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钢——应该“养”艺术家

陈其钢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陈其钢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1976年，浙江苦学 图受访者提供

　　陈其钢 应该“养”艺术家

　　保护艺术的办法，不是让艺术家用自己的东西养自己。政府应该去保护这些人，让他们在无忧无虑的状态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有质量的作品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张莹莹

　　发自北京

　　25年前，陈其钢考上了教育部的公派研究生。在去法国的飞机上，他胸怀大志——西方拿文凭，归国当教授。抵达那天是7月1日，几乎所有高校都放假了。天气炎热，这一行人穿着西装，满头大汗站在异国大街上，茫然不知路在何方。

　　按教育部的计划，这批研究生应在4年之后学成归国。4年后，他们几乎一个都没有回来。

　　2007年5月底，陈其钢意外地接到张艺谋的电话。很快，他回国出任2008年北京奥运会音乐总监。

　　以前他习惯了“一个人慢悠悠把事情做完”，奥运会音乐总监的工作则是“每过一个小时脑子里就要换一个题目，除了自己，还要关注别人的工作”。解决组织问题、行政问题、经费问题外，陈其钢还负责思想工作。压力如此之大，两个月后，手脚都起了大泡。医生说，这是外部压力到了体内，身体承受不了。“奥运前3个月，忽然就不行了。咳嗽，进医院，挂吊瓶；奥运之后，脊椎都不像以前那么好了。”

　　陈其钢创作了奥运开幕式上的大部分曲目，包括本来作为背景乐的《我和你》。这是严肃作曲家陈其钢头一次涉足流行乐，自称“中毒颇深”。他没想到后来这首“儿歌”一路PK掉无数对手，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曲。

　　2008年3月，导演组决定主题歌由两个普通人上台演唱。全国撒网，最终定下两个陈其钢很满意的歌手。7月底，导演组忽然又决定把普通人换成大腕。为此，陈其钢和张艺谋有过两次“骂街”般的争吵，最后老张说了：不管你是谁，要不就别干了，要不就执行命令。

　　8月8日，刘欢和莎拉•布莱曼在鸟巢唱了《我和你》。

　　8月11日，陈其钢接受一家媒体访问时爆出开幕式上那首《歌唱祖国》演唱者另有其人的猛料。一时间，“全世界最大的媒体都来找我，要跟我聊。他们觉得我是个不同政见者，或者是这个国家的代表，但其实我都不是。”

　　高干子弟的音乐缘

　　陈其钢小名陈牛牛，幼时又黑又壮，以至于父亲想让他学唱京剧花脸。在他北京家中的钢琴上至今摆着那时的一张照片：圆脸、蹙眉，如革命电影中常见的英雄少年般英气，与今日坐在沙发一角翘起了腿、语速平和、谈笑风生的他恰成对比。

　　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陈叔亮曾在文化部艺术教育司工作，负责中国艺术教育。1956年陈叔亮响应号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马上要投递出去时被陈其钢的母亲拦了回来，幸运地躲过“反右”，此后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副院长，代院长管理校内事务。

　　父亲钟情中国传统文化，母亲在音乐上颇有造诣，姐姐则学习钢琴，生长在如此家庭环境下的陈其钢少时并未显示出过人的天赋，“我到6岁只会画条条，横条是面条，竖条是下雨。10来岁考了3个中学，一个都没考上。”最后他赶上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没有先例的招收“白丁”的机会，上台唱了一首《谁不说俺家乡好》，打了打节奏，就通过了考试。于是他在附中吹了9年单簧管。

　　1973年，他从音乐学院附中毕业，被分配到浙江歌舞团，依然吹单簧管，“开始吹第二，后来吹第一”。“文革”中，他也跟其他高干子弟一样，穿着大靴子，一身军装，戴个硬壳帽，做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逢人就问：“你是什么出身？”5年后，他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

　　除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父亲对他的影响还有不卑不亢的品格。“我们家那时老是来些右派老师，一来就是诉苦或者检讨，我父亲坐下来一听就是几个小时。他对领导从不点头哈腰，很有分寸，所以升官升不快，按他那个资历……”

