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喜剧电影笑里沧桑中的魅影流光

　　中国喜剧电影笑里沧桑中的魅影流光

　　■陆建卿

　　2009年电影市场最受关注的贺岁档，冯小刚“叛逃”贺岁喜剧四年后，最大资金投资的喜剧片—《非诚勿扰》通过给葛优征婚的形式，呈现了当下都市男女形形色色的生活方式和心态。

　　电影上映没几天，票房立即节节攀升，有人戏言：《非诚勿扰》给处于金融危机下的国人，心理上提前过了个喜气的年。

　　冯小刚的喜剧电影一直深受影迷喜爱。而回首看，在中国电影史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喜剧电影走过的那段路，更过往值得用文字去记忆。

　　奠基之作：《劳工之爱情》

　　电影，是反映一个时代的艺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喜剧电影获得重要发展的阶段。

　　面对风云变幻，内忧外患的特殊年代，喜剧电影不再游移于文化的边缘，而是卷入到时代风云的漩涡，成为折射社会万象的一面哈哈镜。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喜剧电影，表现了它应有的社会责任意识与人道主义精神，扮演了“时代的当事人”的角色，并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展现了广阔的民族生活，传达了民族的心声，开拓了民族精神新的内涵。

　　摄于1922年的《劳工之爱情》虽然属于滑稽短片，但它对中国喜剧电影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加上又是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影片中最早的一部中国电影，所以显得尤其珍贵。

　　《劳工之爱情》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饶有兴趣地向观众讲述了一个水果摊贩想方设法赢得爱情的滑稽故事。与纯粹逗笑的滑稽故事有所不同，《劳工之爱情》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并在情节的发展中注意到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主人公原本是一个木匠，因为各种原因改卖水果，但却不忘老本行，常常以木匠家什锯瓜刨蔗。对门祝医生的女儿有事无事经常光顾水果摊，成为郑木匠心中的最爱，便以墨斗递送水果，两人遂结下掷果缘（《劳工之爱情》的另一片名就叫《掷果缘》）。祝医生的诊所生意不好，无人光顾，加上房东索讨房租，使得祝医生心急如焚。正好郑木匠登门求亲，祝医生便告诉郑木匠，你要是能让我生意兴隆，我就答应把女儿嫁你。郑木匠毫无思想准备，悻悻而归。后来郑木匠发现一群男女彻夜聚赌打闹，灵机一动，偷偷把楼梯改成活动的，使得赌博男女全部摔伤，一时间祝医生的诊所门庭若市，财源滚滚而来。最终祝医生答应了郑木匠的求婚，有情人终成眷属。

　　《劳工之爱情》在观众的笑声中体现了一种中国式的都市平民意识，相对于二十年代的社会现实，有较强的世俗文化意义。除了“改良社会”“教化社会”的审美目的和“劳工神圣”的思想内涵之外，还让观众得到了一种娱乐和情感的宣泄。另外，《劳工之爱情》从当时人们的现实体验、境遇和期待出发，有意识的从民间文化和民间传说中吸取喜剧性精神养料和灵感，并赋予了传统的爱情喜剧模式以“当代精神”和“世俗化内涵”。

　　80年的魅影流光

　　喜剧的武器是讽刺。讽刺，作为喜剧精神的表现，是社会的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它往往采取讽刺和嘲讽的语言和笔调来揭露社会生活中反动、腐朽或者没落、愚昧的现象，或无情鞭挞，或善意批评。

　　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期，同样，喜剧电影的样式也日渐丰富。1935年，电通公司推出了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都市风光》。影片清新活泼同时又辛辣尖锐的艺术风格在电影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都市风光》由著名电影艺术家袁牧之执导。影片通过几个火车站候车的农民的眼睛，在观看西洋景的过程中，展开了五光十色的都市生活。

　　这部影片深刻揭示出旧中国大都市社会生活的种种畸形丑态，勾画出小市民的愚昧无知。同时，其独特的喜剧艺术风格，以漫画式的手法把真实的都市生活状态和大胆的夸张结合起来，使影片风格清新、活泼，又具有深刻的批判锋芒。影片既是社会黑暗现象的一幅漫画像，也是对落后的小市民阶层的一首讽刺诗。

　　50年代初期，伴随新中国的诞生，昂扬奋发的精神成为时代的主流，喜剧一时消声匿迹，找不准自己的位置。因为此前中国喜剧片的两种主要样式：讽刺旧制度黑暗腐朽与可笑本质的喜剧，都面临不知所措的境况，前者讽刺的对象──旧政权已经消失，后者的表现内容──家庭琐碎纠葛则未免狭小，和时代风习格格不入，难以为时势所认可。

　　但喜剧的根芽必然生长，整个纵观50-60年代，喜剧一直在寻找自己适应时代的节拍。

　　60年代的中国电影整体上已经适应了时代要求，前有建国10周年献礼片的经典样式的榜样，后有电影人在磕磕袢袢中基本找到艺术个性和时代内在要求的结合点，因此，6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比较成熟，喜剧片的数量和模样也相应可观。包括丁然导演的《女理发师》、鲁韧导演的《李双双》、谢晋导演的《大李、小李和老李》、谢添、陈方千导演的《锦上添花》、桑弧导演的《魔术师的奇遇》、严寄洲导演的《哥俩好》、严恭导演的《满意不满意》等拍摄于1962-1963年的一批喜剧片，蔚然可观。

