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朱哲琴---苦难让我凝视和关注这个世界

2006冯海摄印度瓦拉纳西

　　专访朱哲琴---苦难让我凝视和关注这个世界

　　从唱着《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歌手，到一个游历世界，在恒河边上驻足的行者，再到一个致力于推进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使者，朱哲琴少了神秘，多了烟火气息。

　　文/ 刘莉芳 图/ 冯海 文字整理/ 张思（实习）

　　2006 年9 月，在云南迪庆的一座经堂里，一群穿着红色喇嘛服的喇嘛中间，一位长发姑娘正在指点喇嘛们诵经。喇嘛在姑娘面前很听话。

　　当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的驻华代表马和励和太太正在迪庆开展一个手工业项目。

他们也去了那座寺庙。马和励在餐厅里和姑娘打了照面，知道她刚下飞机，应迪庆州州长齐扎拉的邀请而来。他向周围人打听姑娘是谁。是朱哲琴，Dadawa，一个音乐家。第二天，马和励和太太请朱哲琴喝茶。席间，朱哲琴讲述了自己的恒河之旅。之后，马和励在电话里邀请朱哲琴担任UNDP的第二任亲善大使（第一任大使是周迅）。朱哲琴拒绝了，说大使都是挂名的花瓶，不要这个名分。

　　UNDP 不是第一个被朱哲琴拒绝代言的机构。“我不参加那些没有实质行动的公益活动，我不需要这样的虚荣。”直率的朱哲琴说，如果能让自己做具体的事情，那么可以担任大使。马和励答应了。朱哲琴挑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这个项目由“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保护与发展”和“中国少数民族手工艺保护与发展”两部分构成，范围覆盖云南、新疆、西藏、内蒙、青海、贵州6 个少数民族地区。朱哲琴的任期是两年，薪资是1 年1 美元。

　　在UNDP 的会议上经常出现这样的场景——朱哲琴强硬地对那些官员说，我是一个说了要做的人，你不能耗着我，你们不做，我拉着你们都得做。如果用UNDP 传统的方法做事，就不要找我。每次和朱哲琴开会，官员们都笑作一团。2009 年1月，项目正式启动。启动仪式在北京南池子大街菖蒲河公园里的古老戏楼举行。朱哲琴穿一身现代裁剪的白色旗袍，戴了一个黑色领结，辫子高高地梳起。她自比功夫熊猫，要从零开始做起。久未在媒体露面的朱哲琴，挨家去见核心媒体、网站，亲自阐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朱哲琴把自己的朋友陈幼坚、蔡志忠、叶锦添等等都“烧”了起来。她要在五六月份举办一个少数民族手工艺论坛。她在筹划一张跨国梦幻合作的双CD，其中一张是原始素材的原声，另一张是基于原生态音乐的再创作。她计划邀请英国的彼得?加布里埃尔、美国的昆西?琼斯、日本的坂本龙一、中国的谭盾与何训田等十几位著名音乐家参与。

　　朱哲琴觉得时间很紧。“我是一个不会浪费别人时间的人，不会说半天然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那不是我的风格，如果我开始做一件事，我一定会做好。”

　　B=《外滩画报》Z= 朱哲琴

　　游历让我改变了很多

　　B：其实艾滋病、环保之类的项目，涉及面比较小，容易做得扎实，而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涉及面特别广。

　　Z：这个领域很新，在UNDP 中国，以前没有人做过，但是真的应该有人去做。我是少数能够胜任这个任务的人之一。世界上很多穷困的地方，我都去过了。我去过非洲15 个国家，亲历并目睹过贫穷战乱的苦难。我这一生都在奇迹里面。

　　B：那时非洲旅游路线还没开通吧？

　　Z：我从开普敦去安哥拉的时候，开普敦当地最大的旅行社请我带回和安哥拉有关的旅游资料。坐飞机到安哥拉只要一小时，但开普敦导游从没去过安哥拉，因为安哥拉打了40 年的仗，因为安哥拉打了40 年的仗。开始是独立战争，后来是内战，一直在打仗。安哥拉是我非洲之行中唯一没有开车的一站，因为安哥拉境内遍布雷区。加拿大前外长和戴安娜王妃都曾为安哥拉设立了扫雷计划。我去了安哥拉，也去了全世界艾滋病最严重的博茨瓦纳。在博茨瓦纳，整个城市的气息都让你觉得死亡那么近。战乱的时候，我去过尼泊尔、克什米尔。可能是因为旅行，我对这个世界的苦难，有切肤的感受。苦难让我凝视和关注这个世界。我和我的家人过得都很好。但是另外一间院子里有人在生病，有人死去，每天有人挨饿，不能接受教育。我说你还沾沾自喜什么？你无能！

