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04年，最高法就已将量刑规范化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
“王某盗窃2.4万元判3年，我盗窃1万元，不足王某盗窃数额的一半，也判3年，我俩都没有从轻、减轻情节，只是盗窃时间、地点不同。这样的判刑对我不公，法院应该改判，要么增加王某的刑期，要么缩短我的刑期。”
这封写自囚笼内的信，寄给了江苏省姜堰市法院院长汤建国。
写信人没能盼来法院的改判，但他一定想不到，这封信竟意外地触动了司法界的一个重大议题。
自收到信的2003年2月开始，在汤建国坚持下，姜堰法院开始了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探索。两年后，姜堰法院量化算刑、量刑纳入庭审等做法被总结成《量刑均衡方法》一书，出版方为隶属于最高法的人民法院出版社。
几年前，最高法圈定4家中级法院、8家基层法院作为中国新一轮司法改革中的量刑改革试点，姜堰榜上有名。2月26日，最高法分管量刑工作的副院长到姜堰法院直击庭审。
苏中小城姜堰量刑改革的做法，有望被纳入全国的范本。
“这种情况下打几折” 2002年底，当了15年靖江法院副院长后，汤建国调任姜堰法院院长，他笑称自己是“提拔早、进步慢”。担任正职后，“他一直以来的抱负全都施展出来了。”他的一名下属说。
2003年2月，3个案子引起了汤建国的注意案情类似，判决却各有不同。
3名被告都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负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后果都是致1人死亡，案发后又均有自首和全部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情节，但却分别被判有期徒刑6个月、1年、1年半。
“从个案上看，3起案子都是在法定幅度内做出的判决，都没有错，但放在一起就难以令人心服口服。”汤建国说。
囚笼内的那封来信摆在案头，也时常敲打着汤建国。“公平正义是司法的永恒追求，公平怎么得来，就是通过比较，同样的案子判罚不同，这就伤害了公平。”
事实上，当事人对量刑“患不均”已影响到了中国司法的威信。有数据显示，在对刑事案件的信访中，约80%都是对量刑不服。
“同案不同判”现象更广受诟病，同一案件在不同法院可能得出不同判决，即便在同一法院不同法官也会判出不同结果。由此带来的是民众对法官断人情案、关系案的猜疑。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学界还总结出了“腹痛”理论一顿让法官闹肚子的早餐也可能让囚笼更加拥挤。
汤建国固执地认为，这种难题一定有办法应对。“那时头脑中突然闪过一位老法官的口头禅"这种情况下打几折"。我就想到，量刑时能不能设一个有据可循的折扣标准呢？”
法官成了会计？ 被告人刘小卫，犯罪时17周岁，先后盗窃4次，窃得物品价值人民币6162元。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其亲属代为缴纳罚金4800元。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盗窃金额在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应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律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但在先哲孟德斯鸠眼中，“完美的法官是自动售货机”，无须自由裁量。事实上，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变迁，只会“自动出货”的法官面对社会巨变恐怕要“死机”。
汤建国认为，法官必须有自由裁量权，但“它不能像橡皮筋般随意伸缩，要有个度”。
这个度在2003年3月出台，名为《姜堰市人民法院规范量刑指导意见》（以下称指导意见）。
刘小卫案例中，根据指导意见，盗窃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以上不满1万元的，盗窃价值2000元，基准刑为有期徒刑6个月，每增加犯罪数额330元，刑期增加1个月。如此计算，刘小卫的基准刑为6个月＋（6162－2000）/330＝18.6个月。
法官难道成了会计？
“我们几乎翻阅了本院全部历史卷宗，对以往判决进行了分类整理，做了实证分析，厘清了相似案例的判决尺度，又听了检察院、公安局的意见，还有律师、法官的意见，据此确定了量刑标准。”汤建国告诉本刊记者。
