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记者几天前刚从西藏结束采访，近一个月的藏区经历，让记者对达赖集团鼓吹的所谓“西藏文化灭绝”论调颇觉可笑。回京后，记者就此问题与著名藏学家仲布进行交流。他说，现在西藏人80%说藏语，吃住都是传统方式；“两会”期间，藏族代表在所住宾馆可以方便地吃到糌粑，喝到酥油茶———“这难道叫对西藏进行文化灭绝吗？！”而多位本报驻外记者通过实地感受，更发现不少西方所谓文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不容乐观。
一位瑞典专家对《环球时报》记者说，“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欧美这些所谓的文明国家，才是对土著文化破坏最为凶残的刽子手。现在不是他们指责中国的时候，恰恰相反，他们要么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历史，要么就该去向中国人学习。”
“西藏文化灭绝”论根本站不住脚 中国藏学出版社总编辑、知名作家马丽华在西藏工作生活了27年。谈到国家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她深有感触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20年前，我看过一部西方人拍的纪录片———《天葬之国木斯塘》，讲的是尼泊尔北部藏人的生活习俗。片头的解说词称："你将要看到的是世界上仅存的藏人文化，在中国的西藏，这些传统文化已消失殆尽。"我当时就忍不住笑起来了，这显然是拍摄者为推销片子故意说的耸人听闻之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是西藏传统文化复兴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记录者。”
马丽华是1976年进藏工作的。受“文革”影响，当时她在西藏农村听到的民歌是填了新词的，一些宗教活动也只能悄悄进行。但几年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寺院的修复，几乎所有的西藏传统习俗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复活了。马丽华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国家动用行政力量，投入巨资，在全国范围内推动抢救性质的巨大文化工程。她所在的西藏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承担的是付诸文字的西藏民间故事、民歌、谚语“三套集成”；西藏自治区文化厅承担了以音像手段落实的民间舞蹈、戏剧、曲艺、说唱艺术等集成工作；各地整理出的藏文资料，文字上数以亿计，录音录像一大批。
《环球时报》记者日前在西藏采访时，到处可以看到磕长头、转经、朝佛的信教群众。在拉萨，商店招牌基本都是既有汉字也有藏文。当地的新建筑色彩和样式非常“藏风”，在蓝天白云下和庄重的布达拉宫、怡人的罗布林卡湿地浑然融于一城。在西藏，藏语偶像剧、藏语新闻、藏语广播、藏文报纸一应俱全。藏族人在学校里可以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一直学习藏语。记者采访的藏族老阿妈曲珍今年70多岁了，她说她是农奴出身，以前连饭都吃不饱，根本没机会学习本民族的文字，她的藏文书写还是民主改革后在陕西咸阳学的。
“达赖关于中国对西藏进行文化灭绝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西藏社会科学院当代研究所所长仲布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至少有七八位是活佛；政府和人大的一些重要职务也由活佛担任，这足以说明中国对西藏宗教与文化的重视。仲布说，中国对西藏文化的保护是很成功的，相反，不少西方国家的情况却不尽然。“西藏在吐蕃时期有四五十座寺庙，现在的寺庙已达1700多座。而我在英国的牛津和剑桥访问时，却看到原来的两个宗教场所已变成了大学。那里的建筑不少都是原来的教堂，而且当时多大现在还是多大。现在西藏人口是280万到290万之间，有僧人等宗教人员4.6万人，职业宗教人员约占总人口的2%。这在世界其他地区是找不到的”。仲布说。
