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两年的全国人大会议，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分组讨论，领导不在时代表们发言挺多，而且讲得很深。领导在的时候，有的代表10分钟的发言，其中8分钟对报告歌功颂德，再用1分钟对自己歌功颂德，剩下最后1分钟，来不及讲问题了……我感觉这样的气氛不太好。

　　评一些代表不能畅所欲言，而是大讲空话套话。

　　谁也不能无视更不能否认，我们的很多代表、委员，肩负重任，在两会上提建议、送提案，反映人民的心声，受到广泛称赞。但也不能不看到，那种“吹捧与自我吹捧相结合”的发言还是有不少。给人的感觉，有些人不是去参政议政、监督工作的，更像是去开表彰大会的，口若悬河，好好好，对对对，从来不说个“不”字。更有甚者动辄夹点“私货”，把自己治下的工作吹嘘一番，无外乎如何歌舞升平，如何政绩了得。如此“八股发言”，公众看在眼里，气在心里，却常常无可奈何。

　　人民选代表进京，显然不是为了代全民去“叫好”的。转型期的中国仍有很多问题，只有各个层面的代表都能畅所欲言，不同诉求说出来，各种矛盾摆出来，诉求才能被关照，矛盾才能被解决。按理说，有话头，有权力，人大代表本可以张扬起责任感，成就一番参政议政的“功德业绩”，何以触手可及的“功德”不要，偏偏自废武功，爱干招人骂的“歌德”？

　　就在钟院士“开炮”当日，温家宝总理与内蒙古一位农民代表之间进行了一番对话。这位叫顾双燕的代表要向总理说说农民的烦心事，先铺垫说，“我讲出来供您参考，不是要求您。”而温家宝却认真地对她说：“你是人民代表，有要求我的权利。”此番对话在网上被热捧—— 显然，盖因为领导与代表都摆正了位置，这正是应该有的 “生动局面”。去年，温总理也曾对一个“我向领导汇报一下”的发言者提醒，“你就别汇报了，提意见吧。”由此可见，这种扭曲的议政模式，已经被中央领导所重视，并极力试图扭转。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能保持权力的自觉与克制。有一些官员平日高高在上惯了，即便同是代表，也有“高一级别”的优越感，不能用心坦诚面对其他“平民代表”。一旦平民代表发言触及到自己辖下工作，轻者面有愠色，重者出言制止，更有甚者事后打击报复。如此气氛下，有的代表在官员在场时，便热衷于歌功颂德，说官话套话，一最保险，不得罪人；二还能讨好，以后好办事。于是乎，人大赋予的好好一副“武功”，就这样给废了。所以，官员首先要有广阔胸怀，摆正心态，不能小肚鸡肠，一听批评就蹦起来。

　　官员自律是一方面，但还有另一面：适当规范官员在代表、委员中的比例，正如此前有媒体曾发过的警惕，“不能把民代会开成官代会”。代表委员中官员太多，就自然会形成严密的等级关系，剩下“零散”的一些非官代表，就会出现察言观色，瞻前顾后的状况。像钟南山这样能保持独立人格的代表自然越多越好。

　　当然，歌功颂德这回事也要分开来看，不是说好话绝对不能说，以为只有人人“发炮”才对，我们不能陷入这个极端。什么是人民真实的赞扬？什么是无聊的吹捧？评判的标准只能有一个—— 你背后的选民是否满意你说这些话。既然有了直播代表开会的条件，人大代表讨论时百姓可以远程“插话”，那就应该充分打通壁垒，推行公众与代表“面对面”的对接方式。让选民知道自己的代表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不满意你“歌功颂德”的就罢免，或者下次不选了。

　　为民请命是一种功德，在制度能够保障代表们精神舒展的情况下，不相信代表们会愿意放弃功德搞“歌德”。扭曲之处，也正是人大制度改革需要着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