　　陈其钢性格里有敏感脆弱的一面，“见人就擦边走，不知道怎么打招呼”，同时又很强势，“到哪儿都是我说了算”。小时候常打架，欺负别的小孩。他承认自己“清高”，“非常难相处”，因为，“我很注意细节。对人的言谈举止，生活工作风格，衣服、手、头发是不是干净，都会很注意。”

　　他说他特别不喜欢别人的恭维，对国内一些人对恭维话的“耐听”感到匪夷所思。至于国内的知识分子，“经常卖弄知识，在电视里看到一开始还不错的知识分子，后来成卖膏药的了，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评论，一个赛一个。”

　　梅西安大师的关门弟子

　　陈其钢的恩师梅西安是德彪西、拉威尔之后最重要的法国作曲家。梅西安的一个特别之处，是他认为某一种声音或声音的组合对应一种特定的颜色。

　　去法国之前，陈其钢非常崇洋，“想把西方的东西都吞下去，把自己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认可的音乐家”。那年他已经32岁，从来不敢想象能拜梅西安为老师。“可能人生中确实有所谓的缘分”，到法国后的一个周日，陈其钢与同学出去吃饭却找不到饭馆，有个骑自行车的老人停下来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老人的干儿子是梅西安夫人的学生。

　　通过这层撞上的关系，陈其钢给梅西安写了封信。15天后他收到回信，梅西安约他在两个月后见面。

　　两个月间，陈其钢泡在图书馆，听梅西安的作品，揣摩梅西安可能提出的问题，加紧学习相关的法语。

　　那个下午他与梅西安相对而坐，谈了4小时。话到中途，他忽然看见马路对面的那栋楼上有一个女人在烧窗帘，火越来越大。陈其钢想告诉梅西安外面着火了，但他不会说“火灾”这个词——这超出了他的准备。他只好比划：哎哎哎，看那个。

　　最终他与梅西安一起看着火被扑灭。“回到楼上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好像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一个本来很严肃的面试变成了家庭成员之间的谈话。”他成为梅西安的关门弟子，不能说没有那个放火女人的功劳。

　　自此，梅西安到哪儿都带着陈其钢，每个月讲一次课，3到4个小时，每到期末还给他钱。陈其钢至今都觉得不可思议，“教了半天这个学生还没听懂，对他来说这肯定很无聊，也没有任何名声和经济效益，但他还是很认真地讲。”

　　陈其钢说他当时听梅西安的讲课录音会脸红，现在更是不好意思听了，因为觉得“自己太差劲”。音乐方面，他认为自己是“既不聪明又没有才能”，“我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工作，一步一步去实现的。”

　　有梅西安这等良师，陈其钢对西方音乐自然很熟稔，不过“有些东西是抹不掉的”，那就是他为之骄傲的中国传统文化——从作品名称就可看出端倪：《源》、《水调歌头》、《蝶恋花》、《五行》。“每个作曲家作品的名字差不多都是一类的，有的是情感有的是社会有的是宗教，一般人一辈子只会走一条路。”陈其钢说。

　　写了一首小歌《我和你》

　　人物周刊：奥运有没有改变你的生活？

　　陈其钢：以前接触的多是圈里的人或知识分子，大家对作品的好坏有起码的专业标准。奥运把面对的层次拉宽了，变成大众了。什么是大众标准？我们不知道。面对一些莫名其妙的反馈，有时会困惑：这些肆无忌惮的网民是大众的代表吗?

