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2009年全国两会于3月3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搜狐网在此期间特别推出 “2009年全国两会系列访谈”，邀请高端人物、知名代表、委员、基层代表委员等做客搜狐，就民众关心的两会热点，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马光远：政府须立反垄断为国策 为中小企业担保
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和行业的民营企业受到了首当其冲的影响，东南沿海大批中小企业纷纷倒闭。据有关资料表明，民营企业目前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GDP贡献达到50%左右，并提供了全国70%左右的就业岗位，因此，解决好民营企业的实际困难，落实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才能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带动我国多个地区和行业走出经济危机阴影。
中小企业扶持政策落实不好变白条
政府应重新定位 为企业提供信用担保
主持人：经济危机下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变得更难，具体怎么样可以解决这样的困难？
马光远：这个困难一直都有，而且它不仅仅是体制或政策方面的问题。从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民间称“非公经济三十六条”）后，在信贷和直接融资方面，国家规定了很多利于民营企业的优惠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落实，没有针对中小企业本身的一些具体融资过程的优惠和担保条文。
2000年，我参加并主要设计了北京市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工程，作为解决北京市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途径。政府出面担保，然后组织很多家银行提供贷款，引进中介评估机构、担保机构，对选定的一些中小企业进行“直通车”服务，当时做得很好。
所谓直通车，就是要减少中小企业的繁杂手续。首先评估机构对中小企业的信用进行评估，政府组织中介机构来做手续，银行直接发放贷款。如果出现重大信用情况，由政府的担保机构来进行担保，产生的担保成本政府来承担。工程启动三年多后，撬动了三百多个亿的投资，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当时虽然只有300多亿，但是对解决北京市中小企业融资难起了很大作用。北京市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工程的自动化意义是很好的，但是并没有在很多地方推广。
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政府有方法应对，并把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作为自己的职责，但是缺乏具体的政策细则。在这点上，我们跟美国不一样，美国从1946年起就成立了“中小企业发展融资机构”，美国政府的主要责任是什么？就是给中小企业融资进行服务，提供政府担保，有了这个担保以后，银行可以放心的放款。
很多年以来民营企业融资方面没有突破，主要是因为政府没有把自己定位定好。“金融九条”出台以后，其中也有对中小企业倾斜的政策，4万亿里面也有倾斜政策，但是事实上落实得不够，没有定一个很好的指标。比如说信贷方面，4万亿投资和“金融九条”里没有实施的标准，大的银行不愿意贷，小的银行不敢贷；在直接融资方面，现在也没有创业板，中小企业上市难，所以直接融资方面问题更大；吸引国外的资金，风险投资基金方面也面临一个最初的问题——大多数中小企业都很难有条件和发展潜力能够吸引到这种资金。
整体来讲，我们大的政策目前来讲还是比较平等的，国家在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上面出台了不少政策，但是这些政策都没有落到实处。所以其实不必再出台更多的政策，只要研究把这些政策怎么样落实就好了。
主持人：担保成为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主要问题吗？
马光远：主要是担保，美国1946年成立以来，政府的坏账率应该是不到8%，等于是用不到8%的资金做担保成本，中小企业本身融资难的问题解决了。如果我们也有这么一个政策支持力度，甚至可以参照北京市的做法，对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都能够以政府信用来代替银行信用的话，这个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解决的。
比如说由中介机构对中小企业进行评级，对于入围的中小企业由银行放款，银行不去考虑企业会违约和还款的问题，因为有政府进行担保。而政府可以制定一些具体的措施管理中小企业，比如说将违约的企业直接从入围名单中驱逐出去，或停止下一步贷款，这样整个制度本身能够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主持人：美国政府做中小企业的担保，每年也要承担的8%坏账，这样的担保成本对于政府来说是合理的投入吗？
