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终人散，京外代表委员们将陆续踏上归途。温暖的阳光打在人们脸上，中南海旁长安街边的柳树吐出了嫩芽，又一年冬去春来。

　　在这个网络让表达门槛越来越低、让政治参与越来越容易的时代，参政议政已经没有了会堂的区隔。

在场的代表委员们，不在场的公众和网友，10天中共同提起了许多话题，发出了许多声音，针砭了很多时弊，多少丑恶、不公、谎言被揭露出来，多少平日被视为敏感的话题此时都可以毫无忌讳地讨论了。很多人肯定都会有这样的期待，如果平常也有两会这样通畅的表达通道，不平者能找到说理的地方，受害者能及时把委屈说出来，那能减少多少矛盾和冲突，减少多少暴力和以暴制暴？

　　两会越多政治，街头越少政治——这是当政者应时刻谨记的真理和格言，当一个社会的公众能通过“两会”这样规范、安全、合法的制度途径，畅通表达自己的权利诉求时，他们就会越少地选择在街头表达意愿。我所说的“两会”，不仅指这十天的人大和政协两个会议，而是指两种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前者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后者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这是中国人参政议政、行使政治权利、表达利益诉求的两个最基本制度通道，而不是仅仅每年3月两场重要的会议。

　　议会是社会的稳定器，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专家蔡定剑的判断。他说：一个有健全代议制的国家，议会都能起到有效稳定社会的作用，促进社会健康发展。议会制不健全的国家，政治暴力就在所难免。因为代议机关有很大的包容性，可以包容各政党、社会各阶级、阶层人士，他们在代议机关中发表意见、进行辩论。这种辩论毕竟是在秩序范围内，受到法律约束的，比暴力斗争要文明、温和得多，从而给社会造成的震荡和破坏也小得多。任何一个社会都充满着矛盾，现代社会虽然存在着各种解决矛盾的渠道：新闻言论、出版自由、集会游行等等，但其中，只有代议民主这条渠道最有利于社会稳定。

　　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这两个最大的民意渠道能畅通，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公众的不满会得到很大排解，从而会大大减少街头的不满行动。

　　贵州的石宗源书记对此应有更深的体会。在反省瓮安“6·28”群体性事件时，这位从新闻出版署走出来的官员多次强调，要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多方为群众提供畅通的诉求渠道，使群众有话有处说，有理有处讲，有难有处帮，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纠纷。如何让群体“有话有处说”呢？我们不是没有“表达”的制度通道，人大和政协如果能在日常政治中发挥像在“两会”时的积极作用，许多矛盾都会被化解于“可治理”之时，而不致失去控制。

　　许多暴力冲突的根源，就是人被逼得“无处讲理”。反思去年发生的几起群体性事件和暴力冲突，从贵州瓮安到重庆，从云南孟连到陕西，再到上海的杨佳案——许多事件的起因其实很小，瓮安事件起源于群众对一个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的不满，杨佳案的起因仅仅是一辆自行车。为什么小问题激化成了大冲突？很大程度上就是小矛盾、小情绪、小冲突缺乏暴露和缓解的出口，没有良性的互动和沟通机制。琐碎、庸常的日常冲突得不到解决，受到不公正对待的群众有话无处说、有理没处讲，矛盾激化中一切就陷入不可治理、不可调和的失控状态，冲突一触即发，演变成群体性暴力冲突。

　　两会越多政治，就是期待人大和政协能在日常中有更多的作为，有更多吸纳民意、吸纳公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就拿云南孟连事件来说，如果当地政协能早注意到胶农和企业的矛盾，及时介入协调沟通；如果当地人大能早注意到民众对警方和企业的怨愤，早点对相关政府部门提出批评和质询，人们还会涌上街头用拳头说理吗？一个地方的人大和政协越有作为，这个地方的社会也就越稳定，代议机关中激烈的争吵和交锋，取代了引起动荡的街头政治。相反，社会最不稳定的地方，人大和政协往往最沉默、最无为。

　　又一年春暖花开，初春的阳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政治应该留在会堂中，而不应该打破街头这醉人的春光和平静的幸福。枪炮作声法无声，这是古罗马哲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在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延伸就是：两会越多政治，街头越少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