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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更多人受国家富强之惠泽，得享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从而培育出更多现代公民，最终达成梁启超当年的“新民”理想？这将是摆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国家执政者面前的长期议题
就在今年两会召开前不久，《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希望通过集思广益，改善教育现状，还进一步的将相关内容细化成20余个具体问题，其政策针对性一目了然，比如“如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 “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等等。
这份公告得以出台，自然有赖于中央的积极推动，而之所以如此郑重的将教育议题公开，吸纳各方建议，深层的原因则是，改革开放30余年来，教育政策在虽然一直在不断调整，但基本上都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时代转变的速度大大超过教育体制本身改变的节奏。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教育须有信仰，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而只是教学的技术而已。”这其实是说，一套教育体制背后应当有一套主流的价值原则，这个核心价值原则是所有教育政策的根本。而今天如果要我们为教育提出意见，或许我们首先有必要重新审视今天教育的一些基本理念。
近些年，各地无论是初级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悄悄兴起了一股“经典热”。一方面是“国学”课程在一些大学里重新得到重视，比如人民大学的国学院就是其代表，而另外则是西方教育传统里的“通识教育”开始被广泛讨论。这些分立的事件背后意味着，我们今天有必要要检讨，围绕应试教育所建立的的一套体制是否有需修缮的地方。我们是否太过注重“应试选拔”，而忽略了对人格尊严的熏陶，也漠视了基本人文素养的培育。
日前关于高中文理科的大讨论，其实也反映这一问题的某个侧面。我们过早的在高中就把学生以文理分科划分为不同领域，学生从此在各自天地里拼命发展，虽然许多学生不可谓不聪明，专业上也不可谓不专精，但是往往由于缺乏文理通识的整体视野。所以今日我们或许应该将文理分科的旧模式淡化，以文理通识的理念重新设定课程和改革考试制度。对于大学生的培养，不宜过早分科，而是要先鼓励他们在文理通识的背景下自己探索未来的专业方向，由此让学生可以在学校提供的环境中充分认识到自己的潜力与兴趣，当“认识你自己”成为一个教育体制所鼓舞的价值，每个人所能激发出来的活力，则才能让“创新”成为可能。
不过这样的理念要能落实，需要许多周边的制度配套才能达到目标。比如饱受争议的大学行政化的现状如何应对？我们到底是继续让行政操控科研的方向，还是采取若干措施 ，让行政与科研教学逐渐分离，让行政不再掌握资源分配与决策，而让科研教学人员自己来讨论该如何使用科研资源，决定研究的主题，行政部门可以实行监督职能，却不能越俎代庖，干涉学术研究的独立性。毕竟行政管理与学术研究，各行其途，彼此的行为逻辑也不尽相同，研究者需要自由与独立的空间，行政人员则强调秩序与流程，如果我们还强迫以后者领导前者，校园里看起来井井有条，却失去了内在探索的自由活力，而这种活力，才是“一个民族创新的灵魂”真正所在。
而正是行政领导研究，才让近些年大学里科研丑闻频发。抄袭、剽窃以及研究造假，比比皆是。有人或许会说，学者无德，怎么能推到行政管理上面？的确，今天学者的职业操守，已跌入低谷，师道尊严，已广受社会舆论质疑。但是这种现状并非一蹴而成，而是这些年来高等教育体制弊端的逐渐累积而成，由于高校管理是行政主导，因此政绩的要求强过科研本身的价值，因此国家虽然投入大量资源，但是也同样让各高校管理者感受到立竿见影的压力，由此提出各种急功近利的要求。笔者曾参与不少课题，深感行政人员对学术研究的隔膜 ，动辄就要在一年内提供多少论文，多少成果等等。在他们眼里，怎么能容忍一个学者数十年如一日在那里默不作声？
在这样的逻辑驱使下，为了获取资源，许多人会迎合行政意志，以各种手段编织出华丽的成果列表，由此才会造成今日学院里“集体作假”的潮流风气，不可遏制。如要正本清源，或许还得从行政与研究的分离入手，让他们各谋其事，以行政服务科研，如此，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踏实贴地，缓进而有所成。
今天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已不可谓不巨大，但投入后所产生的效果仍令人困惑，一面是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过分倚重，而高等教育却遭受行政化束缚和创新乏力，另一面确实基础教育投入严重不足且分布不均，比如农村基层教育，却仍然是有断炊之虞。发展高等教育，自然无可厚非，但是一个国家的集体面貌，或许并不在于最精英者是否笑傲世界之巅，而是要看我们的教育是否普化众生，让每个人都因为受到良好教育而能改变周遭的世界。最穷苦地区人民的素质，将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稳定器，当他们在穷乡僻壤都能获得足够的教育资源，我们还何愁和谐社会不能立，稳定之不可达成？
回看历史，19世纪，晚清知识分子以“经世致用”反对八股文章，认为此种迂腐教育体制无法育天下英才，得以自强，从此终在1905年废除科举，宣告现代教育体制的起步。百年后，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得以建立，但是却不得不应对新的时代问题，全球化的 环境下，如何重新确定我们教育的目标？如何让更多人受国家富强之惠泽，得享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从而培育出更多现代公民，最终达成梁启超当年的“新民”理想？这将是摆在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和国家执政者面前的长期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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