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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云南景洪，三个戴着墨镜的时髦的年轻人 图刘香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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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
刘香成 以他者眼光看中国
从最开始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就说，你要多找几个人帮你甄选照片。但这个工作其实没有人能够分担，它需要的不是别的，就是我的一对眼睛
本刊记者 徐梅 实习记者 唐跃 发自北京
传奇新闻摄影记者刘香成不拿相机很久了。
自1976年到1994年，刘香成做了18年的职业记者。1978年底，27岁的他作为《时代》周刊首任驻京摄影师来到了中国，5年后发表摄影集《China after Mao》（《毛之后的中国》）。
其后，他加盟美联社，先后驻北京、洛杉矶、新德里、汉城和莫斯科。1992年，他捕捉到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的历史瞬间，全球独他一人。
1995年后，这位华人世界最知名的摄影师退出新闻一线，出入上流社会，往来于富豪名流之间。在泰国M-Group支持下，创办M图片社，主办《中》杂志；担任时代华纳驻京首席代表，促成财富论坛（1999年）在上海的召开；之后他加入澳大利亚人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出任中国区高级副总裁，帮助星空卫视落地大陆……
就在人们几乎淡忘他与影像曾经的深度关联时，他拿出一个让世界惊愕的作品。2008年7月由他主编的摄影集《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由德国TASCHEN出版社以英、法、德、日等6种语言全球发行。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称，“在此之前，中国的出口清单中，摄影从未成为重要部分。这使刘香成的成就令人惊叹。他花4年时间在中国搜集了88位摄影师的作品，用一种全新的、有力的口吻重新讲述了中国故事。”
那怎么不是我了解的中国呢
《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以10年为一个单元，将新中国近60年历史分成6个大段落。
10年一个变化，他自己的人生恰好也是这样变奏的。
1951年10月6日，刘香成出生在香港，父亲刘季伯是《大公报》国际新闻编辑，也是1960年代香港仍活跃的左派力量中的一员。刘香成排行老六，是家中最小的一个。3岁时，母亲抱着他回到了福州老家。
刘季伯最初希望小儿子能够跳出香港这个小渔村，回到广阔天地，沐浴新中国的阳光，茁壮成长。但内地局面日渐混乱，1961年他改变主意，让10岁的刘香成回到了香港。
20岁时刘香成决定去美国上大学，他表示自己希望学习新闻，父亲的一位老友建议他先学习一个专业再当记者，因为“新闻是实践”。1971年秋天，刘香成进入纽约Hunter College，专业是国际关系。“中国人在美国念书一般都是念理工科，很少念文科，那个年代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
同学中鲜有中国人，刘香成被迫“打入”美国同学的生活圈。他天生有在异乡惬意生活的能力，这种能力源于好奇。“有的人到什么地方都局限在中国人的圈子里，也不是不好，但既然去了这么远，为什么不好好了解一下那里的生活呢？”
怀抱着了解和参与美国社会的热情，专业之外，他还选择了摄影等感兴趣的科目，每天东跑西颠，没事就在纽约街头随意抓拍。
他有许多外国朋友，“多数比我大，我总是小弟弟”。这些亦师亦友的老大哥，有不少人声名显赫。他们的举荐和帮助让刘香成轻松获得旁人无法企及的机会。
他给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摄影师Gjon Mili当过9个月实习生，那时Gjon Mili已经72岁了，“整整9个月里，他从没有谈过技术问题”，只是在每天傍晚，老人会指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种新闻图片告诉他，“这张好，那张不好。”为什么？因为“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多年之后，当他本人成为许多年轻摄影师心目中的导师时，他把成功之道总结为一句话，“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
毕业时，老师把他推荐给时代集团的总裁。为《时代》周刊供稿的同时，他也给美联社供图。
1976年毛泽东去世，在珠江边，他拍下了晨练的老人戴着黑纱打太极拳的照片，“新时代已经到来了，我想要报道毛泽东以后的中国。”
他用镜头记录下了中国此后几乎所有的巨变，却谨慎地说，“我对中国有一些了解。”
中国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后，他受邀成为奥组委的顾问之一。张艺谋领命要在开闭幕式上完成“说明中国”的任务，刘香成萌生了用图片介绍中国的冲动。“我希望以人们身体语言、衣服、样貌、精神状态的变化，显现新中国60年来的成长和发展。西方那些搞图片的人，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没有一点感性的认识。他们编的书也用了我拍的一些图片，但那些书展现的不是我所认识的中国。”
