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塑造什么样的形象

　　覃里雯：在国家公关战略里面如果仅仅包括政府发言人和公关媒体，这样的战略是不是足够的？

　　黄星原：肯定是不够的。

在国外，国家公关不一定是够的。但是至少有三个方面在做：国家政府是一个，他还可以同时向相关部门，比如说通过教育渠道广罗人才，这是某种意义上的西化。还有一个是走出去，他会把他的非政府组织的人派往到各个国家做他的公关，这个公关是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突然发现在中国怎么一下子会出现几千个类似于这样的公司，很多公司还没有注册，注册的最多也就是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中国要向西方学习，至少可以做到官民并举。两个积极性肯定比一个积极性好。官方不便做的事情，民间可以做。外交学会就是这样一个非官方机构。但是他的作用不可小视。日本、美国、法国与中国建交前期准备工作许多是通过外交学会渠道做的。所以官方、民间机构和组织以及个人，大家一起参与我们的国家公关战略工程才可能得以完成。

　　许炳澜：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你引入了国际上大家经常用的一个词，公共外交，政府外交只是在这里面的一小部分。我觉得外交学会这样的机构显然是起非常大的作用，跟政府是不一样的。但是它跟政府还是有一些差别的。你怎么看待外交学会来做国际交流的促进？

　　黄星原：外交学会等民间机构做国际交流工作有其自身的优势。不像纯官方那样敏感，又有大批的专家学者做学会的理事，他们与西方的交流比较容易，外交学会还有许多外国前政要的朋友，他们在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因为他们的话有更多的人听。

　　覃里雯：说到公共外交，我们不去纠缠于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我们自己公民或者公民组织这一块，我们对外呈现的形象有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好的地方。比如说华人在海外，总体来说华人社区还是能够跟他的主流社区相安无事，大家都认为华人很勤奋、很节俭，他们总是能够理性的处理事情。但是，随着中国大陆新一代的移民，不断往外输出和游客，也会造成很多冲突。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很难改变。比如说民族主义情绪，这很难避免。

    有时候我们在网上放一条新闻，有某个德国人比较傻，做了一件T恤，说中国人不好，这条新闻上了网，很多人就在网上发帖子骂，言语非常不堪。总体来看，觉得中国人非常不理性，为一个不理性的德国人成千上万的网民冲过来用更加恶毒的语言骂他。有点吓人。

　　许炳澜：这是我非常想强调的一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谈到新闻的角度、政府的角度，这涉及到教育问题，我们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公民从小的时候能够从我们民族的创伤中走出来。我们有很受屈辱的历史，我们在讲这个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注意到，是不是永远让大家走不出这个创伤，永远你在受到欺负的时候就会做很过激的行为。永远等待西方世界承认你。永远看到非洲人你看不起人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

　　关娟娟：我觉得中国人情感的表达是属于东方人的文化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提到你在做对外传播的时候要顾及到你对象国的文化背景。

　　我可以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中国人要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这句话是非常重的。但是在西方的文化里面，你伤害一个人的感情不是很重的。我可以举一个特别小的例子，我2004到2006年在荷兰留学，我们当时有同学申请到英国留学，然后被拒了，他是一个中国学生，英文相当好，写了一封信给英国驻荷兰的签证官，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我的一些荷兰同学看到这样一句话时就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在受到伤害的时候，都要用你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这样一句话。西方人要你跟我讲道理，比如说我做错了，你跟我讲清楚我哪里错了。有时候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情绪，我觉得它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正常的表达。但是你不能把它上升到国家形象塑造的行为。这是要分别开的。

　　赵文权：东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差异。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可能跟许老师的感觉类似。随着现在中国经济上越来越强盛，在全球的地位越来越强大。中国人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在高涨。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这是非常有害的。恨不得说，过去你欺负我了，现在我也要欺负回来，大家才拉倒。要不然我一辈子记得你。就像刚才覃老师说的例子。我们十几亿人，一人一口唾沫，就能够把人家淹死。这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了。

    比如说去年抵制家乐福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很奇怪的事情，事实是家乐福并没有任何支持达赖或者相关组织的行为。但是不知道从哪源起的一个短信、一个邮件或者是论坛上的一个新闻，就可以引起大规模的全国性的事件，甚至可以真的毁掉一个企业。政府其是比较理性的，如果政府也推波助澜，这个企业可能就没了。

