房子吗?把他请客的钱加起来,就可以盖一座大楼了!”

　　谈了上百家，没有谈成一家，问题不在庄炎林，而恰恰出在当时国内的观念和投资环境。许多侨商、外商兴冲冲而来，却发现原来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廖承志心里明白。他不但没有撤换庄炎林，反而亲自给他引荐了一家客户。

　　一美元买一个饭店

　　廖承志介绍的是美籍华人陈宣远, 一位建筑师兼饭店经营者。

　　廖公坦荡地告诉庄炎林:“举贤不避亲,陈宣远是我的远房表亲,他的为人我了解……当然,我只介绍,决不插手,具体的你们自己去谈。”

　　陈宣远早年在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后来到美国定居。在美国设计并建造过旅馆,也经营管理过饭店,当时拥有美国加州旧金山的帕罗沃特、拉古娜、帕萨迪娜、希尔顿等4家假日饭店和一个建筑事务所。在后来的考察和谈判中，庄炎林到过他在尼亚加拉瀑布边上的布法罗的希尔顿饭店，也到过旧金山蒙哥马利街的建筑事务所。经过考察接触，庄炎林看到陈宣远对饭店的建设、经营和管理都很有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有强烈的爱国报国思想,愿意为国家尽点心力。

　　“我的心愿只是想为国家做点事，想帮助中国建起第一个中外合资饭店。”在谈判中陈宣远一再这样表示，而且后来的行动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从谈判、签约到建成开业，陈宣远飞来中国大陆22次。这22次的越洋飞行不说旅费要多少，仅仅从身体的角度，对一个70多岁的老人来讲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样吧，就以国内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条件来拟订合资方案。”陈宣远了解到在以往谈判中，皆因中方怕吃亏而未成功,毅然作出了重大让步：双方各投资1000万美元建设饭店，但外方只占49%的股权，中方占51%的股权；双方合作10年，10年后,外方所有股权奉送中方，也就是说中方10年后完全拥有饭店。

　　陈宣远的确是诚心想为国家作贡献,但他带来谈判的美国律师却提醒他这不可以。因为按照美国的法律,在国外投资是不能送的,白送就是违法，但可以转让，至于转让的价格，是1000万美元还是1美元由业主说了算。

　　“那好，就1美元！”陈宣远很痛快，并且幽默地对庄炎林说：“庄先生，1美元买一个饭店，你干不干？”

　　“干！”庄炎林很满意地点点头。这个条件对中方是再优惠没有了,而且中方所出的1000万美元,全部是低息贷款,汇丰、花旗等国外银行都看好这个项目,愿意提供贷款。

　　1979年6月7日,庄炎林签发了旅游总局送呈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外合资、合营建一座旅游饭店的方案，因为饭店拟建在建国门内，名字就叫建国饭店。报告的要点:由陈宣远负责筹集全部资金,分别作为双方投资(中方占51%,外方占49%),共同合作建造和经营。中方负责提供地皮、劳力和沙石料等(均计价收外汇),对方负责设计和进口材料、设备等。饭店建成后双方合营10年,总收入扣除支出和按期返本付息后,剩下的净得按照投资比例分配,合营期满,中方象征性地以1美元购得对方所有的股份,饭店全部归中方所有……

　　令庄炎林始料不及的是，这样一桩近乎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却遭到多方反对。国家计划委员会一位负责人说:“我考察了许多饭店,都是亏本赔钱的,有这样从外面借钱干赔本的事的吗？”

　　更为严重的是，连国务院高层也有人持不同意见。

　　国务院讨论建不建饭店

　　既然无法统一,国务院副总理兼“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组长谷牧提议召开国务院办公会议,讨论是否建设建国饭店。一个饭店的建设放到了国务院办公会上讨论,恐怕在世界饭店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庄炎林列席了这次会议。与会的除国务院领导外,还有有关部委以及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的领导。

　　会上争论得很激烈。作为项目谈判者和具体负责人，庄炎林要解释、回答各方的意见，颇有点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味道。

　　最有冲击力的意见，来自北京市建设委员会的领导的发言。说是我们研究过了，你这个饭店贷款2000万，22年都还不清本息，到头来还要倒贴2万美元。说到这里，发言者反问道：

　　“2万美元，你庄炎林赔得起吗？”