“欧洲最后的土著”不见了 不少《环球时报》驻外记者都有与仲布同样的感受。驻瑞典多年，记者早就知道在瑞典北部以及挪威、芬兰，生存着一个被称为“欧洲最后的土著”的民族———萨米人。今年1月，记者前往瑞典北部城市基律纳，寻访这个据说已经生存了1万年的民族。《瑞典指南》上写道：“基律纳是体验萨米文化最好的地方。”但行前，一位瑞典朋友却说，你到了后一定会很失望，因为那里已经和其他瑞典村庄没有任何区别了。即使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记者还是没想到，探访萨米人的愿望最终竟然只能在一家面积不足100平方米的博物馆内实现。
到基律纳后，市政府的新闻官萨拉就对记者说，要想了解萨米人的文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到博物馆，要么参加旅游团。“现在很少有人知道瑞典到底有多少萨米人，估计在一两万人之间，因为70％以上的萨米人都住在斯德哥尔摩，如果他们自己不说，没人能看出来”。萨拉说，剩下的30％萨米人分布在瑞典北部，也基本上住在城镇里，生活方式跟普通瑞典人毫无区别。萨拉推荐记者报个旅行团，因为有一些萨米人专吃“旅游饭”，他们只有在旅行团到来时，才会在萨米人传统的圆锥形小木屋里点起篝火，穿上民族服装，表演饲养驯鹿。资料显示，目前世界上有大约7万萨米人，主要在北极圈一带居住，直到上世纪初，他们还过着放牧、狩猎的生活。但随后，瑞典、挪威、芬兰等国的垦荒者进入萨米人居住的区域，在那里伐木、开矿、兴修水利。不仅如此，他们规定萨米人只能在夏季放牧，后来甚至要求驯鹿必须圈养。就这样，萨米文化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萨米人转而搬到城镇居住。如今，不要说萨米族的年轻人，就是老人都几乎不会讲萨米族语了。一位瑞典学者说，仅仅70年，萨米文化就在不为外界知晓的情况下被野蛮灭绝了。
记者坚持没有参加旅行团，而是几经周折找到了一个据称全部为萨米人居住的小镇。一到镇上，就发现这里真是与普通的瑞典小镇毫无差别。有几个居民出现，并声称自己是萨米人，可没有一个会讲萨米语。一位叫奥罗斯的小镇居民告诉记者，镇上几乎所有人都在瑞典人的公司、企业里工作，只有两个专业导游，其中一人带团远足了，还有一个人正陪着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了解萨米文化。在奥罗斯的指引下，记者迅速找到了那个萨米族导游。遗憾的是，那几名英国记者也是报了旅行团才受到萨米导游接待的，而本报记者不被允许进入萨米人的小木屋和其他生活区域，只能远远地看一下被圈养的驯鹿。最终，记者只得在一家面积不足100平方米的萨米博物馆里了解萨米人历史，而那已是基律纳市最大的萨米博物馆了。
日本阿伊努人不愿亮明身份 《环球时报》记者住在北海道，这里散居着日本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大约有2.4万人。几天前，在北海道网走市政府市民科，记者向办事员石塚贵子女士询问阿伊努人的情况，“他们登记户口时会表明自己的民族吗？”石塚非常惊讶地反问：“阿伊努人是日本人啊，为什么要区分民族呢？！”细想起来，也难怪她有如此反应。要知道，直到去年6月，日本政府才正式承认阿伊努族是日本的原住民，此前，他们一直认为日本只有“大和”一个民族。至今，在日本人的户籍表上也没有“民族类型”一栏。而且，多数阿伊努人也不愿表明自己的身份。因为这个身份带给他们的一直是心灵创伤。
几千年前，阿伊努人就居住在日本列岛，以渔猎为生。大约3000年前，在与大和族长期交战后，阿伊努人被迫退居至北海道。而战争过后又是多年的文化冲突。业余时间喜欢研究历史的北海道小林商店经理、63岁的小林雄对记者说，他的先祖是大阪府人，19世纪明治时期随开拓团来到北海道，并在网走市定居。“据说那时阿伊努人还过着原生态生活”，小林说，后来，日本统治者对阿伊努人实行“同化政策”，要求男人剃须束发、穿和服，禁止女子依照传统在脸上刺青，并强迫他们按普通日本人的方式改名换姓。在明治时期这个日本资本主义的发育阶段，日本政府在侵占了阿伊努人的土地，将野鹿猎至濒临灭绝后，又以法律形式把妨碍“开发”的阿伊努人赶到划定的“给予地”圈内。
