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向谁辩解？

　　这个世界上，有本事的有才能的人多如繁星，但引人注目的成功者又寥若晨星。难道不成功者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显然不是！活着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境界。努力向更高的境界靠进，应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更是整个民族的追求。

　　你活得有价值、精彩，人们还会谈论你（不管你活着还是死后），如果活得不精彩，那么，你即使活着也不会有人说起你，何况百年以后呢？因此，世人喜欢说：“公道自在人心”。而我却说：“公道应在自心”。

　　唐伯虎向谁辩解？

　　文/马治权

　　《唐伯虎点秋香》的传说和电影，可谓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据史书记载，唐伯虎的爱情婚姻并不幸福，所谓“点秋香”也是后人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现在看来，这些演义，唐伯虎肯定是无法澄清了，因为这都是他死后的事情。

　　还有曹操，也是一个经过艺术丑化了的形象。《三国志》中的曹操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不大一样的。在一般人心中，艺术化的曹操才是真正的曹操，而真正的曹操却鲜为人知。对此，不知九泉之下的曹操作何感想，曹操的后人又是如何接受这一形象的。

　　刘少奇是冤屈死的。临去世时，他说过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当然是一句愤激之词，同时也是一句自我宽慰之词。而从上述所说的唐伯虎和曹操来看，事实与史实并非完全相同。有些时候，历史是强者写的；有些时候，历史是文学家写的。总之，历史有其相当大的不确定性，也有它的“弱点”。

　　还有一句话也流传很广，那就是“公道自在人心”。但老子在《道德经》中却说，“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损余以奉天下？”可见“人心”也是靠不住的。在强权时代，“人心”是会被扭曲的，会“睁着眼睛说瞎话”，会把驰骋疆场、浴血奋战的人说成“右派”；也会把勤勤恳恳、一心为民谋福利的人说成“内奸公贼”。

　　“人心”在这个时候就不公道了，糊涂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自己的是非观，有的只是趋炎附势、人云亦云。这是一帮低素质的“人民”，是一帮唯利是图的“人民”。所以“公道自在人心”只有在公民社会才能成为现实。那时候的人们，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也有自己的是非观，不为物喜，不为已悲。

　　当然还有一种境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公平地对待自己、对待他人，那就是佛的境界。曾看过一则故事，说一姑娘未婚先孕。母亲问，与谁造的孽？姑娘说，与后山的和尚。母亲愤怒至极，待孩子生下后，便抱给了和尚。和尚接到孩子，没有辩解，微笑着收下了，然后四处向有奶的妇女求助。有奶的妇女喂完小孩后，还要向和尚“啐一口”，说，人面禽兽。但和尚仍然微笑着，每日为小孩求乳不止。一天，姑娘忽然良心发现，对母亲说，那孩子不是和尚造的孽，是她与村里的一个小伙所孕。姑娘的母亲一听，连说“造孽”，赶紧上山将小孩从和尚那里抱了回来。

　　从这则故事可以看出，在佛的眼里，金钱名利荣辱是非，都是过眼浮云。你活得有价值、精彩，人们还会谈论你（不管你活着还是死后）；如果活得不精彩，那么，你即使活着也不会有人说起你，何况百年以后呢？因此，世人喜欢说：“公道自在人心”；而我却说：“公道应在自心”。心底无私天地宽，忍辱才能负重。

　　有些人都成大艺术家了，但人家批评他一下，他就受不了了，唆使别人拿砖头拍批评家。这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却是整个文学批评乃至民族的现实写照。不能批评已成为社会痼疾。一个不能批评的民族是脆弱的、不自信的、没有希望的。想一想“唐伯虎应该向谁辩解”的话题，就应该觉得自己很无聊，也缺少“大师”风度。任尔东西南北风，更何况只是“一股风”呢？

　　对待功名，似乎也要有度量。人生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功名付天命”才是人生的内在规律。不然，“东风不与周郎便”又作如何理解？曾国藩的“千古完人”又作如何理解？曾国藩的成功，客观机遇占了很大的成分。假如太平天国没有发生内讧，几个曾国藩也完蛋了。

　　这个世界上，有本事的有才能的人多如繁星，但引人注目的成功者又寥若晨星。难道不成功者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显然不是！活着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境界。努力向更高的境界靠进，应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更是整个民族的追求。我们不能仅仅以计较吃饭而活着，也不能仅仅以计较名利而活着。多点信仰，多点胸怀，多点民主，多点精神上的契合，或许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