　　B：你的自责也充满了一种无力感。

　　Z：对，我当时在非洲就有两个感觉。第一，上帝是不公平的。第二，我们所谓的文明，那么强大，那么先进，其实很无能。我们怎么能允许我们的同类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

　　B：游历让你变了。

　　Z：我从小是一个特别心高气傲的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就算没有其他人，我也能在自己的世界里存在得很好。那时，我和这个世界的缘分不深。我的好朋友都说，你跟这个世界没什么关系。我说我随时都可以离开这个世界。那时候，我期待有一天外星人来地球，选一个地球人带走。我一定说“我跟你走”。

　　B：真的是这样吗？

　　Z：是的。（ 笑） 我有一个故事。1993 年春节我在上海，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我突然发现有一个飞行物在天上盘旋。那情形很像是我读过的那些关于天外来客的描述。我太激动了，拿起摄像机，就要冲到楼顶上去拍。我的朋友一定要保护我。抢了半天，由他去拍摄。我只好跟他说，如果外星人抓你，你一定把摄像机扔到墙角，保留证据。我还给气象部门打了很多电话，他们都说没有热气球或气象监测器在同方位活动的信息，我以为我们监测到外星人的迹象了。但是，过了两天，大家都说那是广告热气球。哈哈。

　　以前我对朋友是无所谓的，对父母也是。我从小就不喜欢住在家里。我的父母一直发愁，哎呀，这个孩子怎么办啊。但是他们知道我是关不住的，也不愿意关我。后来，旅行让我改变了很多，我对这个世界有感情了。可能是在恒河边上的经历，让我想到自己应该为世界做一点事情，因为我得到了太多，而生命很渺小。

　　以前，我没有想过参与社会，我的音乐经历都是非常个人化的。2004 年我第一次去恒河。那天清晨，我坐着夜车，从另一个城市赶到瓦拉纳西。然后乘船渡过恒河，来到恒河边上的火葬场。有一个火葬师主动给我带路。他可能很奇怪，这个孤身女孩，也搞不清是哪国人。一路上，特别脏，流汤滴水，四周全是原木。在火葬场的前面，有十几个焚烧堆。走到一堆跟前，火葬师用烧火棒搅和一下，里头的尸体在火堆里滚动了一下，就像烤乳猪一样。我当时已经失控了，喊着：“他的手和脚呢？”——当然是全烧掉了。最后，只烧剩下一摊摊，一扫把就扫进了恒河。

　　B：生命之轻。

　　Z：对。我们已经习惯了庆祝生命的诞生，悼念生命的离去。生命在我们看来是很伟大的。但是在恒河边，我第一次看到了生命的本质。一个生命不论曾经多么伟大，多么富有，最后不论以什么方式死亡，葬礼多么隆重，最终不就是一把灰吗？

　　我从没经历过那么大的打击。我不能继续待在那儿，到达瓦拉纳西当天中午就找车离开了。接下来7 天里，沿着佛陀那条路一直走。我每天都胃疼，不能吃东西，吃进去就吐出来。那7 天里，我忍受着胃疼和怀疑生命意义的双重折磨, 沿着佛陀的路径独自前行。我怀疑生命的价值，那些原来以为的绝对的价值，都在恒河边的那个早晨被摧毁了。生命的价值在哪儿？我们为什么活着？

　　我记得我在菩提伽耶上佛学院的山坡（释迦牟尼很早在这里传法）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捂着胃，无法直立行走。我的身体很敏感，一伤心，胃就疼；一哭，胃也疼，所以我很少哭，也不大会伤心。

　　回到德里，下了火车，那天阳光灿烂，我突然觉得，生命从一个细胞开始衍生，最后就是一堆灰。那么我们活着时的每分每秒，这些我们有缘做家人、伴侣和朋友、同事的人，那些我们活着所创造的，不就是生命的全部吗？从那时起，我完全知道了，我这一辈子活着要干什么：第一，我要让所有我爱的人快乐。第二，我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不只是拿。

　　B：你从东方到西方，复又回到东方，最终回到自己的母体文化中来。

　　Z：这些年，我越来越感觉到东方价值观和对世界的认识，在我身上起了很深的影响。我们这代人，在青年时代都追逐过西方理论和西方先进的东西。但是经过10 年，在我身上慢慢沉淀下来的却是对东方价值观的回归。所以我看电影《甘地传》会那么感动。我很幸运，这是我非常重要的10 年，游历世界帮助我觉悟了。

　　B：这10 年和你开始做音乐的时候比较，有什么变化吗？

　　Z：那时，我对自己非常苛刻。因为在自己不够强大、不自信的时候，任何一次妥协、瞻前顾后，都很容易让自己滑向一个深渊。我很保护自己的世界。现在，我有足够的自信，我知道我自己是谁。我可以容纳、融入别人的世界，但是我很清楚我的世界在哪儿。

