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发生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国际犯罪情形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2008年7月14日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向该法院一个预审分庭提交了相关证据，指控苏丹总统巴希尔在达尔富尔地区犯下了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等10项罪行，并提出签发逮捕令的要求。
2009年3月4日国际刑事法院的主管预审分庭根据检察官的上述要求正式决定对苏丹总统巴希尔签发逮捕令。
对于已成立10年的国际刑事法院来说，这一事件具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这是它第一次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情势受理案件；第二，这是它第一次针对现任国家元首签发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的上述举措似乎给人以为维护国际刑事正义而向权威宣战的印象，但是，它怎么也不能让笔者振奋起来；相反，结合该法院成立以来的工作业绩和现行的运行机制，笔者还增添了一分失望。
自《罗马规约》生效以来，国际刑事法院一共审理了四个国家的犯罪案件，它们分别是乌干达、民主刚果、中非共和国和苏丹。其中前三个国家均为《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并且主动将发生在本国的国际犯罪案件提交给了国际刑事法院，而后一个国家则没有参加《罗马规约》。这四个国家的案件涉及的基本上都是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面对上述审理情况，人们不禁想问：《罗马规约》所定义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难道仅仅发生在这四个孱弱的非洲国家吗？
现实作出了否定回答。从阿富汗到伊拉克，从南奥塞梯到加沙，近几年来不断发生着严重侵犯国际法的犯罪行为。某些国家在没有获得联合国授权和准可的情况下对别国发动战争和武装入侵，在那里，大量无辜平民和民用设施受到袭击和摧毁，许多造成滥杀滥伤的武器，如贫铀弹、集束弹、白磷弹等，被公开或秘密地使用，对当地的人员和环境造成严重的摧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伊拉克政府于2008年1月发布的报告，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平民死亡人数最保守估计在10.4万至22.3万之间。一些已经放下武器的武装部队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遭到残害、虐待、刑讯和侮辱。在武装冲突地区，一些受国际保护的机构和设施受到袭击，不少维和人员、救援人员和外交人员也成为了武力打击的目标。这些事实都构成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所列举的犯罪行为。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地区，针对这些行为，我们没有见到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们调查活动的行踪，也没有听到国际刑事法院的关注声音。
当然，我们不能过分责怪国际刑事法院的检察官和法官们，他们完全有理由援引《罗马规约》所确立的管辖权“补充性原则”作出解释。根据所谓“补充性原则”，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管辖权是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的，只有当有关国家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或者已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时，国际刑事法院才能根据该国向其提交的犯罪情势或者检察官自行调查的结果对案件进行审理。
倒霉的是那些弱小国家，它们恰恰是曾经最积极地促进创设国际刑事法院的力量，并且曾经构成最愿意加入《罗马规约》的群体。这些国家原本善良地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能够使本国既保持司法主权和在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问题上的独立裁量权，又能够使自己在受到欺负或者遇到麻烦时借助国际刑事法院伸张正义。万万没有想到，现在愿意并且有“资格”上国际刑事法院这块案板的只有这些弱小国家。实际上，即便这些弱小国家没有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或者不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根据《罗马规约》的有关条款，它们也很容易被认定为“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依靠本国的法制审理国际犯罪，从而被强迫接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这种被强加刑事管辖权的情况只可能发生在苏丹总统身上，而根本不可能发生在美国总统身上。
刑事正义在很多方面不同于民事正义。对于民事正义来说，当事人的意愿，包括对司法管辖的选择，往往是应当受到特别尊重的，因而在国际民事司法中，国际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一般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对于刑事正义来说，有罪必究、同罪同罚则是一条最基本的准则。如果《罗马规约》中列举的犯罪行为可能因国家的强弱或者国际政治权势的高低而对不同的行为人具有不同的效力，那么，这种规约及其执法机构将难以并且也不会成为国际刑事正义的象征和体现。当代国际刑法的发展也不应重演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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