　　人物周刊：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感觉？

　　陈其钢：奥运时期特别明显。我跟张艺谋说过这个，他说公众就是这样的，习以为常了。我跟他不一样，我会刻意回避观众的反应。有些朋友把他们看到的反应寄给我，无论好的坏的都令我难堪。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对想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我是种困扰。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跟张艺谋沟通的？

　　陈其钢：君子之交淡如水。我跟他的关系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他对我有充分的理解，能接受团队里有我这种人：不会客套、寒暄，讨论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严肃的作曲家，写了《我和你》这么一首歌，有没有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陈其钢：没有想过。写好任何音乐都不容易。我其实从来没写过歌，就写了这么一首小歌——还有人说是儿歌。

　　人物周刊：你的同行怎么评价这首歌？

　　陈其钢：没人跟我说过，无论是说好还是说不好。我早有思想准备。导演很早就跟我说，他做完了电影，同行只是打哈哈。

　　人物周刊：当时主题歌还有其他方案吗？

　　陈其钢：导演给周杰伦和王力宏打过电话委托他们创作，也通过我委托这个委托那个，中国的外国的都有。这些都是在创作《我和你》之后。我们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就写不出比这个更好的。它能走到最后我也觉得是个奇迹。

　　人物周刊：你给你的工作打多少分？

　　陈其钢：如果说我们团队，打110分。所有成员都非常努力，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摩擦、内讧之类。

　　但这么个万人瞩目的活动，所有人都希望参与，社会上、作曲家群体中有情绪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请他们原谅。能否选上，是导演根据每个人的音乐决定的。后来时间太紧迫，各种PK的结果不能令导演满意，导演说那就你来吧。每次出现这种场面，我其实是很紧张的。团队的人也会替我解围，建议导演再等等看下一轮PK的结果。

　　他们为我捏一把汗。大家都知道，我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全体演员和编导都在等音乐，该想的法都想了，已经没有选择。那种几天几夜不睡觉和整个团队一起拼命的经历是这辈子都难以忘记的。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真理”

　　人物周刊：参与奥运工作时有什么想法？

　　陈其钢：我说为了国家的利益，很多人觉得说得有点大了，但对我是那么自然。只要国家存在，就有国家利益，中国的国家利益是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利益，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在法国只有个人利益，这是民主政体下的个性膨胀之后的悲剧。我出国之后慢慢体会到中国传统社会还是有可爱的地方。中国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会不会有更好的模式，我不知道，但至少不应是西方那种。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福利制度限制了很多欧洲国家的发展。

　　陈其钢：很多欧洲年轻人想到的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奋斗，而是上街游行去保护他们已经得到的利益。晚上坐巴黎地铁那种危险感，绝对不是在中国可以感受的。今年元旦晚上法国年轻人烧了1400辆汽车。我自己的车就被烧过。第二天一看，哟，变成灰了。根本找不到罪犯，就是找到，关两三天就放了。那难道就是我们理想的法治吗？

　　人物周刊：你这种“为了国家利益”的想法跟你的家庭背景有关系吗？

　　陈其钢：开国那一代的确跟现在有点不一样。我父亲他们这些知识分子，从浙江到延安，又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了上海，解放后到了北京。他们那代人的孩子，觉得自己就像是国家的主人，所谓“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的性格有家庭的影响。父母都是搞艺术的，都在革命队伍里，所以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在艺术上，一方面是比较自信。

　　人物周刊：从家庭环境来看，张艺谋和你非常不同。

　　陈其钢：他几十年来始终走得很小心，恐怕跟他的家庭环境有关系。走到今天做奥运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完全是一个奇迹。他能处理好坚持与妥协的关系，从不硬来，但最终总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他对工作非常耐心，同样的事情对不同的对象可以不厌其烦反复讲解。我是横冲直撞，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经常碰钉子。他跟我完全不一样，经历了更多沧桑，所以在人格上比我更完备，耐力也更强。

　　人物周刊：当年你完成学业后没有回国？

　　陈其钢：我们当时出去的有120多个学生，4年之后几乎都没有回来。不光我们这批人没有回来，一批一批都没回来。作曲是很贫困的职业，音乐本身不能赚钱，所以当时留下来，完全是因为自己感觉在专业上还有点机会，开始有些委托创作、演出机会了，那时候国内还完全没有这些。于是就留下来，直到今天。

　　人物周刊：在法国的经济来源就是创作和演出？

　　陈其钢：是的，非常困难，持续了十几年时间。后来法国与中国的交往多起来了，我逐渐变成两边跑的人。90年代我开始有机会离开法国，到荷兰、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去，看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真理”，就不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加上中国经济逐渐发展，中国的强大又给在国外的中国人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到了2000年之后，中国随着发展提供了更多机会。我们120多人当时虽然没有回来，现在却有80%以上在中国。

