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保江：4万亿要花在提振信心上

　　4万亿怎么花之三

　　韩保江：4万亿要花在提振信心上

　　文/本刊记者 王爽

　　最近，《瞭望》杂志刊发的题为《积极消费就是爱国》一文，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这也使得其作者韩保江教授成为风口浪尖的新闻人物，尽管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但韩保江始终平静如常，作为一个研究宏观经济的经济学家，理性而直言面对问题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即便面对记者抛出的4万亿问题，他也毫不掩饰，并直指“结构病”为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也是缘何灾难来临，原本看似健康的中国经济，一下子变得如此脆弱的原因。

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11.9%，2008年第四季度骤然跌至6.8%，这就是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最明显的体现”，他觉得这是“病源”，4万亿一定要用在根治中国经济所患的“结构病”上。

　　“重投”服务业

　　产业结构过分强调重化工业，在韩保江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结构不协调的首要“病症”，也是中国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的重要原因。

　　“我大致算了一下，2008年GDP总值大概300670亿，其中农业大约占12%，工业占49%，第三产业占40%”，他喜欢用数字来阐释观点，“一般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产业都在60%到65%的水平，即便低收入国家也在50%以上，我们才40%，说明我们的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不是很发达。”

　　至于服务业不发达的原因，韩保江直指重视不够，这导致政策投入不够，税收优惠不足，这就使得中国经济将49%的宝压在重化工业等传统工业上，这种工业往往技术含量不高，多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这种产业对发达国家市场高度依赖，一旦海外市场出现波动，便会立刻引发大批企业的生存危机。

　　他以钢铁业为例，2008中国钢铁产量约5亿吨，受到全球危机的重创，建筑业滑坡，这直接导致国外对钢材需求减少，直接带来钢材价格降低，带来铁矿石价格降低，整个产业增值能力大幅缩水，钢铁行业的低迷，牵连至水泥等一系列行业，很多企业遭致命打击。

　　“目前，我们把钱过分花到了摸得着、看得见的产业上去，但对服务业，特别是对就业能力很强的服务业投入很少，比如文化产业的发展、传媒产业的发展、物流业的发展、医疗服务产业的发展、信息咨询产业的发展、大型集散基地的建设、大型农贸市场的建设、甚至家政服务业的发展等等，这些我们还很少，如果多些投入力度，会大幅提升就业幅度。” 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力度，是他极力倡导的，他觉得，4万亿规划还没有很好地从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特别是有利于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方面进行规划。

　　“多投”保障业

　　2009年，中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农村运动”，自2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实施家电下乡政策，农民购买家电，可以获得13%的财政补贴，这也是金融危机后，中国刺激内需、扩大农村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举措。

　　然而这一项惠农政策却引发了农民诸多抱怨：电压不稳、电价过高、售后不便、维修费用高、有线费用高、指定电器选择性小、获取补贴程序繁琐等等均成为农民抱怨的问题。“买得起买不起”我们另当别论，“买得起用不起”却成为现实问题，这不免让人想起，前几年河南大搞新农村建设时，普遍发生过的“架着电线点油灯，用洗衣机装粮食”的现象。

　　欧洲某国驻华大使曾这样描述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虽然这样的说法有些偏颇，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一些农村还普遍处于相对比较落后的状况。在韩保江眼里，这源于中国城乡二元区域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不仅仅是城乡之间存在差距，即便城市也出现了一种结构性的不平衡，即富裕阶层和赤贫阶层。

　　“用补贴刺激家电下乡这种意图非常好，问题出在操作环节上，我们要思考4万亿如何更好地花到农村去。首先要解决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否则，盲目拉动消费，使农村消费市场陷于不切实际的超前消费态势，会给农民造成一定的压力，与其如此，倒不如把补贴用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产品投入上，比如交通、医疗设施、教育条件等的改善上，让农民有切实能够使用家用电器的能力。包括城市的赤贫阶层，要解决他们的住房难、看病难等一系列的现实问题。”韩保江始终认为，现在的发展是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中国社会事业不发展是目前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因素，“我觉得我们现在撒胡椒面，不如从4万亿中拿出更大的数量，投到社会保障上，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消费的后顾之忧。”

　　“早投”基础设施

　　此次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中央把18000亿放在了建铁路、建公路、建港口、建机场等项目上，此番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占到总投入的45%。对于中央此举，韩保江非常赞成，“一直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尽管这几年，铁路、高速公路发展很快，但距离百姓的需求和整个经济发展的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曾经有人提出，西部开发资金使用效率低，并举出西部地区建设的高速公路上没多少车，而深圳、上海的高速公路上车流密集，并建议，应该把政府资金投入到有回报的地区。对于这种观点，韩保江是不同意的，“很多材料都在涨价，早建一年，就早带来机会，基础设施修到哪里，人就到哪里，市场就可以建设更多新的企业，这不仅可以改善当地投资环境，而且可以让市场多一些选择，为未来发展奠定很好的基础。”

