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扩大投资为就业助力

　　4万亿怎么花之二

　　常修泽：扩大投资为就业助力

　　文/本刊记者 王爽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的探索中，常修泽教授称得上是此领域的资深学者。他颇具见地的言论，常常成为决策层和社会关注的焦点。

有人说，一个好的经济学家既要客观又要有主见，既要冷峻又要充满人文关怀，而常修泽似乎深谙此道，面对中国改革的逐步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他没有将自己捆在单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而是带着浓浓的人文情怀，较早地开始关注经济改革与人的发展的关系。去年12月，他的新著《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其体制安排研究》公开出版，引起社会重视。

　　网络上，他的论述和言论不少，但却鲜见有关其个人的报道。有人说他谦逊、有人称他务实，但不管怎样，在对中国经济改革问题的关注上，他务实中充满激情。面对记者关于4万亿的采访要求，他坦言自己更专注于制度的研究而非投资研究，但是伴随全球经济危机而引发的就业困境，面对数百万的就业期待，他基于“人本体制论”的理论和情结，也对此进行了破题解困的探究。针对此次国家出台4万亿投资规划以拉动内需的举措，他坦言，扩大消费是个“慢变量”，扩大投资是个“快变量”，在当下，只有快速的解决现实问题，保障就业，提高收入，才能拉动内需，最终解决根本问题。

　　就业亟待“快变量”

　　目前，中国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最敏感的话题。经济增长伴随就业率的提高，一直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规律，但这个普遍规律却在中国受到挑战，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没有带来同样高速增长的就业率。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对88个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调查显示，2008年第四季度求人倍率（岗位数除以求职人数）为0.85，是2002年以来的最低值。

　　显然，在中国，经济增长不再是就业的充分条件，但在常修泽看来，保持经济增长依然是充分就业的必要条件，据他所掌握的情况和研究结果显示，每年城镇有900多万待业青年，其中包括600多万的大学生，按照国家城镇率每年要提高1个百分点的规划，每年还将有大约900多万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如此庞大的岗位需求，在他看来，没有经济的增长，就无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一点常修泽感受很深，去年10月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到广东考察，正赶上全球最大玩具代工企业之一的合骏集团倒闭，其下两个玩具加工厂相继关闭，7000员工失业，同时，为其供货的相关企业大量工人纷纷失业，合骏所在小镇的服务业也受到重创，周边餐馆、理发店等均生意萧条。所以，他得出一个认识，“要想保就业，必须要保增长”。

　　“从理论上和战略上，应该将经济工作的基本点放在扩大消费上。但启动消费难度较大，见效慢。因为职工涨工资、务农收入提高，在短期内较难，居民消费的启动，是需要逐步进行的；另外，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百姓有后顾之忧，不会贸然消费。因此，我认为，扩大消费是个‘慢变量’，扩大投资是个‘快变量’。只有加大投资带来相关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的上、下游部门，就业才会有保障，人们收入提高了，就可以最终拉动内需。”

　　用社会资本带动就业

　　此次国家出台4万亿投资规划，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类，包括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电网的建设，共计18000亿元，占45%。18000亿中占据大头的就是铁路投资。

　　10年前，扩大内需是将高速公路放在第一位，尽管目前高速公路整体仍显不足，但其发展已经较快，而铁路的发展相对较慢，这也是将铁路投资放在第一位的原因。

　　2008年末，若干铁路线已经开工，常修泽在甘肃考察的时候，看到可以打通西南和西北重要通道的兰渝大铁路已启动，而让他更欣慰的是，类似铁路项目的大规模启动，相继给水泥行业、钢铁行业、设备行业带来利好消息，并且效果非常明显。

　　在天津静海县大邱庄的考察中，他感受颇深，2007年这个镇的钢材产量是1040万吨，要知道，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全国的奋斗目标也不过1070万吨，但是金融危机后的数月里，村里的工厂萎靡不振。而这次，他所看到的是，当地政府和企业家又振作起来，而且钢铁板块的股票也在回暖。

　　依据全国工商联报告，2007年民营经济曾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5%左右，占年度经济增量的70%—80%，而民营中小企业在吸纳就业人口上作出的贡献，更是国有经济所难以取代的。此次4万亿的投资，能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民营资本更多的投资机会，还有待观察。作为研究体制改革的专家，他明白经过30年改革，竞争性部门的改革相对进展快一些，但垄断性行业的改革仍比较滞后，某些方面甚至没有“破题”。

　　“如铁路投资体制改革属于相对滞后的领域。现在要加大铁路投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是按照新体制来运作，还是按照原有的体制来惯性运作？如果不推进铁路体制改革，那增加如此大规模的铁路投资势必会‘复制’和‘固化’原有的体制弊端。”他觉得，加快铁路体制改革，首先就要解决政企不分问题，同时突破原框架内的铁路投融资体制问题。