　　“赔不起，我一块美元也没有。”庄炎林的回答引来一片笑声。

　　庄炎林当然是有备而来的。根据他和陈宣远所做的周密的可行性分析，庄炎林壮着胆子说：“不但不会赔，快则六七年，慢则八九年，全部可以还清本息，还可以倒赚一个饭店。”

　　但是在那个年代，庄炎林说的听起来简直像一个美丽的神话，谁信得过？国务院办公会议议而不决，谷牧再做一个决定：矛盾上交，报告送中央高层决定。

　　于是，在这样一份建不建一个饭店的报告上，就有了17位高层领导批示或划圈：除了邓小平、国务院总理外，还有15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副总理以及1位副委员长。

　　邓小平态度鲜明，陈云、李先念也都画了圈，最后是党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拍板：建合资饭店我们没有经验,但可以试一试。成功了可以推广，不成功就这一个！

　　邓小平当了一回派出所所长

　　1979年6月，建国饭店拿到了“002”出生证, 庄炎林、北京市旅游局和陈宣远立即着手饭店选址、拆迁、制订设计方案等工作。饭店选在建国门外大街，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拟建20多层。那里地段繁华，人流量大，是个理想的店址。

　　但是麻烦也不少。饭店的后面是外交部的宿舍,居民不同意建高楼,说挡了他们的阳光。合理的要求应当考虑，饭店修改方案，在有宿舍的一方只建4层半,以保证那一带住家在全年日照最短的冬至那天,阳光能照到他们的一层窗户，在无宿舍的一边,也只建9层楼高。

　　1980年6月20日，饭店终于动工。隔离的篱笆竖起来了,施工机械进场了,庄炎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施工并不顺利。工地上白天竖起的篱笆,晚上就被人拆个稀里哗啦。甚至连笨重的搅拌机也被掀翻。庄炎林心里很清楚是什么人干的,但这些不是普通居民，几次交涉,毫无效果。

　　庄炎林只好又向廖公求援。廖公也很生气，但也没有别的办法,吩咐庄炎林,打一份报告,直接送交邓小平。

　　邓小平看了报告,提笔批了11个字：有理也不得取闹,何况无理?!

　　批示让秘书一传下去，捣乱者销声匿迹，庄炎林心里却不平静：这样的小捣乱，本来派出所就管得了，何劳国家领导？谁能想象得到，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时还要做一回派出所所长呢？

　　你说怪吗？要说怪，这样的怪事还多着呢！

　　“你们中国没有饭店”

　　1982年4月，建国饭店顺利竣工。饭店建起来了，那就赶快开业吧？不行，国务院还要开会讨论房价问题呢。

　　一个普通饭店，居然要国务院开会来决定房价，陈宣远闻所未闻，但也无可奈何。谁叫你第一个来吃螃蟹呢。

　　按照国外的通常做法，也即市场经济的做法，房价是由投资额决定的。通常一个房间的房价为饭店总投资的千分之一，如投2000万美元，500个房间，每间就是40美元一天。但物价局却提出了一个限制客房最高价的方案。

　　庄炎林解释说:“中外合资建饭店,投资方是要还本付息的。如果他定得高了，卖不出去，是他的问题。你限制价格,那你帮他还本付息吗?我的意见是不要限制,让他按商业运作，客房价又不关系到国计民生。”

　　会议经过一番讨论,总算同意放开房价。但物价局又提出:“即使不限制客房的最高价,也要限制最低价,万一你一味降低房价,就有可能冲垮我们其他的旅馆。”

　　庄炎林少不得又是一番解释加辩论:“客房是特殊的商品，今天租不出,就等于零,明天得重新开始。旺季高一点,淡季低一点,也是常情。你限制他的价格，客人不来了，你又不帮他招揽客源，何必要限制客房的最低价呢?”

　　大家听了，觉得有道理，这才允许饭店根据淡旺两季合理地上下浮动房价。

　　建国饭店的最后一次理念冲突，是饭店的管理权问题。

　　谈判由北京市旅游局原副局长侯锡九和陈宣远进行。从中方看来，你在我这里建饭店，当然是我来管理啦。但陈宣远不同意，他说你们不行，你们不能管。问他为什么就不能管，他说你们管理不行……双方你一来我一去，话赶话赶得急了，老先生就说，侯先生我坦率地告诉你吧，你们中国没有饭店。