　　从这些新喜剧创作背景和实际表现的差异，可以看出某种避重就轻的态度，选择了既不揭露也不一味歌颂的温婉式中间路线，对小人物生活情态做善意的评价，批评温火有致。某种程度上说这是符合和平时期喜剧创作的要求，也是平民化喜剧所可容纳、又为时代政治可接受的中国式喜剧，简言之就是给人们轻轻的发泄和缓缓的舒口气的感觉。它基本奠定了以后喜剧片的基本格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喜剧电影的复苏繁荣时代，喜剧电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观众最为喜闻乐见的电影类型之一，也是中国八十年代社会心理和审美文化的一面与时同行的哈哈镜，同时还是八十年代电影批评的争议焦点所在。在八十年代的喜剧电影文本中，可以品读出中国喜剧电影和喜剧文化或隐或显的印记，以及中国喜剧电影此后发展的可能性。

　　这个时期，最著名的喜剧电影当属《咱们的牛百岁》。它讲述了农村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中，共产党员牛百岁带领懒汉组社员：“惹天祸”牛其、“三只手” 新良、“懒汉”田福、“浪荡鬼”牛天胜、“破鞋”菊花共同奋斗、脱贫致富的故事。影片的叙事系统中，基本的戏剧冲突是新时期初期农村中落后消极的生活观、价值观与农村新经济政策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片中人物个性鲜明又富有喜剧性格，他们围绕牛百岁这个核心人物上演一个个妙趣横生的事件，引起一连串生活矛盾冲突，随着这些矛盾冲突在笑声中一一化解，影片的基本戏剧冲突也得以解决。

　　除此就是电影《顽主》。生于八十年代的人，如果以观赏的眼光而非研究的态度去看八十年代的诸多喜剧电影，可能会觉得有些太沉重，有点虚假，还有些乡土气过浓。但面对《顽主》，却能产生某种共鸣，因为影片浓郁的都市感，还有后现代的诸多手法，透露出不少调侃人生的味道，如今我们喜爱的冯小刚电影中便可以找到《顽主》的诸多印记。《顽主》被称作是中国电影后新时期的揭幕之作，代表了喜剧的幽默方式从传统走向现代。

　　往事浮生，笑里沧桑

　　历史进入90年代，随着电影面临的问题尖锐化，电影的一系列改革必不可免，市场与票房成为左右创作的最主要因素。曾经和娱乐大潮共同起伏的喜剧，已经囿于意识观念的不够开放和文化品位的降低，无法再有昔日观众给予的尊崇。再加上外来大片的市场抢夺，香港喜剧及娱乐片的咄咄逼人，使观众对观赏片的要求更加苛刻。综观90年代电影创作，喜剧的分量虽然还不足以与频频得奖的艺术佳片相较高低，但喜剧的天地扩展了，喜剧片的艺术创新开始了，一些喜剧电影的艺术分量大大提高。

　　90年代喜剧片的变化之一，是喜剧更多了一种人文关怀，即在保持重视喜剧效果的同时，对小人物尴尬处境的关注更多落在他们心境情感的表现上，人情色彩、悲悯情怀在喜剧人物的性情中丝丝缕缕的牵扯着。

　　那个时期比较知名的喜剧电影有《喜剧明星》（1991年）、《临时爸爸》（1992年）、《编外丈夫》（1993年）、《站直了，别趴下》（1993年）等，这些影片均由陈佩斯、葛优、梁天、谢园、马晓晴等观众公认的喜剧明星出演主角，充分保证了喜剧的色彩，并且能让观众从角色身上新发现了小人物坎坎坷坷不如意时都拥有着隐忍克制而成全他人的动人情感。他们心地善良，宁愿自己受累吃苦，甚至辞别所爱，也不忍眼看自己心目中的“弱者”情感无着，好事落空。于是，小人物拼命和命运搏斗，闹出许多身不由己的可笑亦可爱的故事。喜剧进入人物的慈悲情怀，不仅仅让人开怀，还能勾起动人的情感，这是中国喜剧值得赞许的进步。

　　在逼近21世纪的时候，中国喜剧仍然在市场的催促下继续创作开拓，我们看到了不少努力的成绩。比如，陈佩斯电影在《太后吉祥》中多了一点历史的愉悦，张刚的《夫唱妻和》也开始有了获奖的评价。但以市场操作而成功的《甲方乙方》最值得关注。《甲方乙方》的票房奇迹当然有许多原因，但最不能忽略的是观念的变化。它把9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艰难面对的市场与票房变成了创作的动力和自觉应对的话题，表面上这是市场促使而然，实际上成功的机缘还在更深的层面。

　　如果我们需要快乐，那么，喜剧电影就该有生存的价值。

　　进入21世纪，颓丧的电影市场并未拂去人们对喜剧电影的喜爱。喜剧电影以一面恶搞，一面温情之姿吸引了一大群银幕观众,如《疯狂的石头》、《男妇女主任》、《命运呼叫转移》等。但是真正能够让人走进电影院开心一笑的喜剧电影这几年恐怕也只有“冯氏喜剧”才可以做得到。冯小刚以中国平民导演自居的姿态以及他对平民阶层那些生活习趣和那点人生理想的抵近把握，使得他和他的电影一起成为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一盘精致爽口的“小点心”，每次品尝，总会给人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欣喜。

　　但遗憾的是，商业化的社会自然要有商业化的电影追求，利润也是很重要的，它是关系到能否生存的法宝，所以恶搞喜剧电影开始层出不穷。因此，中国喜剧电影的未来是好是坏，影迷们也只有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