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失海外文物数以千万计 回流却困难重重

　　蹊跷的白瓷碗案

　　马自树还经历过一起蹊跷的文物案。

　　1993年4月，苏富比拍卖公司要在香港拍卖一批中国文物。在事先发布的拍卖图录上，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耿宝昌发现了一只明成化白瓷碗，估价在70万左右。他看着觉得很眼熟，并告诉国家文物局保卫处，说这件东西是开封文物商店的。按照法律规定，这只白瓷碗属于不可出境的珍贵文物，怎么会落到苏富比拍卖公司手里呢？

　　此时马自树正在文物局主管文物安全工作，他立即请保卫处处长吴凤春与开封文物商店联系。吴告诉马自树，东西是开封文物商店的没错，但在一年前卖给了海南省文物商店经理王竹圃。按照当时的规定，王可以持有海南文化厅介绍信来开封文物店为博物馆征集藏品。为博物馆提供藏品是文物店的职责，因此开封文物店将白瓷碗卖给王竹圃并不违法。

　　“人跑了，我们不知道他的下落啊。”马自树立即请吴与海南方面联系，结果得到这样的答复。马自树决定一方面联系开封文物店，将白瓷碗的全部档案资料调来；另一方面请外事处与拍卖公司联系，声明这只成化白瓷碗是走私出去的赃物——中方可以提供该碗的全部资料，请停止拍卖。苏富比方面提出，中方须在4月27日开拍前拿资料去鉴定核实。

　　“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签证想那么快弄下来很难。”马自树说。经过外事办与英国大使馆多方交涉，马自树也与英使馆文化参赞谈过此事，终于在最后的时间拿到签证。

　　有签证后，机票也颇费了一番周折。4月26日晚上，马自树一行到了香港。在与拍卖公司联系后，第二天上午9时——即开拍前1小时，马自树赶到拍卖公司。经核对，白瓷碗的型制、尺寸、颜色等完全一致。苏富比当场决定，这只明成化白瓷碗停止拍卖，无偿归还中方。

　　“他们事前已与委托人商定，如果鉴定确认文物是从大陆走私出来的，就无偿归还。”马自树说。5月25日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携带正式公文到拍卖公司取到文物。5月31日，白瓷碗回到北京，暂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但是这个事有个蹊跷，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人从海外又看到了这只碗。”马自树说，当时文物局的工作人员送碗去历史博物馆时，疏忽了一下，没有跟对方要收据。这只明成化白瓷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不翼而飞。

　　“到底怎么出去的，现在谁也说不清楚。这是不对的，一般来讲，博物馆收藏一件藏品必须要登记的。”马自树唏嘘道，“但是去年下半年，这只碗在北京的一家拍卖公司又出现了。这次拍卖，就给‘扣’下来了。”

　　马自树介绍，“现在这个案子还没有破，肯定是有内贼。现在博物馆方面承认确实收到过，但是怎么出去的还是弄不清。我们在文物的管理上的确实有些混乱。”

　　不都是“国宝”

　　马自树承认，通过政府出面要回的文物数量总体而言还是不多。而实际上通过民间回购的文物中的精品，又少之又少。《北京晨报》曾报道，2004年曾有一批从美国回流的文物艺术品在上海开拍卖会，250件的总估价只有6000万到7000万元。而这批文物在来华前，美国的专家曾经鉴定过，认为“蛮好的”。

　　“中国文玩的传承必须得靠这些人（民营企业家等新贵）。”白明说，现在的问题是，富人有了钱，但需要懂行的文玩经纪人帮忙“鉴宝”。业内人士普遍的看法是，民营企业家的的收藏热尚处萌芽状态，因文化底蕴的欠缺，收藏文物是为积累或炫耀财富，而非鉴赏。他们离真正的大收藏家还差得远。

　　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后，国人盼文物回流热情高涨。在朱叶青看来，这恰恰反映了国人在这个问题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不能用爱国主义的热情来涵盖一切。”