马光远：美国政府用8%的成本，带动银行92%的投资，等于以8%的钱去撬动92%的钱，收益是成本的10多倍；而且就中小企业的贡献、创造的价值和就业来讲，8%的成本实在是太小了，看美国那么多年中小企业发展规格，这是一个包赚不赔的买卖。
美国企业市场为什么总是有活力？它的活力来自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活力来自于政府的政策落实，尤其是在信贷方面有扶持力度。
我觉得主要还是在认识方面、政府的定位。比如说政府要加强信贷支持力度，要让银行放开贷款，但是要知道银行是商业机构，要考虑自身的风险，中小企业本身就是有很大的风险，不能要求银行不考虑风险的放开贷款。这种情况下怎么弥补市场的失明，只能是政府作担保。
不仅仅是美国，欧洲这方面的政策也很好，以色列做得更好，以色列政府把自己的职责完全定位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后盾，这样的话，首先在信贷这一块，政府起码能够帮助很大一部分效益、信用和潜力都不错的企业，使得他们不会因为融资难倒闭。
所以我认为政府要了解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能只考虑要中小企业应该做什么。比如税收方面、吸纳劳动力方面，要给中小企业实实在在的帮助。一些地方政府提出鼓励企业不裁员，但是面临经济危机的打击，企业没有利润了，生存举步维艰了，不裁员行吗？中小企业本身很难。因此我们国家整个思路要变。我们很多政策出台以后，到目前为止都是白条。
中小企业风险并非想象中巨大
错误认识源于我国信用体系不健全
主持人：1946年美国在发展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系统时，有没有因为各州的金融体系不同或和其他国家部门协调遇到困难，这些困难是怎么解决的？
马光远：美国的这个体系之所以这么健全，第一是因为在全国的层面上有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服务局，国家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给中小企业贷款进行担保服务，这是在上位的层面。
在下位的层面，部门都有自己的担保机构，比如说税收，经过机构评估担保，可以对一些企业给予优惠政策，这样形成一个从上到下的体系，针对各州的机构也是一样，每个州都有相应的担保和评估机构。我觉得从1946年开始，美国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几次发展瓶颈，都不是因为融资出现问题，而是因为税收政策的变化，反而是信贷政策从上世纪40年代到现在，全国政策只有不断的完善，没有根本性变化。因此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不仅仅中国有，重要的是采取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
主持人：在美国这么多的担保和评估公司，他们是否需要分别负责某些领域的中小企业，还是完全放开变成市场竞争？
马光远：中小企业是可以去选择用哪个评估和担保公司的，担保公司之间也是竞争的。比如说有政府办的一些担保公司，也有私人办的一些担保公司。这些担保公司，假如给中小企业进行担保的话，政府会有一个承担坏账的比率作为鼓励机制。通过这样的办法，制定担保公司对中小企业放款的制度。
现在我国很少有担保公司愿意给中小企业担保，也是因为中小企业存在的问题确实很大，甚至一些中小企业中骗子也很多。我们在办理的诉讼案件中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些企业主谎称是“海归派”，带着高科技技术想做企业，然后通过科委会的认证，把银行贷款贷到以后，就把钱都卷走了。所以现在很多担保公司都对中小企业不敢担保，因为很少有企业能达到他们规定的条件。
当时北京市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工程也是考虑到这点，因此引入了政府承担风险，很多担保公司就愿意进来，能收担保费但是没有风险，当然愿意了。
主持人：都由政府承担风险，那么政府是否有坏账增加的危险性存在？
马光远：其实现在大家认为的中小企业本身的风险，就是理念上的风险，实质上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因为中小企业本身也要有个信用制度的，风险绝对没想象的那么大。造成这种印象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信用体制没有完善。美国之所以能顺利的进行担保制度，是因为整个信用体系比较健全，就银行来讲，企业本身有贷款的信用记录，政府对每一个中小企业进行担保的时候都有据可查。而我们现在没有信用体系和相应的制度，中小企业本身的信用度怎么样，法人代表的信用条件怎么样，我们一无所知。
从制度上来讲，我们缺失的地方很多，所以要求政府担保的话，可能成本比较大一点，但是这也是会逐渐建立起来的，要变成整体的良性循环。如果说企业造成了政府坏账的话，下一次企业想进行融资，政府肯定不会对你提供担保了，在银行这边，你就进入信用黑名单了，这个约束力是很大的。
所以美国这么多年以来，担保上的坏账率一直比较低，用于担保的费用每年国会都要审的，列入国会预算，而且由国会直接进行拨款。但是这么多年了，国会从来没有因为给中小企业拨款这个事吵架，大家在认识上很少有分歧。
成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不能解决问题
需建立专门协调机构平衡社会资源分配
主持人：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国家要发展以政府担保为支持的担保贷款体系，需要先完善建立企业和个人信用制度才可以？