　　他一说没饭店侯锡九急了，伤了自尊心了，就说我们中国怎么没有饭店？北京那么多饭店，北京饭店、前门饭店、新侨饭店一下子数了一串，那不是饭店是什么？

　　陈宣远也不客气了，说：“你们那个充其量是个招待所，不是饭店。以后你到国外去看看国外的饭店，你就明白了。”

　　“中国没有饭店”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刺耳，但庄炎林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确闹过许多笑话。比如，澡堂和厕所问题——有一次，有领导点名让一位有名的设计过大会堂的建筑师设计一个国际饭店。等庄炎林拿到图纸一看哭笑不得，所有的卧房都没有卫生间。没有卫生间怎么行呢？他说有啊，都有卫生间啊。再一看，是有一排卫生间，在走廊对面对号入座。原来他把卧室和厕所分开了，人睡在这边的房间，过了走廊到那边厕所对号入厕。这怎么行啊。庄炎林就问他：人家去洗澡或者方便，穿了西装经过走廊去那里，脱了洗了澡以后穿着整齐地出来，这算什么啊。这也不奇怪，没有见过外面的饭店房间什么样，没有这个观念。

　　庄炎林觉得陈宣远说得对，应该让大家到外面去看看。

　　1980年，庄炎林就组织了一个以旅游系统为主的国外考察团。除了国家旅游总局，北京、上海旅游局外，还有国家计委、建委和北京建委的。一行人考察了美国、法国和日本。去了以后，有一位领导说原来旅店里面还有澡堂的啊。有的还不止一个澡堂还有两个澡堂的。

　　这下算是开了眼界了。

　　再回头说建国饭店。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建国饭店前5年由香港一家酒店管理集团来管理。虽是这样，北京旅游局心里还是没底。饭店建成开业时, 北京旅游局的一位负责人对庄炎林说,搞这个项目北京最吃亏了,第一年至少亏损100万元。当时正巧陈宣远也在场,陈先生让他放心,肯定赚钱,第一年至少赚100万元。

　　一个肯定亏，一个保证赚，最后庄炎林说，你们两家打个赌,我作公证人,待营业一年后作总结,谁输了谁请客。他们两个都答应了。

　　结果，头一年即盈利150多万美元，北京市旅游局输了，还真的办了5桌酒席,也正好庆祝建国饭店开业一周年。

　　为什么都说要亏本的饭店，结果赚钱了呢？这是因为在合资合作的同时，引进了先进的管理观念。比如，有一次，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点名将答谢宴定在这家中国第一个中外合资饭店里举行。当晚6时,法国总统邀请的各国驻华使节及各界人士相继而来,就在这时,饭店忽然发现通往宴会厅的一处天花板漏水了。这可怎么办？

　　中方人员一时着了急，有说赶紧拿个脸盆接水，有说弄块牌子“请绕行”。但外方经理想了一下，随即吩咐一位身着白衬衣黑外套的领班站在漏水处，寸步不离，表面上是为客人导路，实际上是以身接水。

　　法国总统的招待会圆满成功，没有露出丝毫破绽。答谢宴一结束，饭店这边马上进行查缺补漏。廖公听说后，也赞不绝口：“如果按我方管理人员的设想，在过道漏水处放只脸盆或痰盂，那叮叮咚咚不绝于耳的滴水声势必影响人的情绪，破坏整个晚上完美高雅的气氛。事后，还将落下质量很差的印象。”

　　此后,建国饭店的利润一年年往上翻。第二年赚400多万元,第三年赚800多万元,第四年赚了1500多万元。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连本带息全部还清了从汇丰银行贷的2000万美元。1984年7月24日，国务院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学“建国”。10年后，中方用象征性的1美元取得了建国饭店所有股份,而此时它所创的利税已经等于赚了七八个建国饭店。

　　白送一个饭店却不敢要

　　1978年包玉刚来京，亲自尝到了北京“一房难求”的滋味，也亲眼看到了我们国家旅游局窘迫的办公条件，一方面为他的表亲、国家旅游局长卢绪章的“无米之炊”感慨，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要为祖国旅游事业做点贡献的想法，于是就向卢绪章局长表示了要捐资兴建一座饭店的意愿。

　　1980年3月15日，包玉刚应邀来北京商谈订造船舶和航运合资经营等事宜。在与王震、谷牧、姚依林等领导人会谈中，包玉刚又一次表示他愿意给祖国捐赠1000万美元，其中800万用来建造一座饭店，200万给旅游局建造办公楼。条件只有一个：要求饭店以他父亲包兆龙的名字命名，叫“兆龙饭店”。