　　“文物的价值标准是由专家的经验、权威来圈定，量化标准有极大的伸缩空间，这就是所谓的‘水深’。”朱叶青说，现在动辄就把流失海外的东西都叫“国宝”是不对的，顶尖的文物必须是最能反映这个时期历史风貌、最为鲜明独特的精粹的东西。“比如一个老鼠脑袋究竟有多少文化含量？那就是一个民族伤痛的象征，只是历史的见证。它自身到底有多大价值，是很容易被估量的啊。真拿一个多亿买它，还不如让更多人吃上饭呢。”

　　法律不只有诉讼

　　“从广义上来说，法律手段既包括诉讼，也包括外交谈判、合理补偿、交换等手段，而且有很多问题从外交渠道进行交涉更合适，成功概率也更大”

　　陈杰

　　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又一次引起了人们对文物回流方式的关注。由于回购代价太高，人们的目光转向了法律手段。而之前禁拍诉讼的失利也让人们重新开始思考这一途径。

　　在那场要求紧急中止法国佳士得公司拍卖中国圆明园鼠兔首铜像的官司中，“欧洲保护中华艺术协会（APACE）”的诉讼请求被驳回了。驳回的理由听起来并不突兀：APACE只能代表该协会，既不能代表中国，也不能代表“公众利益”，不具备诉讼资格。

　　驳回声明在中国国内引起反响。究竟谁才具有上诉主体资格？有评论把矛头直指圆明园管理处等相关政府部门。此前，圆明园管理处和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对“圆明园海外流失文物诉讼律师志愿团”首席律师刘洋的盛情邀请不置可否，使其深陷“没有原告”的困境。

　　外交渠道成功概率更大

　　“政府出面诉讼并非没有先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云霞说，但对于此次兔首、鼠首的具体被掠情况，法律上存在很多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硬要政府出面，无异于“胡闹”。

　　2001年，中国政府通过诉讼，成功地追回了被走私的五代时期王处直墓彩绘武士石雕像。这是中国第一次通过诉讼方式追回流失文物。

　　2000年3月，河北省文物局获悉佳士得拍卖行将公开拍卖一块中国武士浮雕，而那正是6年前在河北保定五代前蜀节度使王处直墓中被盗取、走私出境的4块浮雕之一。河北省文物局立即和国家文物局、公安部共同收集了大量的证据，最终成功终止了拍卖，并将被盗浮雕送回祖国。

　　“那次能够成功收回有很多对我们有利的条件，”王云霞说，比如中美两国都加入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该浮雕在美国属于非法进口、我们持有大量的证据等。

　　而此次兔首、鼠首追回事件，她认为在法律上存在很多障碍。我们手中缺乏一些必要的人证、物证，而且缺乏直接法律依据。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尽管中国和法国都共同参加了一些追索战争的掠夺文物的国际公约，以及一些关于禁止和防止被盗文物的国际公约，但这些国际公约没有追溯力，只能适用于公约生效后的文物被盗或非法出口行为，而中国近代流失的文物大多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一些文物流入国并没有加入这些公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坚持通过法律的途径去追回，几乎不可能成功，也没有意义。

　　“政府不同于个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非常谨慎。如果硬是出面提出诉讼，会给中法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也会对我们的政治、经济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王云霞说。

　　“用法律方式拿回来最完善、最完美，实在拿不回来，也有其他方式。不是说打官司赢了就有意义，只要我们有诉讼的方式，开辟了这条道路本身就是赢。”律师团张生贵表示。

　　律师团的许多言行让很多人把法律与诉讼几乎“等同”起来。“其实，通过法律追回文物的途径有很多种。”王云霞说，“从广义上来说，法律手段既包括诉讼，也包括外交谈判、合理补偿、交换等手段，而且有很多问题从外交渠道进行交涉更合适，成功概率也更大”。

　　合理补偿也是广义上法律手段的一种。1995年《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就明确规定，原所有人收回被盗文物应对善意持有人进行合理补偿。

　　交换则是一种在欧美较为普遍的解决流失文物的方式，它是指流失文物被毁后，经过原属国与对文物流失负有责任的国家进行协商，受害方可以要求对方补偿一件文化价值相当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