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七宗罪”

七宗罪——七个行为

20年后，肖鲁穿上婚纱，嫁给自己 肖鲁图片由本人提供

温普林 图Swerve

　　20年前 现代艺术“七宗罪”

　　全世界都被太多更表面化的所谓中国样式的绚丽给吸引了，而这些具有独立精神的实践，至今没得到严肃的学术梳理

　　本刊记者 蒯乐昊 发自北京

　　肖鲁已经不年轻了，新娘子的装扮更暴露了这种不年轻，但她嘴巴周围的线条携带着倔强的信息。

　　她穿着白色婚纱，从黑色的棺材中站起身来，喜庆的唢呐声在艺术馆里听起来有种恣意怪诞的欢乐。

　　“请问你，肖鲁女士，你是否愿意嫁给自己为妻，忠于自己的想法，无论海枯石烂，无论沧海桑田，永远和自己在一起。

你愿意吗？大声告诉我！”

　　“我愿意。”肖鲁的声音并不大，20年后，她再次成为展览上的焦点。

　　这是2009年2月5日，立春后的第一天。《“中国现代艺术展”文献展》在北京“墙美术馆”举行。

　　20年前的这一天，“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举办和参与的现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

　　在那次展览上，肖鲁朝自己的作品《对话》开了两枪，中国现代艺术展只维持了半天不到就宣布停展。第二天，几乎全世界都转载了这条新闻，《时代》周刊的标题文章就是《孵蛋、枪击、避孕套》。

　　此次展览上引起争议的行为艺术远不止这3桩，但“美国人嗅觉很灵敏，马上就捕捉到了他们所想要的：避孕套、枪击和孵蛋，对应的恰恰是性、暴力和政治。”江湖人称“温老大”的温普林说。

　　镜头背后有人张网以待

　　20年过去了，温普林拿出当时在“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拍摄的素材，剪辑成纪录片《七宗罪》。

　　这七宗罪正是当时艺术展上令舆论大哗的七个行为艺术：肖鲁的《对话》、张念的《等待》、王德仁的《致日神的？》、WR小组的《吊丧》、李山的《洗脚》、王浪的《浪子》、吴山专的《大生意》。毕业于中央美院艺术史专业的温普林跟这些艺术家中的许多人都是好友，码准了他们将在展览上有所动作，他的“大地震”摄制组事先准备好了摄像机，并拟订了现场拍摄的计划。

　　“由于本人在暗处张网以待，得以比较从容地记录了大展内外戏剧化的一幕幕表演。20年过去了，历史虽然褪色，但记忆却依旧坚挺。”3盘20分钟的录像带，画面是摇晃、仓促而忙乱的，但信息量惊人。7个行为艺术无一漏网地被拍了下来。

　　2009年春天，来自法国的记者看到《七宗罪》依然感到吃惊，他们对温普林说 ：真没想到那个时候中国就已经有了这么前卫的艺术。

　　在温普林记忆中，整个1980年代就是一次思想解放的历程，“星星画会”、“厦门达达”、“北方群体”、“西南艺术群体”等活跃的民间艺术组织和流派都是在这段时间内兴起于全国各地，中国现代艺术在这10年蓬蓬勃勃。“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就是对此的总结与展示。

　　镜头摇晃着推回20年前：

　　1989年2月5日，农历大年三十，辞旧迎新的好日子。北京冬日的阳光打亮了中国美术馆金黄的琉璃顶，黑布底白漆字的巨型条幅沿着美术馆正前厅的大台阶向下延展开来，一直铺向门口的铁栅栏。

　　负责布展的栗宪庭带领众人忙乱着。他带头抬起了巨大的广告牌走向美术馆外。白底黑字的招牌，鲜红的“不许掉头”的交通标志醒目刺眼，许多上班路人驻足观看，猜测着今天这里将发生什么事情。

　　“一开始也有不少争议和顾虑，这样的标志是否合适，但后来主办方还是采纳了这个方案。”大展标志设计者杨志麟说。

　　“从铁栅栏向里望去，视觉效果的确是令人震撼，这个中国美术史上辉煌的庆典似乎过于庄严肃穆了。”温普林在回忆文章里这样写道。

　　一楼大厅挤满了人，范迪安主持了开幕仪式，大厅从高空垂下了两条黑色的条幅，上端也有鲜红的“不许掉头”的标志，永不掉头的决心和气势已经成为一种明确的前卫艺术精神导向。高名潞作为大展组委会领导讲话，神色庄严地宣布：中国历史上由中国人自己参与和举办的现代艺术展开幕了!