　　在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他的时候，包先生再一次明确地表达了捐资兴建一座旅游饭店和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意愿。包玉刚表示，确定了饭店名称，有了地点，他就送款来。

　　当时，庄炎林正在负责筹建我国第一批中外合资的旅游饭店——北京建国饭店、长城饭店、丽都饭店，上海虹桥饭店、华亭饭店，南京金陵饭店，广东中山温泉宾馆、广州白天鹅宾馆、花园酒店、中国大酒店等，现在又有人雪中送炭捐赠一个饭店，当然分外高兴，所以，庄炎林非常乐意去具体落实这件事。

　　按理说，有这么多中央领导支持，包玉刚这一善举落实起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但没想到，一旦具体到命名、选址这些问题，就难办了，说白了，包玉刚捐赠的这张1000万美元的支票无人敢接。相反地，一些议论却很快传开了：叫“兆龙饭店”？这不是为资本家树碑立传吗？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有人甚至当面指责他：“你庄炎林是共产党员，又是老同志，应该知道，建国后我党一直强调自力更生。我们只有援外，拒绝外援，你在搞什么名堂啊？”

　　庄炎林虽然不怕议论不怕戴帽子，但心里明白：这件事没有极高领导支持，恐怕办不下来。首先想得到廖公支持。廖公也很感慨，但他说，这件事还非得请小平同志支持不可。于是廖公就要庄炎林写报告，然后直接送到小平同志手中。

　　看了廖公送来的报告，小平同志说：人家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给我们建旅游饭店，对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有利嘛，何乐而不为？要求命名“兆龙饭店”，为什么不可以呢？人家讲孝心，也是好事嘛，我们共产党人要讲人情啊。何况人家对我们有贡献，纪念纪念也应该！

　　廖公接着说：可是送上门来的好事，有些人就是不同意。

　　邓小平说：别人不同意，那就由我出面接受这笔捐赠，替饭店题个名。

　　针对当时的思想阻力，以及有关方面的官僚作风和本位主义，小平同志严肃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l000万美元，在这其中还有工程和统建用地问题，由北京市建工局承担；有关设计、施工、市政配套和拆迁，请北京市建委大力支持，统一安排。小平同志还说：如果捐赠都搞得不好，谁还敢来投资合营？请中国旅游总局在北京找块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有了小平同志支持，工作当然好办得多了。庄炎林就抓紧进行选址和征地工作。几经周折，终于在朝阳区东三环路落实了饭店用地。

　　饭店的名字同意了，地方找到了，庄炎林马上与包玉刚联系。包先生听了很高兴，说：“好，我马上就把支票送过来。”

　　1981年7月3日，包玉刚和父亲包兆龙等一行，专程来到北京，要向中央领导面交捐款书与支票，并参加兆龙饭店的奠基典礼。

　　按照设计方案，兆龙饭店总建筑面积28000平方米，饭店建筑面积为22000平方米，还安排了单身职工宿舍2000平方米、家属宿舍4000平方米。包玉刚一听要将职工宿舍同饭店安排在同一建筑内，马上表示了不同看法：“在国际一流饭店内有职工和家属同住，外国旅游者是不会高兴的。能否将设计方案稍微调整一下。”包玉刚的意见是对的，就把设计改过来了。

　　1981年7月4日，国家旅游总局在北京举行兆龙饭店工程奠基典礼。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出席了典礼，包玉刚与父亲包兆龙一行9人也全部参加了仪式。

　　奠基典礼由庄炎林主持，包玉刚充满激情地说：“我父亲经常跟我讲，一个中国人，决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祖籍国——中国。他一直盼望祖国能强盛起来，并愿为此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现在兆龙饭店举行典礼，他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1981年7月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包玉刚和他的父亲包兆龙等亲属。包玉刚向邓小平当面呈上l000万美元建造兆龙饭店的支票和l000万美元建造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承诺书。

　　邓小平接下了支票，感慨地说：“你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刚刚改革开放，国内现在办事的效率就是这样。就说这个饭店吧，定个名字，找个地方就那么难，拖了一年半。今后一定得想办法改进。”

　　会见结束后，小平同志把庄炎林叫住，把支票交给他，并且交代：“现在这两个问题总算解决了，可以抓紧建设了。”

　　虽然有小平同志的一次次过问，但兆龙饭店仍然进展缓慢。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项目由立项到建设，往往要无数次奔波于各个职能部门，踢皮球、扯皮、等待观望、研究研究，司空见惯，往往光图章就得盖上几十个。尽管与一般项目相比，兆龙饭店是幸运的，但从奠基到动工，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1982年11月，包兆龙先生与世长辞了，但兆龙饭店的破土动工尚遥遥无期。为此，包玉刚相当不高兴，曾对亲友这样感叹：“兆龙饭店落成，我爸爸未能看到，如果一味拖下去，连我也要看不到了!”

