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农民工就业形势严峻
专家表示,灾后重建创造的就业岗位具有很强的结构性特征,今年将是农民工失业矛盾集中爆发的高危期,应高度重视返乡农民工问题
■本报记者 刘慧
“作为全国最大劳务输出基地之一,截至今年2月,四川省失业返乡农民工累计达到212万人,农民工失业返乡率达17.6%,年龄结构以40岁以下青壮年为主,近半数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经历,再就业培训提升空间相对较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告诉记者,四川地区面临多元矛盾并存的严峻局面,农民工失业返乡极易与地震灾区矛盾、民族矛盾、贫困矛盾、大学生就业矛盾、征地矛盾和国企改制矛盾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变得更为复杂。
蒲实、郭晓鸣的判断是,2009年将是农民工失业矛盾集中爆发的高危期。据预测,到今年3—4月,四川农民工失业返乡率将高于20%,失业返乡农民工人数将超过250万,至少影响到800万(平均1个农民工失业将至少影响3个人的生产生活)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占全省农业人口的12%左右(尚未包括农民工的不充分就业和隐性失业),届时农民工失业矛盾将表现得更加充分。
农村消费难启动
工资性收入是川籍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专家表示,农民工失业导致农民家庭收入锐减。据调查统计,全省农户纯收入总量的50%、增量的70%、现金收入的80%以上均来自劳务收入。
蒲实认为,因农民工大规模失业返乡,2009年四川全省劳务收入可能减少480亿元(以240万农民工因失业人均年收入减少2万元计)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可能因此下降20%。这将导致农民家庭收入大幅缩水,农民的投入、消费水平大幅下降,相当部分主要依靠劳务收入为生的农户家庭也可能迅速返贫,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
四川经济具有典型的西部内陆经济特征,劳务经济是县域经济的主要支撑。劳务经济兴衰将直接制约地方二、三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发展。郭晓鸣认为,农民工失业返乡将导致农民工实际可支配收入锐减,消费意愿萎缩,直接影响当地县域经济发展,最终导致农村消费更难启动。
失业压力难缓解
尽管中央出台的各项灾后恢复重建和保增长、扩内需政策措施有助于四川经济恢复与增长,并创造了一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但由于宏观经济进入本轮经济周期的下行区间,新增就业岗位远远难以满足社会需求,加之灾后重建创造的就业岗位具有很强的结构性特征,四川产业结构以重化工业为主,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发展相对滞后,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先天不足。
“受产业结构特征的制约,政府通过扩大内需新增投资能创造的就业岗位较为有限,数百万农民工失业返乡的再就业压力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发展四川本地产业得到有效缓解。”蒲实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切忌高估灾后重建对农民工再就业的吸纳能力。”郭晓鸣对记者说,灾后重建项目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为主,施工机械化程度较高,新创造的低技术含量的岗位并不多,农民工的可参与度不会太高。而且,现阶段,农民工在灾区寻求灾后重建就业岗位大都以个人单干为主,没有组织一定实力和规模建筑队伍与灾区承建承包商的用工需求对接,也造成农民工参加灾后重建的总体比例偏低。
他分析,灾后重建提供的就业岗位绝大部分与建筑业有关,而据调查,39%的返乡农民工失业前从事的是加工制造业,并且许多人并不愿意通过转岗培训从事建筑施工。由于劳动力供需对接不畅和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四川省劳动力市场必然出现灾后重建劳动力缺乏与农民工失业矛盾并存的后果。
公共服务供需矛盾加剧
四川农民工输出地集中分布在具有“吃饭财政”特征的丘陵地区和盆周山区,基本依赖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提供本地区的公共服务。大规模的农民工失业返乡导致需要救助的群体数量剧增,低保人群范围扩大,增大地方财政在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压力。
另外,农民工失业返乡随返子女需要回原籍就学、社会保险转移接续、转岗培训、自主创业、职业介绍等诸多权益诉求也会增多,成为对当地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更加严峻的考验。 农民工因常年在外务工,无力耕作家中承包地,部分地区已经有较大比例农民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中流转给外部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规模经营。
蒲实、郭晓鸣对四川南部县花罐乡观音寺村、岳池县石垭镇三块碑村、中江县南华乡民主村3个村的调查发现,土地外部流转率即流转给外来业主或龙头企业的土地占土地流转总面积比例在80%以上。大部分年龄偏大的农民工失业返乡后,因缺乏就地务工和自主创业的能力和愿望,有将已经流转的土地收回自己耕作的迫切希望。农户这方面的利益诉求如得不到妥善解决,可能将矛头直接指向地方政府,提出归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要求,不仅危及所在地社会稳定和谐,还可能对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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