　　人们涌进了展厅。杨志麟走在前列，随行而进的有当时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等。镜头摇晃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温普林自己，他穿着牛仔服，发型是当时在青年人中红极一时的“叔叔阿姨头”。

　　“那时期的人们渴望一切新鲜的事物，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国美术馆第一次举办了人体艺术展，美术馆门口排起了近万人的长队，大多数中国人不是来看艺术，而是来看女人的。”

　　这一次的大展也非同一般，展览一开幕，“搅局者”就出场了。

　　大生意和等待

　　浙江的吴山专是“85新潮美术”中涌现出来的一位艺术家，他的《红色幽默》曾产生很大影响，这次艺术展上，他做的是一宗《大生意》。

　　“亲爱的顾客们，在全国上下庆迎蛇年的时候，我为了丰富首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从我的家乡舟山带来了特级出口对虾（转内销）。展销地点：中国美术馆；价格：每斤9.5元，欲购从速。”吴山专在展厅里张挂出了小黑板广告，两只木板箱里是400斤对虾！

　　参观展览的群众一下子有点发懵，美术展上怎么做起了买卖？围观人群犹豫着，没人上前询价。最后，温普林走过去帮他吆喝起来。

　　“‘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镜头里帮着忽悠的哥们就是我。我买了10块钱一袋的（虾），那天正好是大年三十，我带着剧组的人到赵家楼饭店，煮虾过的年，我好像买了两袋，晚上我们剧组的年夜饭，吃的是老吴的舟山大虾。”

　　吴山专完全不记得温普林买过虾，他当时完全处在混乱的兴奋中，他印象中的第一位顾客是刘开渠，一下子买了30块钱大对虾。吴山专用来包虾的是美术报，上面报道了他的画展消息，他一边卖一边向围观的群众解释：这叫“携带艺术。”

　　那次艺术大展上，行为艺术原本不允许参展。据吴山专后来回忆，他的这一行为其实是经过了栗宪庭默认的。吴试图以此颠覆美术馆的官方形象：美术馆同样是做大生意的场所，拿艺术当买卖；而主流之外的艺术家生活窘迫，自谋出路，仿佛当时社会上无证经营的个体户。

　　美术馆成了“黑市”，买卖没做多久，就招来了主办方的盘问，决定没收吴山专的对虾，吴掏出了单位的介绍信，证明这是用于展览的艺术品，最后还是被罚款20元，并要求停售。800多块批发来的舟山大虾只卖出100块，吴山专将介绍信和罚款单往黑板上一贴，用粉笔写上“今日盘货，暂停营业”。

　　这只是展厅一隅，大展的其他角落好戏正在上演。

　　在展厅的男女公用厕所门上，挂起用红彩绸装饰的奖状镜框，奖状上写着“今天下午停水”。

　　二楼展厅一角，艺术家张念坐在地上一个草铺的鸡窝里，垂头专心孵蛋，几十个鸡蛋布在他的身下，外面还散落着鸡蛋和稻草，一圈小纸板上用黑色毛笔写满了“等待”。

　　张念胸前也挂着纸板，上书：“孵蛋期间，拒绝理论，以免打扰下一代”。

　　一位观展的大妈上得楼来，看见一动不动孵蛋的他，左看右看，以为是雕塑腊像，忍不住上前摸了摸他的头。张念脱口说：“别动！”大妈吓了天大的一跳：“哎呀妈呀！是活的！！”

　　避孕套、洗脚、吊丧

　　在展览现场大玩行为艺术的人中，好些是正式取得参展资格的艺术家，比如李山、吴山专、王德仁是组委会邀请的，发有执照。“执照还挺大，有小 8开纸那么大的参展证书。但是他们却用了别的形式出场。”温普林说。

　　画家李山当时已经小有名气，展览上，他穿着红袍当众洗脚，脚盆里画的是当时美国总统里根的头像。

　　后来他在自述里开玩笑：自己当时对美术界的现状、种种社会问题，都觉得无话可说，只好把脚放在热水里舒服舒服。他“应该是中国今天洗脚行业的‘祖师爷’，所有的桑拿按摩洗脚房，每天早上应该上一炷拜李山大师的香”。

　　满头长发的王德仁穿了身自己设计的黑色衣服，衣服上挂满了钢钉，一边跑一边在展览厅里抛撒避孕套和硬币，硬币在地面上撞击出丁零零的声音，引人侧目。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他亮出一个特制的、5米多长、插满了钢钉的巨型避孕套。