　　1983年2月13日，兆龙饭店终于破土动工。1983年9月5日，邓小平亲笔题写了“兆龙饭店”四个字的店名。经过两年半的紧张施工，终于在1985年10月25日落成开业。小平同志破例出席了饭店的剪彩仪式。这是他平生仅有的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写店名和出席开业剪彩仪式，既表示了他对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的支持，也显示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智慧和胆魄。

　　令人遗憾的是，兆龙饭店落成时，不但包兆龙先生已经逝世，而且为这个项目倾注了大量心血的廖公也于1983年3月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了，他们都没能看到那来之不易的隆重、欢乐的场面。

　　建一个饭店当两次被告

　　在采访过程中，庄炎林老人给我看了一份特殊的材料。那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1985年第1184期《情况简报》，内容是为庄炎林澄清问题。文中说：“中外合营的丽都饭店，中方不存在上当受骗、损失严重的问题，中方主持人庄炎林同志，及饭店领导人许森源同志不存在贪污受贿和编造假账向中央谎报情况的问题，检查组按照党的开放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澄清了事实，促进了丽都饭店的工程建设和按期试营业。试营业情况良好，一年来已接待18万人次，总收入2082万元，盈利538万元，得到旅客好评。饭店虽然地处郊区，较为偏远，年平均住房率仍达83％。”

　　这样的文字内容，出现在党中央的《情况简报》上，实在不可思议。随着庄老的回忆，改革开放初期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再一次浮现在我们眼前。

　　1983年，正在主持中外合资丽都假日饭店建设工作的庄炎林，被一纸匿名告状信推到被审查的位置上。信中告庄炎林主持的丽都饭店在合资过程中，外方不出一块钱，中方损失几千万美元。

　　事件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一支检查队伍很快进驻“丽都”。事实真相很快弄清了：爱国侨胞罗新权为完成父母遗愿，决定在北京投巨资建造一座亚洲规模最大，集旅馆、公寓、办公楼、体育俱乐部、外国人子弟学校等设施为一体的综合性饭店，条件为土地、市政配套由中方解决，其余全部由外方投资，营业利润按中方20％、外方80％分配，外方负责还本付息，合营15年后饭店归中方所有。这个条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方都非常有利。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很快，第二封告状信又冒了出来，这次告庄炎林“编造假账，欺骗中央。”

　　为彻底搞清“丽都”的问题，中央派出了一支高规格的检查组，浩浩荡荡几十人，仅部级干部就好几个，检查组即刻进驻“丽都”。看到这架式，许多人害怕了，施工单位不敢继续施工，合作单位要求散伙。罗新权甚至对庄炎林说，告状的人说外方不出一块钱，我已经1000万投资下去了，我退出，这1000万送给国家，我不要了，成天来查这个事情，我受不了。

　　其实面对诬告，庄炎林的心也很不平静。身正不怕影歪，他不怕查，担心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受损，担心的是国家利益受损。但庄炎林毕竟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他的坦荡襟怀和忍辱负重的精神感动了外方和施工单位，在庄老的坚持下，工程终得以继续施工。

　　1984年2月15日，“丽都”在漫长的审查过程中迎来了第一期530间客房开业的日子。由于当时饭店检查期间不允许饭店广播、登报，开业第一天只住进10个客人，住房率仅1％。

　　检查组整整查了好几个月，从北京查到南京，从上海查到香港，从里面查到外面。最后查清楚了，没有问题，调查组最后宣布结论：对庄炎林的告状纯属子虚乌有。

　　后来，“丽都”成功了，中外双方都赚到了钱。庄炎林仍保持一个老共产党人的本色，他兼了“丽都”十年的董事长，但没有拿过它一分钱工资。

　　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的特殊经历和所经受的特殊考验。

　　（本文根据庄炎林先生的口述及其他参考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