　　常修泽还提到其他的垄断行业，如电力、电信以及市政公用等，也要寻找改革的切入点，分类推进垄断性行业改革，“现在我们应把这个旗帜举起来。此前，我曾提出‘四化’的思路，即运营环境商业化、投资主体多元化、市场竞争公平化、政府监管科学化，下一步就应扎扎实实地推进。”

　　以第三产业拉动就业

　　“要想多扩大就业，我认为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第三产业。”2007年，常修泽应萧万长先生邀请赴台湾考察，在对比台湾与大陆在产业结构上的差距后，他感受更深。

　　在台湾地区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只占1.7%，基本上微乎其微，从业人员约有60万；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和建筑业占25%；第三产业占73.3%。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三产业中的教育很发达，其他第三产业的医疗、金融、航运、旅游同样非常发达。而大陆地区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占11.7%，比台湾多10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48.9%；第三产业占39.4%,比台湾地区少30多个百分点。

　　探究其原因，常修泽发现，大陆目前的整体发展水平处在工业化的中期，而台湾地区已经经历过，也就是说两者的发展阶段不同。这里面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大陆的第三产业比重比较低，不到40%，不但和台湾地区相差30多个百分点，与全世界平均水平的64％来比较，也是比较低的。因此，他提出，“国家在宏观方面需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和优化。既要提高现有第三产业的经济水平和规模，又要研究产业链的细分，开拓新的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新领域。”

　　常修泽认为,在第二产业的产业链中，有一些环节可以进一步剥离，推进制造业服务化。比如在苏南的无锡、苏州等地区，第二产业的比重在55%-60%间，就需要在他们的产业链中“工业服务化、制造服务化”。在汽车制造领域，就可以将汽车设计、研发、销售剥离出来，不要混同在加工制造业中，让它们各自专业分工、独立发展，就会培育出一个新的、有效的第三产业来。同样售后服务、维修，也能够剥离出来发展成为现代的服务业。这其实是工业化进一步的深化。

　　“哪个地方容纳就业人口多？我个人认为是第三产业”，在常修泽看来，服务业是容纳就业人口的一个大产业，包括金融、商贸、旅游，以及律师、中介、物流等等。他还提到社会上把创意产业狭隘化的问题，他觉得，谈到创意产业，人们常常把它等同于文化创意，而一谈到文化创意产业，就认为是动漫。在他看来，创意产业是个比较广泛的产业门类，简单地说就是10个字：“头脑为车间，知识为原料”，就是用人的智慧、智力来进行加工、制造，创造有新意的产品，最后规模化形成产业。

　　启动4万亿的三点警惕

　　4万亿的投资规划，如果摊在2年，每年是2万亿，占GDP的比重大概是7%左右，这将是一笔非常庞大的数字，如何保障各个环节的落实？如何达到预期的效果？今年2万亿投资正在启动之际，常修泽教授提出3点注意事项。

　　2008年11月18日傍晚，杭州地铁的塌陷事故是我国地铁建设史上伤亡最为严重的事故之一，作为我国交通隧道工程界的权威专家王梦恕院士直言，“施工方法上存在缺陷，施工选址也有问题”，他谈到，很多地方大型建设项目从规划到设计、施工，都要服从于“赶工期”的要求，也有很多“无奈”，但必须要吸取教训，实事求是地科学安排工期、科学制订方案，这样才能保证质量、保证安全。

　　对于项目的质量和效益，这也是常修泽教授特别提到的，他坦言，4万亿刺激机会公布后，26个省提出18万亿的投资计划，另仅边疆一个省便提出3万亿，“这么大规模的投资，有点‘大干快上’的味道。这个时候千万要小心，每个投资项目都要进行必要的、科学的可行性论证，更要有项目投入、产出的比较，不能盲目建设，不讲效率。一定要记住杭州地铁的惨痛教训。”

　　其次，还有征地问题。落实总投资4万亿投资规划，减去自主创新不占土地的部分，按每亩地承担资产投资量266400万元计算,约需120万亩建设用地。他觉得，若要解决缺口，并非易事。特别是涉及农民利益问题。既要尽快开展项目建设，又要保护农民利益，防止酿成事端。

　　权力介入经济以后如何克服腐败？他再次谈到了防腐败问题，“10年前高速公路建设是重点，国家投资集中在公路上。公路建起来的同时，全国省一级交通干部，倒了17个。未来几年高达4万亿的投资规模，权力能否经得起诱惑，企业为承揽工程，是否会有行贿的冲动？因此，质量、征地、反腐，这是目前需要警惕的。”

　　常修泽名片

　　著名经济学家。1979年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理论研究。1995年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学术基金(香港)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著作有《人本体制论——中国人的发展及制度安排研究》、《现代企业创新论——中国企业制度创新研究》、《产权交易理论与运作》、《中国：“换体”的革命》等多部。近年执笔或主持完成的主要获奖科研成果：《“十五”计划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执笔之一），获国家计委科技进步一等奖（2000）；《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要问题研究》（主持之一），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进步一等奖（2004）；《关于发展先进生产力问题的研究》（执笔之一），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