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怪物出笼”

　　国际刑事法院“怪物出笼”

　　胡斌

　　3月4日，国际刑事法院宣布以“涉嫌在达尔富尔地区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为由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出逮捕令。这一决定的宣布，进一步加剧了自去年7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奥坎波对巴希尔提出刑事指控以来持续不断的国际争论。

　　对巴希尔总统的指控和逮捕令被西方国家称为迈向“司法正义”的一大步。“没有司法正义就没有持久和平”，这是西方人权理论的一贯主张，以一位现任国家元首作为实践这一理念的范例无疑是极有轰动效果的选择。但另一方面，反对和抗议的声音同样非常强大。苏丹政府和民众强烈表示反对，称之为“企图破坏苏丹稳定”的“司法阴谋”。非盟、阿盟等国际组织和相当多的国家纷纷表示担心国际刑事法院这一举动将严重损害来之不易且正处于关键敏感期的苏丹和平进程，强调“司法程序不能凌驾于和平进程之上”。

　　关于“司法正义”与和平价值的争论由来已久，也并不限于此案。冷战结束以来，调停一些中小国家内部的冲突战争以及促进恢复重建是国际社会所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实践中有不同的模式和价值取向。“司法正义”主要是报复性的，由此可能使各方长期陷于过去的痛苦仇怨，加剧矛盾和分裂。和平诉求则是面向未来，整合协调各方，促成和解。这两大价值目标有时的确会有冲突，但两者在某一具体阶段孰先孰后，理应充分尊重当事国人民和政府的选择，也只有当事国人民和政府才能做出最符合他们需要和利益的选择。

　　司法制裁手段也绝不是实现正义的唯一方式。南非通过“真相和解委员会”方式妥善处理种族隔离历史问题，将历史创伤永远留在过去，避免了仇恨和分裂，较快地促进了国家和解和发展。这已成为通过非司法方式解决国内矛盾的一个最佳范例，得到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的效仿。显然，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实现正义，只有当事国人民和政府最为清楚，他们也有权自主做出决定。

　　这里给“司法正义”打上了引号，是因为国际社会许多成员都对它在国际政治现实中的纯洁性有强烈质疑。建立国际刑事司法机构，通过追究个人刑事责任抑制侵犯人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社会的美好理想和愿望。但德国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曾有一句冷静的断言：“所有声称人道者只不过是想欺骗”。这或许过于极端。但在以追逐权益最大化为基本目标的西方国际政治现实中，“普世价值”确实容易被强权势力利用，作为实现自身利益和目标的工具。在巴希尔案中，国际刑事法院不顾对苏丹和平进程带来的消极影响及国际社会的反对，仍执意推行所谓“司法正义”，其背后又何尝没有更深的玄机？

　　另外，歧视性和双重标准是这种“司法正义”的一大特征。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之初，就有人预言，这恐怕将是以非洲国家官员为主要被告人的法庭。这一预言不幸成为了事实。自2002年开始运作以来，法院受理的指控案件全是针对非洲国家。非洲国家一度是国际常设刑事法院以及“普遍管辖”理念的积极支持者，但其政府官员却屡屡在国际刑事法院和西方国家的国内法院成为被告；西方国家及其盟友尽管在所谓“反恐战”中有种种公认的侵犯人权行为，国际刑事法院和西方国家的国内法院也绝不敢向它们的领导人发出逮捕令。非洲国家对这种明显的歧视和双重标准已有觉醒，表示强烈反对。一些非洲国家还表示考虑退出国际刑事法院。

　　美国法哲学家德沃金说过：“法律帝国的首都是法院，法官是帝国的王侯。”这本是推崇法律和司法机构的权威，但透过巴希尔案看来，这句话却可以看成国际刑事法院司法霸权和专制的写照。多数非洲国家作为法院规约的成员国，明确反对起诉和签发逮捕令，但毫无效果；当初是联合国安理会将达尔富尔情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但如今相当多的安理会成员国明确要求国际刑事法院应谨慎行事，反对签发逮捕令，却仍然无济于事。现在的情形，让国际刑事法院看起来就像是西方神话中的一个庞然怪物，一旦创造出来就容易失控，反过来危及创造者。

　　国际刑事法院有着与生俱来的机制缺陷。1998年成立该法院的罗马规约是通过强行表决制订的，忽视了许多国家表达的正当关注，其规定存在重大不足，例如所谓“普遍管辖”约束非缔约国，检察官调查和起诉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衡，法官决定难以避免政治化影响等等。正是由于上述重大不足，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等重要国家均没有成为规约的成员国，国际刑事法院很难说有普遍代表性，也就难以承担为“国际普遍利益”“执行正义”的使命。只有倾听国际社会呼声，尊重大多数国家的意见，国际刑事法院这把双刃剑才能真正服务于国际社会认可的真实正义。

　　环球杂志2009年第06期稿件，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