　　当最后某些人知道其实没有这个事，但是大家的观点就变成了，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掉一个。反正我就逮着你了，再往前说，一百多年前你也欺负过我。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种情绪变成了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的情绪，这是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

　　周庆安：我同意赵先生和许老师的观点。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一个问题，描述了之后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特别的危险，因为一面是十三亿激烈的民众，一面是五十亿不了解我们的外国人。如果有一个人此刻站在国际线上，他就会觉得腹背受敌，四面楚歌。

    在公共外交上是一个双方的工作，一方面是一个对内启蒙的，因为中国人在打开国门的历史上，时间相对比较短暂。与日本相比，我们的时间会短很多，但是我们目前不可能把有限的国家公关或者公共外交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可能要有一个先后主次难易，或者说从制度、文化层面来解决的问题。

    目前为止，可能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国家在公共外交战略上仍然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公共外交的思维。实际上公共外交是多个层面组成的，最早的时候我们谈公共外交是国际广播、教育、文化交流三个大的板块。所以才会有VUA，VUA是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下属的一个机构，才会有学者。我们从大国之声的角度来说，要考虑两个问题，在国内的民众教育程度来说，这是需要特别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事情。而且民众的声音一定是很多元的，不可能一天就全部理性了，也不可能一天就全不理性了。

    在家乐福事件中，我看到的网络上的声音，争论本身就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民众已经逐渐意识到了。互联网已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网络信息的获取越来越容易。去年3.14、圣火传递受阻之后，在YOUTUBE上，中国的留学生做的西藏不可分割的视频，这要比对外宣传部门发多少宣传手册的效果要好很多。我们的国家公共外交在这方面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关娟娟：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又归结到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我相信在中国的论坛上有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也有很多极端的民族主义声音的表达。为什么没有媒体注意到那些，却反而注意到中国。归结到还是因为意识形态跟西方的国家不一样，他对你本能有一种恐惧。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9.11以后美国到处飘着美国国旗，唱着美国国歌，那个时候他们称为爱国主义。你在中国挥着国旗，他们就说你是民族主义。我觉得这是他们不同的解读。

　　许炳澜：关于你说的意识形态的原因来观察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你在美国会看到，有极端民族主义的，也有像纽约时报这样非常自由的，他会直接抨击美国政府的。在中国我们会看到，你只看到一个方向，你看不到另外一个方向。涉及到9.11，美国和中国的爱国主义情绪是有共同点的。你如果在体育赛场上看，中国人喊加油和美国人喊USA，这两个是可以旗鼓相当的，在其他的国家你看不到。所以有时候你会把美国人当做我的一个镜子，我就会觉得如此的讨厌，那么放肆的在那里喊USA。但是回头一看，中国也是一样。这两个国家都喜欢在世界上感觉很好。

　　覃里雯：国家大了很难去反省自身的弱点，或者说反省自己在别人眼中到底是什么样。我都这么大了，还管别人怎么看我。要么你就接受我的样子，要么就一边呆着去。公民社会，我们一方面说我是一个地球村的公民，同时我还有很多身份，我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我还可以是个滑雪爱好者。这些东西是可以打破国界的，这方面的意识我们贯彻得还不是特别的充分。首先会说我是中国人，我自豪。我记得有一个主持人问一些大学生，你要是一个索马里人，你每天走出国门，你还会觉得自豪吗？大学生们都不吭声。主持人就说，索马里人也可以很自豪啊，人生而平等，为什么生在中国就自豪，生在索马里就不自豪了呢？平等的意识也需要加强的。

　　关娟娟：其他别的国家的人，他觉得作为别的国家的人也很自豪。我在2006年在肯尼亚采访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当地华人，他说当时坐一架飞往民主刚果的客机，飞机准备起飞，可飞机上有一个民主刚果的女性乘客，她的护照打到了行李箱里面，不让她上飞机，那个飞机上所有这个国家的乘客跺脚不让飞机开，一定要让航空公司把那个人的行李拿出来，把护照找出来，让她上飞机。那些乘客对一个同胞的关爱，也是表现在作为这个国家公民的自豪感上，要保护这唯一的一个同胞乘客的利益。无论是你作为中国人还是作为索马里人都是挺自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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