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成本仍可压 “零增长”还不够

　　压缩行政成本，可以缓解财政压力，增加公信力，凝聚民心，重振为人民服务的基本价值

　　“行政成本还有很大的压缩空间。”

　　在今春两会召开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研究员正在忙着做这样一份提案：把明显降低行政成本作为应对危机的重大举措。

　　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尤其是“三公”（公款吃喝、公车消费、公费出国旅游）耗费巨大，是一个非议多时的老问题，但在当前更显急迫性。迟福林说，未来相当一段时期，财政增支与减收之间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政府带头节约，能体现用实际行动积极应对危机的责任政府形象，并由此提振市场信心，更好地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合力，共克时艰。

　　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也明显“瘦身”，其垂范式意义不可低估。“共渡时艰，要从小事做起。”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说。

　　老问题起“质变”

　　中国的行政成本高达何种程度近于谜一般。

　　据专家介绍，目前的财政支出大体上可分三部分：一是行政管理、国防、司法等维持基础性社会秩序的国家基本开支，二是包括公共工程在内的建设性开支，三是包括教育、医疗、各种福利保障在内的民生开支。

　　财政部门提交两会审议、讨论的预决算报告采取的分类与统计方式与此不同，行政管理费用并未单列。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5-2006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增至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了6.6倍；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1995年为14.6%，到2006年上升至18.73%。

　　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出的《关于建立行政成本信息公开与监督机制的建议》提案显示，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

　　作为中国较早研究行政成本的学者，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与竹立家都对本刊记者表示，准确的政府行政支出数据谁也无法精确认定，“政府支出除了预算内，还有预算外。由于预算外收入的不透明、不公开，财政收入到底有多少钱谁都不知道，用多少自然也不知道。”

　　接受本刊采访时，竹立家感叹，“现在已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了。公款消费的状况，群众有目共睹，它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威信，关系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为人民服务、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的基本价值问题。这是根本所在。”

　　“零增长”还不够

　　迟福林认为，降低行政成本已成为当前有效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其一，削减行政成本对提振信心至关重要。政府带头增收节支，对全社会是一个鼓舞，能够集中体现各级政府在采取政策措施的同时，率先垂范、用实际行动积极应对危机的责任政府形象。能明显提高各方面对政府的信赖度，并由此提振市场信心，更好地形成政府与社会的合力，共克时艰。

　　其二，加大公共支出和国债规模需要与降低行政成本相结合。在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迫切需要同步推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与削减行政成本，把扩大财政赤字与降低行政成本有机结合起来，以通过降低行政成本，促进社会各界对扩大国债规模的理解和支持。

　　其三，削减行政成本能为结构性减税提供空间。以2006年为例，如果行政管理费在7571.05亿元的规模上削减20%，就能节省开支约1500亿元，在完全冲消因推进增值税转型给企业减税所减少的财政收入后，还可实际增加300亿元的可支配财政收入。

　　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在本次两会上提议由国务院启动“行政机构资产瘦身计划”，大规模统一清理楼堂馆所和超量公车。他乐观地对本刊记者预期，通过变卖方式，可以化“公款”消费为“私人”消费，真正拉动内需，让民众受益，民生受惠。

　　在今春全国两会之前，各地方两会也显示出节约的信号。如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公务购车和用车经费、会议费、接待费、出国经费，一律以2008年预算为基数缩减5%；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广东将实现公务购车和用车经费、会议经费、公务接待费用、机关出国（境）费用、办公经费预算“五个零增长”。

　　“零增长是不够的”，周天勇说，本来基数就很高了，零增长或少量降低的意义不大。而且，若按以前的做法，行政成本不透明，很多开销不在预算内，“是不是零增长你也不知道。”

　　中办、国办日前印发通知，对公务开支提出了八条具体厉行节约的指标要求。

　　受访人士认为，这是一个务实、可行的方案。同时应注意，降低的费用不能限于预算内做文章，预算外的开支也应统一进来；这两年不新建楼堂馆所，两年后要防止集中“反弹”。

　　迟福林表示，客观地说，降低行政成本的空间很大。2008年中央政府削减5%的经费用于支持汶川抗震救灾，各地也积极响应，不同幅度地削减行政成本。这均没有对正常的行政运转产生负面影响。

　　“让群众说得上话”

　　“以前中央和有关部门出台了几十个相关条规，政策很好，也有可操作性，但就是不去操作，为什么？内部控制，首先维护自己的利益。”竹立家举例说，按规定，只有省部级干部才有专车，但现实情况是乡镇长都有专门坐驾。官场的一整套根深蒂固的陋习从中作梗。

　　周天勇也追问：“哪个领导愿意不坐专车？谁有这个本事？”他认为必须真下决心，下大决心，“靠自觉，省不了多少。”

　　迟福林建议，以强化预算为起点，全面推进政府行政支出公开化。一是进一步理顺预算体制。赋予各级人大预算委员会预算编制的功能；加强财政部的预算执行功能，剥离其他部门的预算执行功能，尤其是减少各部委的专项资金规模。各级人大审计监督政府行政开支并履行财政决算功能。

　　二是把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统一纳入到预算管理范围内。目前各级政府行政成本相当一部分在预算外资金和非预算资金中列支。“统一预算外和非预算资金使用，在反危机的背景下十分迫切。”迟福林说。

　　三是以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起点，尽快制定信息公开法，把行政开支等政务公开化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以提高行政开支的透明度。

　　迟福林建议，要建立各级人大对行政成本监督约束的常态机制。比如，逐步细化、规范和完善报送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批的政府预算，加大部门预算和预算执行的监督。

　　“以前公款消费明目张胆，为什么？群众说不上话。”除人大监督外，竹立家还极为看重社会监督，“利益共同体内部的监督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证明了这一规律。”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来源：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