马光远：这个制度我们其实已经呼吁建立了很多年了。我记得从98年开始就说要建立了。但是每年这个事都在说，每年都没有变化。认识是到位的，关键是没有落实。所以我想如果仅仅放着这么一个大的政策，而不去实施细节，过十年，可能我们仍然在谈如何建立，问题还是一样的。
我觉得毕竟政府定位上的变化有一个认知的过程。前段时间国家发改委说要研究成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我觉得这种想法需要商榷。应该考虑金融机构最担心的是什么，政府应该做什么，我们并不缺银行，如果专门成立一个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的话，我觉得仍然无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如果说政府能够用政策来解决中小企业信贷方面的信用问题，才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一部分问题。
主持人：为什么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针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担保和贷款系统？阻碍的原因是什么？
马光远：有很多原因，我觉得除了重视实施程度不够之外，另外一个就是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比如说信贷资源本身是有限的，大中型国有企业都需要贷款，信贷资源就那么多，银行对资金应该怎么样调控呢？把信贷资源一部分都给中小企业，那么有一些大的国企就得不到信贷资源了。
现在对中小企业整个服务体系方面，也不能说让哪个机构或部门来专门来组织这个事情就完了。假如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来负责这个事，它必须要跟人民银行协调、跟银监会等其他部门协调，有时候是有利益冲突的。我觉得应该有个统一的能协调各部门的机构，每年都有定期的预设机构，能够有资格协调各个部门解决事情。还有最根本的是要重视，比如说将这种为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作为相关部门和政府的考核体系等等。这样的话可能会相对好一些。
反垄断必须成为国策
防止“国进民退”现象重演
主持人：今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加强对民间资本的重视，放宽民间资本的准入限制，使之能够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和社会事业等领域，您认为民间资本的限制开放目前是否可行？
马光远：4万亿方案出台以后，温总理就开了一个内部会，主要讨论怎样调动民间资本。当时分析认为，事实上政府资金没有四万亿，而且如果按照国有资本来投资，也解决不了很多体制上的问题。于是当时有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四万亿中政府投入很小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是让民间资本进来。这个消息我知道后就分析，这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四万亿的主要去向是在民生工程、灾后重建、基础设施这些领域，都不具有商业盈利模式，盈利非常小。这样的话，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缺乏积极性。因此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需要规定具体条例，比如说在银行、电信这些领域。
而在当年四大国有银行改制的过程中，一个思想就是不准民间资本进入。这样对其他领域的推动作用是很小的，从2005年支持“非公经济三十六条”出台后，我们看到在很多领域国有资本不仅没有撤退，甚至出现了再国有化的现象，国有比例不断加重，对民间资本不断进行打压。
2005年“非公经济三十六条”出台以后，国企怎么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当时出现一个思路的变化。原先我们叫“国退民进”，这是因为大家认为国有企业在某些竞争性领域效率是低下的，这个已经达成共识了。后来国资委出台了一个条例，对七大领域国家必须绝对控制，这实际上是对我们原先认知的一个颠覆。当时的改革要最先从垄断领域开始，但是这些领域没有动力做这个事，所以这么多年，民间资本进入都没有成效。我们不仅没有往前走，反而在倒退。
主持人：这种思路在经济危机之后有什么变化吗？
马光远：我觉得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很深刻，最大的教训就是不重视中小企业，不重视民营企业，经济会出现大的滑坡，失业率会大大提升。
10月5日提出四万亿投资方案后，温总理召开会议讲明怎么样扶持中小企业，这应该是政策认识方面的一个回归吧。第一，我觉得国家政策方面还是要保证民间资本的投入，保证民营企业的活力，必须把反垄断作为一个国策，作为一个国家战略来执行，我们政府反垄断方面确实做得很不够。 第二，政府在每一个产业都必须迈出实实在在步伐，比如说在铁路、电力这些垄断领域制定一些制度和实施细则，开展一些实实在在的措施，才能让民营资本准入的限制减少，建立信用系统，从而建立信贷担保系统，这才是一个良性循环。（于阳）
|
 |
 |
 |
老有所养：由谁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