　　中国没有长期的艺术规划

　　人物周刊：做奥运音乐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陈其钢：我发现中国的音乐教育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因为艺术领域的决策人对音乐的了解不多，中国几十年来的大多数音乐作品的风格和艺术取向很杂，甚至大多数是西方音乐风格。

　　90%流行歌曲是西化的，这绝对是一个问题，最近看到电视中对过去30年歌曲的回顾，没有人说歌曲的风格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只说歌曲好听不好听，流行不流行，当初为什么写这个歌。评论成败的惟一标准就是流行与否。

　　但这歌到底从哪里来的，结构方式、旋律方式、演奏的乐器、编配的方式，很少有人关心。

　　人物周刊：中国音乐创作面临什么危险？

　　陈其钢：我认为是艺术作品商业化的问题。大多数制作人从商业角度去审视音乐作品，音乐人考虑的不再是艺术性和质量，而是怎么才能好卖，为了卖出去投其所好。如果这个现状不能改变，中国音乐的品质不会高，更谈不上国际影响。

　　人物周刊：有人说，政府应该扶持做古典音乐的人，你觉得呢？

　　陈其钢：保护艺术的办法，不是让艺术家用自己的东西养自己。政府应该去保护这些人，委托他们去创作，让他们在无忧无虑的状态中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有质量的作品。

　　人物周刊：咱们中国不养对吗？

　　陈其钢 ：对。不光是音乐不养，其他也不养：戏曲、歌剧、舞蹈……这些全都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代表，是要国家或非营利机构拨钱支持的，这样才没有功利性，才没有商业压力，不会为了票房演某个节目。在欧洲，不论哪个歌剧院，一年中的节目安排，多少是古典的、多少是创新的，这个比例是有一定之规的。过去这几百年西方是这么做过来的，虽然现在面临经济危机，也还没改变。

　　人物周刊：你觉得在中国有没有政府养艺术的可行性？

　　陈其钢：这不是我的工作。作为一个音乐人，我觉得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现在国家有钱，可能是还没有想到，或者不知道。现在国内的办法是定点委托，做大计划，但没有一个常规的、有长远想法的发展艺术的模式，而是即兴式的，或者基于名人效应的。比如委托著名作曲家创作，钱出得很多，而其他人什么机会都没有。而且中国委托创作的习惯是命题作文，比如给一个企业或一个地区做宣传，花钱从来不吝惜，甩得比西方还多。但这样做根本达不到繁荣创作的目的。

　　人物周刊：这就意味着原创非常难。

　　陈其钢：哪儿都难，在中国更难。中国的交响乐原创机制和长期规划几乎不存在。如果要有规划地发展音乐，应该像西方那样，政府今年委托80个作曲家，明年85个，后年90个，让他们写，但不限制他们写什么。把钱分成很多份，给更需要支持的艺术家，每年固定推动这些人继续往前走。交响乐团如果演新作品，政府就多给钱，鼓励新的探索，相反演旧的就少给钱。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音乐教育有何看法？

　　陈其钢：出国前经常听说，中国西洋音乐教育非常好，可以和西方音乐学院媲美。其实不尽然。中国的西洋音乐与欧洲的古典音乐相比，如同中国的西医与西方的西医相比，那终究是人家的东西，差距还是相当大的。音乐是文化，在音乐比赛中得奖是一回事，在基础理论上和创作上对西方传统的理解和发展是另一回事。在了解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和创新更加不容易。

　　这个时代有许多和《围城》那个时代相像的地方，盲目的崇洋心理还继续存在，很多人回国以后吹牛说在西方得了什么文凭，在西方的比赛中得了什么什么奖，以此证明自己的水平。其实，在西方音乐学校拿到文凭或在西方音乐比赛中得奖，只说明我们学习和模仿他人的能力有所提高，远不能说明我们自己的创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