“国内编的书也很多，但出于种种原因，还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去看世界，或者觉得图片就是山水画的延伸；对摄影语言能做的事情，他们的理解、认识以及对方向的把握，都有局限。从他们编的书里，我也看不到一个我所认识的中国。”
2004年起，他开始搜集、整理图片，希望用影像真实直观地说明中国。
哪些照片需要特殊身份才能拍？
Tiziano Terzani曾任《明镜》周刊驻京记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和刘香成同为活跃在北京的国外媒体记者。评论刘香成时他说，“对刘来说，中国不仅是个值得发现的真相，而且关乎尚待阐明的爱。”
刘香成本人却抗拒这种温情表述，他非常介意人们拿他的华人身份说事。年轻的时候，他在中国取得了成功，人们说他“既有局内人的体验，又有局外人的敏感”，他主动要求调离中国，去印度、韩国、前苏联，“我证明了我在哪里都能做好工作，不仅是在中国。”
如果你把他在中国的成功与海外记者身份联系起来，他也会生气，“你看看我拍的那些照片，有哪些是需要特殊身份才能拍的？都是最普通日常的生活细节。”
“当年我刚到北京时，新华社、《中国日报》的人都和我说，做事情要打擦边球，好像不打擦边球就没事可干了。他们总是说‘我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其实很多事情是你不想做或怕做。人们常说，在中国的媒体里，‘大做大错，小做小错，不做不错’。这也许是很深刻的智慧，但我认为：要想活下来，活得好一点，做总比不做好。”
他说自己从没有什么身份焦虑感，“我焦虑，只是因为我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做成。认识一个人，不能纠缠于他是什么身份，要把他所做的事情串联起来，认识他。”
他说自己根本的身份是职业新闻人、努力呈现世界真相的人。“我一直都希望把摄影带到新闻语言的主流地位，而不是说摄影只是文字的辅助。摄影是表达事情的一个平台，你去办报纸、刊物也是制造一个平台。在好的平台上不同的人都能理性地讨论问题，冷静地思考问题。”
《China，Portrait of a Country》同样是一个认识世界的平台。在这里他对中国的观察冷静、真实、客观。泛滥的“中国情感”、刻意的遮蔽或揭露都不是他想要的。
以他在业界的盛名，自然有许多摄影师主动把作品送到他手中，但更多真正想要的东西，需要他放下身段亲自登门。为了说服那些手中有特殊时期珍贵底片的老摄影师，他甚至多次登门。
从2004年开始，一直到2008年该书临近出版，刘香成亲自承担了几乎所有编辑工作，“最开始的时候，我的朋友们就说，你要多找几个人帮你甄选照片。但这个工作其实没有人能够分担，它需要的不是别的，就是我的一对眼睛。”
“我用两个准则去看。一是从画面和摄影的角度，是不是一个好的作品。但好的作品有很多，第二点就是是否有助于我陈述60年的中国。我尽量通过日常生活来表现60年的进展。”
“我常说，我去苏联、印度、美国都能增加对中国的了解。我每次去不是两三个星期，而是四五年。经过那么多个春夏秋冬，接触不同的文化与细节，再和中国去比较，你会看出一辈子住在这里的人永远看不到的事情。”
克格勃警告他绝对不许拍照
这本书在西方世界影响巨大，2008年岁末，刘香成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举办同名影展，累计观展人数破了该美术馆开馆以来的纪录。久别新闻一线的刘香成延续了过往的神奇，创下自己职业生涯的又一高峰。
“我们恐怕也是最后一代去过那么多地方、经历过那么多大事件的记者了。”这个喟叹绝非夜郎自大。30年前，一入行，竞争对手便给他起了“murf”（多弹头导弹）这个绰号，以此向这个突破能力超强的新人致敬。
当初美联社有多位强手竞争首任驻京记者的机会，谁也没有想到，总社社长拍板，把这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送到了中国。
这个小伙子不负众望，很快融入北京。在他30岁生日时，侯宝林送来自己的字，黄永玉他们教他怎么吃大闸蟹，怎么欣赏俄罗斯歌曲。“新凤霞给我画了一幅寿桃，吴祖光先生主动在旁边题了字给我，并且问我，‘你想认识白桦吗？’我说，‘想啊！’就直接跑到他家里去拍他，搞七搞八的，他也都同意了。”
离开了中国，他同样神奇。无论是在洛杉矶、新德里还是现在已经更名为首尔的汉城，他总是那个能够在适当时机出现在适当地点的神奇小子。
1990年，他被美联社派驻莫斯科。因为他在印度工作时，曾与塔斯社一位高级摄影记者有过误会，调他去之前，美联社莫斯科分社的头儿甚是忐忑，但又阻挡不了大老板的决定。
“他就做了一个调查。印度、洛杉矶、北京、汉城，所有我工作过的分社的社长，他一个个去打电话，问他们觉得刘香成这人怎么样。他们就说，Michael，你在苏联做事很不容易，如果你想把事情办成，建议你还是把刘香成弄到你那儿去。”
1991年12月25日晚，“能把事情办成”的刘香成跟着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董事长汤姆•约翰逊混入克里姆林宫，通过关卡时克格勃警告他们绝对不许拍照。
此时此刻，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震惊世界的讲话。