刘小卫是未成年人，自愿认罪，家属也主动缴纳了罚金，按法律规定要从轻，但从轻到什么程度又无详规。按照指导意见，已满17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盗窃公私财物，轻处40%；被告人自愿认罪，轻处10%，主动接受财产处罚的，在20%以内按比例轻处。
在套用指导意见后，法官用计算器算出，刘小卫最终宣告刑为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800元。
罚金数额为何低于盗窃数额？“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不同，指导意见规定未成年犯罚金数额要比照成年犯轻处40%。”汤建国这样解释。
在指导意见初稿中并没有这条规定。未成年人罚金“打折”的另一个推手是最高法下发的司法解释，即要求未成年人犯罪判罚要有别于成年人。
汤建国自称这套量刑体系是“刑事政策＋经验＋实证的科学发明”，所有规定是在现行法律法规框架内的，绝不是创造法律。
最初，指导意见对30个罪名进行了量化，这些罪名占姜堰法院刑事案件审判数量的90%。修正一直在进行中，起初规定交通肇事自首可轻处15%，2005年又附加规定，除定罪情节外，每增加一个特殊违章情节，再重处10%。
指导意见的规定要“让当事人和他的律师都知道”，汤建国认为，“知晓从轻情节，也能引导犯罪人悔罪。”
让当事人获知的另一个途径，是将量刑纳入庭审。当事人在庭审中不仅要对犯罪事实和犯罪性质负举证责任，也要对量刑情节单独举证，并当庭说明具体的量刑建议。
庭审过程中，法官在法庭辩论终结后，要专门说明量刑过程，以及轻处、重处的比率。
“透明的另一个好处是，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中，保护了法官，”汤建国说，“说情人操纵不了庭审。”
用计算器都能算出宣告刑，法官在庭上难道只是照本宣科？汤建国不同意这种说法，“法官可以把精力用于定罪，核实证据，此外指导意见也给了法官10%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认为判罚过重，法官可为犯罪人再减轻10%的判罚，但要经过审判委员会批准等程序。
“中国量刑指南” 用“一石激起千层浪”来比喻指导意见出台后的反响，一点也不为过。
“2003年以来我们每年都接待数十家法院来取经。”曹士平告诉《望东方周刊》，前不久，湖北省三级法院都来了。
实际上，早在2004年，最高法就已将量刑规范化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
近年来，最高法相关负责人也在不同场合重复着一个目标：进一步规范司法行为，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保公正、廉洁司法。
2008年12月20日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规范自由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被列入司法改革向纵深推进的10项任务。
在这场自下而上推进的改革中，姜堰法院并不是唯一的“尝鲜者”。2006年山东淄川法院推出“电脑辅助量刑”也曾被媒体爆炒，但反对声浪渐高，让同为试点的淄川法院日渐淡出公众视线。
2009年2月16日，最高法下发通知透露，将在2月25日至3月10日间检查各试点法院的量刑改革情况，要求各法院将基本做法、案件情况、效果以及问题、困难等详细报告，并对具体罪名基准刑的调整提供实例数据支持。
这印证了民间流传的最高法制定“中国量刑指南”一说。
汤建国并不讳言，“中国量刑指南”确实正在制定中。2月26日，最高法主管量刑的副院长熊选国选择姜堰作为检查量刑改革的一站。“他要看开庭，还准备听律师、检察官、陪审员的意见。”
姜堰法院年均审结案件6000余件，其中刑事案件400余件，涉及500余名被告。这个基层法院的量刑改革实践能否作为范本？汤建国认为“这套思路不成问题”。
苏州大学法学院李晓明教授却并不十分乐观：“规范量刑难就难在如何确定基准刑，根据什么规则、标准来确定。此外量刑因素的选择与确定也不可能穷尽。”最高法院刑一庭的周加海也忧虑，量化式的量刑规范，必须面对全国各地发展水平很不均衡这一现实。
如何把握全国的“度”，恐怕是最高法确立范本和标准时面临的最大难题。徐笛 (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责任编辑：黄芳)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