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大家敢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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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会热点大家谈

　　与往年相同的是，初春里的北京城在“两会”召开前会冒出很多交警，尤其是长安街道两侧的路口。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在北京城里工作与生活的“出行不便”时间只有9天，这是近年来会期最短的政协会议。

　　出于同样的原因，两会提倡节俭，确保会议“经费零增长”。据报道，代表与委员用餐标准为每人每天100元人民币，住宿因地而异，但不得超过四星级标准。有些宾馆提供新材料制作的环保笔，纸张也“提倡”两面用。

　　至于议题，自然也有新意。 如倪萍主张立法封杀“山寨”现象；“用十年时间恢复使用繁体字”；“实行四天半工作日”；“允许内地人驾车游港澳”；“用公积金购买第一辆车”等等。不过，更多人关注的仍是那些旧话题。

　　2月28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新华网与中国网在线与网友交流两个多小时后，新华网特设“我参与我期盼 2009年全国两会大型调查”互动栏目，调查结果显示，网民心中的六大期盼分别为：保增长促就业；完善社保；反腐倡廉；教育公平；医疗改革与住房保障。其中大多是老话题，本刊也约请了五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就如何扩大内需、医疗改革、土地流转、中小企业转型以及金融市场等五个问题进行解答。

　　要让大家敢花钱

　　只有解决了大家的医疗、养老、教育等后顾之忧，

　　才可能真正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本刊记者/刘英丽

　　英国《泰晤士报》对日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评价是：“我们正在驶入最未知与黑暗的航域。”但很多中国人并不这么认为，在刚刚过去的农历新年里，人们置办年货与燃放鞭炮的热情似乎一点没有受到影响。

　　3月1日参加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组织的改革形势分析会的专家们就没有这么乐观。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孙立平认为，对中国而言，这是一场生产过剩型经济危机，并且将持续很久。根本上，只有以内需为基础的发展方式才是解决危机的正确途径。

　　那又如何扩大内需？这场以“改革与危机”为主题的形势分析会的主持人迟福林建议，应该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建设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提出了“以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建立扩大内需的体制保障”的议案，并以此为题在3月3日举行的政协会议期间发言。

　　您提出这个议案的动因是什么？

　　农民收入在最近几年增长明显，但农村的消费能力下降得又相当快，尤其是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1978年到1997年，农村居民消费在整个居民消费中所占比重下降了37个百分点。当然这有城乡差别扩大的背景，但是更重要的是，这反映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长期缺失，严重抑制了他们的消费需求。

　　到西部去看看，新增贫困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因病致贫，25%的人受教育程度不高。要想启动农村的消费大舞台，基本公共服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再有目前解决危机首先要提高大家的信心，影响消费信心更多的并非当下的消费能力，而是未来的消费预期。而关系到大家的医疗、养老等问题的公共服务解决得好，才能提升消费预期。

　　我计算了一下，要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高的目标，大概财政每年要新增5个百分点，也就是未来三年每年要不少于4个亿的公共基本服务的投入。这个投入既可以提高社会信心，又可以大大加快服务领域的发展。

　　但是对城市人与农村人而言，无论是医疗还是养老问题都不平等，启动内需不能一概而论吧？

　　现在不是追求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大体均衡的问题，这个很长时间都很难做到。比如这几年对城市的养老保险投入比农村多太多了，这个肯定是要改变的，但更重要的是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如果城乡二元结构不能打破，现在讲城乡一体化、工业化、城市化等等，都是做不到的。

　　农民工问题，恰好反映了这个制度安排问题。在技术上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比如发给他们教育券，子女教育问题就解决了；养老保险可以随身带走等等，但这些都是细节，最大的问题是户口，在享受福利待遇上的差距，这就是制度安排。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他们的消费心理才会发生巨大转变。

　　所以，强调基本公共服务对拉动内需的作用绝对不是在强调城市和农村水平要一样，而是要解决二元结构。比如同样的交通事故，城里人给20万，农村人给5万，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如何让农村人在城里买房子呢？这也是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

　　刚才您说了，要达到促进内需的目的，基本公共服务每年至少需要4个亿的投入，这么大一笔钱怎么用、如何用好的体制保障有没有？

　　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基本公共服务投入越多，越有利于把钱用好，因为约束它的社会基础已经广泛形成。一个简单的道理是，如果这钱的用处跟我没关系，那投入两万亿也不会关心。可是养老、就业、教育都是与我有密切关系的，我当然要关心。社会对公共服务的关心度是毋庸置疑的。

　　其实，权力制约权力是十分有限的，只有与社会监督结合才更有效。当然，现在教育的荒芜浪费也是很严重，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与“211”工程等有关，如果是给农民工每个人发教育券，恐怕就很难浪费。

　　理论上确实如此，基本公共服务牵扯大家的实际利益，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这个体制保障也很重要吧，政府在其中的职能应该是什么？

　　我们现在的体制实现这一点还有相当大差距，毕竟政府职能的转变不是个空的东西，即就职能转变职能，我想这很困难。这种转变很难体现它的主动性，一般都是被动转变的。

　　什么情况才能造成政府职能的被动转变呢？第一，法律与制度约束。哪些需要政府投资，哪些是政府不能投资的，现在我们可以讨论；第二，一定要向社会招标。尽管有政府采购，但有的制度没有，有的制度不完善，所以目前很难约束政府投资行为，最好是面向社会招标。

　　但从数据上看，目前投入到医疗与教育上的经费并不少。

　　我不这么认为，尽管绝对数值在增加，但相对需求而言是严重不足的。现在到任何一个县医院或者到北京的医院去看，都能看到排队挂号的人。基本公共服务的投资与社会需求之间还有严重差距。

　　还有，国家投入的比例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还是相当小的，与发达国家有明显差距。绝对数值在最近五年尽管很大，但相对比例仍未提高。再有，民间资本进入这个领域的大门还没打开，办教育、医疗的总量在增加但制度安排与法律保障上仍很缺失。所以不能说社会资本进来了，其实这个空间很大。现在想办医院的人很多，但进入的难度相当大。

　　有关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上有没有轻重缓急的规划？

　　现在开始到2020年应该是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关键的10年。这次我给政协的提议就是尽快制定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规划。

　　首先有了这个规划后，老百姓可以放心，比如5到10年，义务教育大概能解决到什么程度；第二个我们已经给广东省搞了个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报告，现在浙江、海南也在做。这其中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到底各级政府该承担多大责任与义务，比如养老问题的责权划分很不清楚，财政体制一般性的转移支付主要基于工业服务的需求，所以牵扯到现在各级政府的地方性规划与中央如何协调的问题；第三就是未来的投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