极为低下的社会地位是阿伊努人至今不愿亮明身份的重要原因。小林说，日本历史上有着阶级分明的“士农工商”等级制度，但阿伊努人比最低阶层都不如。小林记得童年时，人们遇到脏活、累活，就找阿伊努人来干。后来，一些阿伊努人走出大山，和日本和族人通婚，并逐渐成为普通的日本人。至于阿伊努族语言，它曾有的19种方言在几十年前就减少为2种，1994年，会说其中一种方言的最后一位老人去世，据说现在日本仅有15个家庭会说唯一的那种方言。采访中，小林突然小声说，其实，他商店里的顾客就有一些是阿伊努人，“那些看上去眉毛较浓、胡须较密、汗毛浓厚、脸型接近欧洲人的顾客，差不多就是阿伊努人的后裔”。
在丧失了民族文化的同时，仍然生活在大山和密林中的阿伊努人也渐渐沦为日本最贫寒的一群人，生活处境与这个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很不相称。为了争取生存权益，阿伊努人不断向政府抗议，甚至走到联合国的讲坛进行申诉。最终，2008年6月，日本政府承认阿伊努人是具有独自特点的“土著民族”，并承诺对这个忍受多个世纪歧视的族群提供协助。
北美土著人悲惨状况持续至今 在北美大陆，几百年前开始的印第安人血泪史至今也无从遮掩。加拿大生活着近70万印第安人、因纽特人和米提斯人，他们是这里最初的主人。但几百年前的殖民活动、种族冲突和天花疾病，使加西部98%的印第安人消亡。“把印第安文化消灭在娃娃阶段”是当时最声名狼藉的一项政策。从1870年开始，加拿大的原住民学龄儿童被强行带离家庭，“安排”进教会在各地设置的“原住民寄宿学校”。孩子们被勒令不许讲民族语言，不许保留本民族的宗教与习惯，一些反抗的孩子会遭到体罚甚至性虐待；如果孩子的父母表示不满，也会被逮捕治罪。一些寄宿学校甚至对原住民孩子进行电击、饥饿、绝育以及“优生”等医学试验。直到1996年，最后一所寄宿学校才关闭，2008年，加政府正式对土著人表示道歉。但迟到了一百多年的道歉并没有解决问题。在经历了百年多的摧残后，加拿大原住民人口锐减，经济命脉断绝，许多人因感到前途渺茫，染上了酗酒、吸毒等不良习惯。去年夏天，《环球时报》记者曾参观过加拿大西部飞沙河谷的一处保留地。那里景象残破，村里大多数是老弱妇孺，靠政府补贴勉强度日，空地上毫不遮掩地散落着酒瓶和针管。在温哥华，记者多次看到原住民的示威活动，他们常以堵塞交通甚至卧轨等方式与当局对抗。有媒体披露，每年原住民向联邦政府提交的涉及土地纠纷的诉讼案高达900件以上，而真正被解决的不超过20件。更荒唐的是，去年9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原住民权利宣言》，加拿大竟然是4个投反对票中的一员。
美国的印第安人与加拿大的印第安人有着同样的悲惨经历。《环球时报》记者在美国西部住了一年多，与印第安人有关的认识只有两点，一是他们开办的赌场，二是旅游景点内的民族服饰。除此之外，记者很少能在公共场所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看起来似乎与外界隔绝。同样经历过文化清洗的美国印第安人更愿意蜷缩在自己的保留地内。至今，还有不少州在承认印第安人权益方面行动迟缓。比如弗吉尼亚州只承认“白人”和“有色人种”；华盛顿州2000年通过决议取消印第安人自治政府；马萨诸塞州4年前才取消“禁止印第安人进入波士顿”的禁令。在全美范围内，印第安人的收入水平最低，教育水平最低，失业率却最高。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欧美这些所谓的发达文明国家，才是对土著文化破坏最为凶残的刽子手。”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历史系教授琳达·巴克特曼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比较而言，在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上，中国是世界上做得最出色的国家之一，并且中国在尊重少数民族方面的所作所为也是实实在在的。“例如中国的身份证是标明民族的，据我所知，中国的货币上也印有很多少数民族文字，这些都是某些所谓文明国家做不到的”。巴克特曼说，从人类发展史的总体趋势来看，民族的融合、趋同一直是主流，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课题，而之所以这一课题现在引人关注，关键原因就是欧美发达“文明”国家切切实实地损害了很多少数民族的利益，“所以，现在不是西方人指责中国的时候，恰恰相反，他们要么应该认真反思自己的历史，要么就该去向中国人学习。”
(来源：环球时报)
更多精彩 请点击环球网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