　　喜欢和有创造性的人一起工作

　　B：听说林夕也会参与这个项目。

　　Z：Unite 就是联结的意思，UNDP的工作就是连接。在这个平台上，我只是一个引擎，当引擎发动后，我能联结到很多地方。比如，我们如果做一个影像摄影展览。我的朋友全在这条线上。翁菱是我最好的朋友，她现在在北京前门23号主持。她在这个项目上义不容辞。

　　B：还有哪些知名人士会参与.项目？

　　Z：我们的项目logo 是Alan Chan（陈幼坚）设计的。昨天，冯海给我拍了照片。我跟冯海在印度拍片的时候，他让我很感动。他说，你不要给我吃中饭，别给我吃得那么饱，要吃就吃点水果，吃多犯困，我连困一会都不想，只想不停地拍。

　　董秀玉，前三联书店社长，是我们的顾问。她在云南已经做了一个手工业基地，拿到了一笔基金帮助。董先生说，离开三联，她一点都不留恋，因为可以推广手工业。

　　媒体方面，洪晃、胡一虎、刘长乐，都对这个项目投以热情。洪晃那天一说到手工艺，就“烧”起来了。她说，任何时间你想来我家吃饭，就来敲门吧。我很开心。

　　可能我是一个怪人，我跟音乐界的人交流得少，和建筑师、设计师、文学家、学者交往得比较多。钱文忠是我的好朋友。

　　B：钱文忠在这个项目里能做什么呢？

　　Z：我们和钱文忠合作，不一定要具体到哪一步，但是他是我们的support。比如我从印度回来，关于梵文的问题，我就给钱文忠打电话，让他去录音棚帮我录几段梵文。

　　B：你喜欢的人都是特别有个性的。

　　Z：我喜欢酷一点的人。他们有创造性，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独立判断力，不会被人牵着鼻子走。我和叶锦添的关系很好。叶锦添第一次去西藏，是我带他去的。那时，他刚完成《卧虎藏龙》的音乐，还没有得奥斯卡奖。跟这样的人一起工作、互相启发，很过瘾，很享受。所以我说，我喜欢挑战，只有在这样的工作过程中被挑战，你才能往前走。从音乐人到使者

　　B：你的任期只有两年，而这个课题非常庞大，两年的时间够吗？

　　Z：不够。我们不是做产业，但是我们可以带一个头，先引起各界的足够重视，然后促成一些文化资源与产业合作的成功例子。目前，国内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缺乏专业和有市场活力的高手参与。我希望在音乐和手工艺这两个领域联动一些优秀的人参与，做一两个成功的案例，探讨一些方法。

　　当年我们做《阿姐鼓》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少数民族的东西不可能高档，后来《阿姐鼓》成功了，就有很多人追随。这次和做《阿姐鼓》的方向也不同，主体是少数民族文化。我们帮助他们种植，不是去摘果子。很多人是去摘果子的。比如有一种拿来主义，现在流行原生态音乐，他们就去少数民族那里采样，贴在自己的音乐里。那样他们的音乐显得很酷。他们成功了，当地却没有受益。

　　B：UNDP 的项目会和区域政府密切合作，你们会怎么磨合？

　　Z：在任何社会都是这样，如果你要做一件事情，但是跟政府的关系不好，或者完全没有关系，事情是不可能做成的。除非你做得很个人化。

　　这个项目，UNDP 在每个区域都有几百万美元的投入。我们不拿一分钱。在这个大框架下，我们有一些空间。比如，区域政府想做一件事，要找有资源、合适的人去做，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去。只要他们给我们便利就够了。比如，你告诉我谁吹芦笙好，其他的事，我们会做的。

　　中国跟西方不一样。在中国，说服了这些主要层面，很多事才能做。在西方，是要说服民众。我的经验和积累告诉我，应该把很多资源转化成有效资源，而不是去排除它。我是有心理准备的。

　　B：如果项目成功，能影响多少人？

　　Z：我不在意具体的数字。实际上，哪怕这个项目让一个人心生善念，都是造化。我想做一张双CD，出一本摄影集，有一个和电视台的合作案子。在手工业方面，做一两个论坛，形成品牌，在区域内做一两个成功案例，设计一两个成功的作品。

　　B：这个项目是你到目前为止的最大挑战吗？

　　Z：挑战挺大的，因为这次不是独立工作。以前，我在一个封闭的，或者是孤独的状态下，做得不错。这些年，听众、媒体都对我很好，接受了我这样一个怪人。在中国这个一窝蜂的社会里，我这个从来不在这窝蜂里面的人，居然还存活着。这是奇迹。我的很多朋友都说我是一个例外。但是这个项目不同，把很多人连结起来才会成功，是一个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