讲话稿一共4页，戈尔巴乔夫已经读到最后一页：“我将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读完后，他没有把讲稿平稳地放回桌上，而是猛地一扔。
“那样的时刻不拍怎么可以，得罪人就得罪人吧！”他果断摁下了快门。几乎同时，“砰”，克格勃的一记重拳也砸在了刘香成的后背。“我真没想到会打我，但是没关系，我拍下了我想要的——连塔斯社都没有的镜头。”
第二天，全世界大报的头版头条，用的都是刘香成的照片——“戈尔巴乔夫扔稿子”，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个时代就此终结。
当年，刘香成和他在莫斯科的同事们，一同获得了普利策现场新闻图片报道奖，另一部摄影集《苏联，一个帝国的崩溃》也在这一年出版。“我就和所有同事说，我没有让你们失望吧。”
拍领导人握手一定要在中间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总能出现在你想出现的地方，除了幸运，还有什么？
刘香成：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哪阵风吹到我这里的，不过做记者很多东西道理都是相通的。当你和别人说话，别人觉得你知识面太窄或不会说话，人家就会想尽快结束会谈。照相是一样的，你看的书，你交的朋友，从朋友那里学到的东西，是综合的。
当初我要拍陈凯歌，他到我家里来，我让他把鞋脱了、袜子脱了、躺在地上——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后来我才晓得那个人是很难搞的，我当时不知道，我就让他趴在那儿。
人物周刊：有没有你也搞不定的人？
刘香成：有，很多人很难搞的，但你要坚持一下。我在洛杉矶拍英格丽•褒曼，一般文字记者采访完就给摄影记者5分钟时间拍图片。我把她带到酒店的后花园照相，过了几天她就给文字记者打电话，说你带来的摄影记者让我很放松。
当年《上海公报》发表10周年，尼克松从上海乘坐专列去杭州西湖。外交部让我们这些境外记者随行。在西湖，我问尼克松可不可以单独给他照相，他说好啊。我们在西湖走了一大圈，我让他停他就停。水门事件之后他对记者是很反感的，但不晓得为什么，他能够信任我。
从杭州回上海的专列上还有个故事。当时李肇星是外交部新闻司管美国记者的处长，对我很好。尼克松在前面有节车厢，李肇星突然跑过来问我相机在哪里，他说尼克松要过来了，拿着一条毛巾、一个水桶和青岛啤酒给我们送啤酒来了。我抓住了那个镜头，那张也成了经典。
李肇星后来当了外长，当外长之前是美国大使，我们也有来有往，不能说是朋友，但他的书，他的诗词也都会给我送。我觉得，做记者很多准备是在工作之外的，让人家喜欢听你讲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人物周刊：除了做好准备，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亲和力，谈话有内容的人，你还有什么诀窍？
刘香成：我比较好奇。认识一个人，我就要学他，他懂的知识我都问一下。人家觉得你对他感兴趣，他自然也对你感兴趣。
人物周刊：你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要多交朋友，特别是有能力的朋友，关键时刻可以把你带到别人进不去的地方。
刘香成：是啊。当年一起驻京的，除了我代表美联社，还有路透社的摄影记者和UPI的摄影记者。只有我和新华社中央组的人很熟，他们当我小弟弟，他们都是50多岁的，专门拍领导人。拍领导人握手一定要在中间。他们往往一个小时前就在人民大会堂排队，迟到的话很难挤到中间位置。每次我晚去了，他们总是说，小刘你来你来，把中间位置留给我。其实我和他们没什么交情，只是见见面说几句，他们就觉得这个人还可以。
人物周刊：你什么时候决定定居北京的？
刘香成：我1994年从俄罗斯到香港，1995年回到北京。一回来，就让朋友帮我找一个四合院。我对北京有感情，我的事业是在这里开始的。刚进来的时候这个院子破破烂烂，但位置很好，旁边就是北海景山，我30秒就决定买下来。除了两棵100多年的石榴树，全都是推倒重建的。1996年建好，1997年就搬回来了。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些有挑战性的事情？比如现在仍在忙碌，做的工作都是不断在刷新自己的能力范畴的，其实你已经可以很逍遥地生活了。
刘香成：可能是吧。做新闻就应该越做越大，多去一些困难的地方。当年我离开印度去韩国的时候，印度那边一个同事对我说，他本来很看不过去我对手下要求那么严格，让他们做那么多事情。但是后来看到我对自己更苛刻，就闭口不言了。
去年我在普吉岛盖了一个别墅，冷的时候就去那边休假。但我觉得做事情是一种乐趣，我今年57岁，觉得自己还是有精力继续做一些事情。我的个性是，小的事情我会急，但大的事情我很有耐心。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拍东西么？
刘香成：拍，但没有很强的目的性，前一段时间蔡国强来，他让我拍我就给他拍。
人物周刊：你没有带着相机随走随拍的习惯，为什么呢？
刘香成：拿起相机就要进入工作状态，所以我旅行从来不带相机。年轻时当驻外记者相机随身带着，那时生活和工作其实是一回事，现在不需要这样做了。现在我不带相机，但仍然随时都在观察。如果要拍一个人，拿起相机时我已经有想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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