　　他觉得，与其将资金花在钢铁、汽车，相对产能过剩的地区，还不如花到眼前看不到效果，但长远效益会无限的基础设施上。“我觉得4万亿要花在长远的能够发挥作用的项目上，对已经产能过剩产业的投入，还是要慎重。”

　　“撬动”民营资本

　　2008年11月11日，是4万亿刺激计划出台不久的日子，在南宁的一个论坛上，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面对台下1900名民营企业家，大声疾呼“机会来了”。第二天，力帆董事长尹明善在内部高层会议上直言“最好专门找个人研读政策，看看力帆是否也能在其中分一杯羹”……4万亿，让很多民营企业家充满希望。

　　而在这希望的背后，我们听到了另外的声音，“社会资本机会并不多”，理由是没有钱赚的项目，社会资本不愿进入，有钱赚的项目，如基础设施建设，一般民间资本进入存在很大障碍。民间投资低迷是1998年投资热后的数年，一直未解的难题。此次4万亿的投资计划，在渣打银行的报告里，也流露出了对于民营资本参与程度难以估算的字样。

　　对此，韩保江却显得很乐观，他以去年5月1日正式通车的杭州湾大桥为例。

　　一般来说，我国大型基础设施“国字号”工程，尤其是大型桥梁、道路等项目，投资主体都是国家或地方财政资金，属于民间资本的投资禁区。但杭州湾大桥却是民营资本首度进入“国字号”工程的代表。在大桥118亿的建设资金中，民营企业投资占50.25％。这也标志着国有资本唱主角的稀缺领域和传统垄断行业，正式向民间资本敞开大门。

　　韩保江认为，民间资本将来的突破空间可能更大。一方面，国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36条里，明确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另一方面，金融危机恰是一个倒逼的机制，目前经济困难，需要民间资本起来，收益不高的领域民间资本不进，那么民间资本看好的领域，他觉得政府在政策方面会允许或鼓励私营资本的参与，因为只有资本的水活了，整个经济的梗阻才能被冲开。

　　同时，他也直言，“即便民间资本不能直接参与分享4万亿，但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民营企业有很多单项的工作可以做，比如钢铁业、水泥业，通过4万亿加大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提升对这些产品的需求，给这些产业带来一定的利润空间，就是要通过4万亿为传统的主打产业提供更广的市场空间。”

　　“提振”中国信心

　　去年，三聚氰胺等一系列食品问题一再打击人们的消费信心，特别是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各种报道带给中国民众的恐慌，直至现在仍是留存有余，温总理曾说“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韩保江提到最多的同样也是“信心”二字。

　　“中国用了30年的时间，走过了一些发达国家通常需要上百年才能走完的道路，人家几百年释放的矛盾中国要在30年集中释放，有问题出现是很正常的，来了问题怎么办，着急没有用，最好的态度就是要‘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一定要带着这样的心态，不能总标榜我们自己是不犯错误的圣人，认为我们中国就不能出问题，这种心态是不对的。我们不要因为问题而失去信心，不能总是牢骚和抱怨，而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智慧。”

　　发达经济体都处于后工业时代，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却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潜力巨大，这是韩教授坚信不疑的，此次的4万亿刺激计划，他觉得就是要提振中国信心，提振百姓信心。谈到4万亿投资中，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韩保江将其定位为“设计师”，“钱花到哪里去，政府应该有一个宏观而准确的方向，而且要做好每一个项目的监督工作，从项目的选择、项目的审批，到资金供给、项目建设，再到项目验收，这一系列的过程都要公开透明，要有民意的参与，有专家的介入，由市场选择。”虽然，对结果的评估很难，因为一个项目可能要很多年才能发挥效益，但他认为，过程的保障却是项目实施有效性的关键手段，也是提振百姓信心和信任度的重要方式。

　　《华尔街日报》评论，中国拥有现在所有人都急迫需要的一件商品：资金。中国正在利用原材料生产商目前的窘境，鼓励开发新资源并锁定资源供应。在韩保江眼里，这同样是独属于中国的“信心”。

　　中国正在以前所未见的力度和速度展开海外资源投资。在宣布对英澳铁矿石巨头力拓的第二笔近200亿美元投资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中国五矿集团提出收购澳洲铁矿石公司Oz erals，中国与委内瑞拉计划将现有的石油基金规模扩大一倍…… 截至2月16日，中国海外收购总额已经达到218亿美元，跨境收购占到整体收购90%。不仅于此，最近几天，中国分别与俄罗斯和巴西签署了石油采购大单，已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经济危机一旦消退，全球商品市场价格将有大幅上涨的可能，显然这是中国在资源价格上涨之前采取的一种预防措施。

　　“钱要花到能够从国外换资源就不要自己解决，通过贷款换石油等手段来解决资源问题，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总比再建一个油田实惠得多，现在我们的采油成本已经高于国际油价了，我们采一升平均要40元，而现在国际油价已经跌至34元。”韩保江对这种方式极其认可，他直言，资源的紧缺伴随中国现代化的全过程，也是一个长期的瓶颈问题，该花钱的时候还要花钱，现在全球经济危机，也正是中国投资能源最好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