　　艺术家都是有表演欲的，早在85时期，各种带有表演性质的行为艺术已经出现。现代艺术大展前两个月，上海美术馆上演了一次行为艺术“最后的晚餐”，参加的有孙良、李山、宋海冬、裴晶等。最有意思的是，连栗宪庭和吴亮都参加了，最后的晚餐桌上，戴黑脸罩的中心人物便是后来被称为“艺术教父”的栗宪庭。

　　没取得参展资格的艺术家也蠢蠢欲动。一个叫康木的小伙子，正儿八经地写了个申请给组委会，要求从光华路的工艺美院，早晨8点钟开始裸奔，顺着长安街走王府井，直奔进美术馆，10点钟一宣布大展顺利开幕，他就裸奔进入会场。

　　“他很正式地把方案提交给大会。当晚正在做梦，想着明天激动不已时，（估计头天就没穿衣服了，裸体在被窝里）半夜被警察提走了。跟他同屋的张念吓得直哆嗦，说幸亏我没有提前暴露消息。”第二天早上，张念把他们学校老师的鸡窝连锅一端，在学校门口又买了点儿柴鸡蛋就奔美术馆了。

　　来自山西的WR小组，成员是3位艺术家：大同大张、朱雁光、任小颖。他们提前用白布做了几个大口袋，把自己扣在里面。等开幕式结束人们开始参观展览，三人便踏着长长的黑布（现代艺术大展铺在地上的条幅），很庄严地、缓缓踏上台阶，前来为大展吊丧。

　　枪声在这时响起

　　这时展览现场已经是一片混乱，组委会的人四处“灭火”，范迪安将WR小组的朱雁光驱逐出场，朱雁光高叫：“我自己会走！”各种离奇的突发情况此伏彼起，“WR的3个白衣人被人带进办公室以后，高名潞及时冲过去救援，公安人员也很紧张，蒙着白衣服也挺恐怖的，不知道衣服里有什么，命他们赶快把衣服扒了，朱雁光衣服脱到一半警察问：你们是谁，哪儿来的？他大喊一声：‘大同游击队！’”

　　“砰——砰——！”

　　就在这个时候，枪声响起。中国第一次现代艺术大展彻底陷入混乱。

　　当时温普林的拍摄小组只有一台机器，却要跟踪应对7个行为，因为事先知道了肖鲁的计划，他提前列了一张拍摄计划表，重头戏就是肖鲁的开枪。

　　肖鲁的装置艺术《对话》就陈列在大展入口东侧第一位，这件作品是两尊铝合金制作的电话亭，里面分别有一男一女在打电话的背影照。两尊电话亭之间有一面玻璃镜，镜子前放着一台红色电话，听筒悬垂半空，表示“对话”不畅通。

　　“如果没有提前预知，不可能拍到。我的机器架好了之后我还不放心，万一电话亭里猫了两个人，把人打伤怎么办，我说停，跑过去把门拉开，看了一眼：没人。这段无意中拍下来了，机器已经开始录了，这个时候肖鲁就开枪了。”温普林说。

　　录像中肖鲁面容娇嫩，穿着一件黑色大衣，垂到腰间的长发束成了马尾。11点10分，她低着头，表情紧张，略带心虚，掏出手枪，迅速地对着电话亭之间玻璃镜里自己的面孔，砰砰开了两枪。第一枪击中玻璃镜，第二枪擦过铝合金框边打中玻璃，两枪都没留下作者想要的长条裂纹效果，仅仅留下两个不大的弹洞。

　　温普林的拍摄小组拍完开枪的镜头就赶快跑了。“必须赶快转移，我怕被没收。”

　　开幕那天美术馆里来了很多便衣。直到肖鲁打枪后，高名潞才知道，连公安局长也在美术馆里，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就站在离打枪处不远。肖鲁开枪后，大批警察闻声而动包围了美术馆，现代艺术展被迫停展4天。

　　1989年2月第11期《中国美术报》上，栗宪庭将肖鲁的开枪誉为“新潮美术的谢幕礼”，“两声枪响把新潮美术的‘临界点’又往前推了一步。‘临界点’即前卫艺术家所寻找的强加给社会的新观念和新样式的范围极限。这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精神，也是中国现代艺术的独特现象。”

　　2月17日《中国美术报》刊登了肖鲁和唐宋的声明：“作为当事者，我们认为这是一次纯艺术事件。我们认为艺术本身是含有艺术家对社会的各种不同认识的，但作为艺术家我们对政治不感兴趣……”

　　枪声背后的另一个故事

　　让现代艺术大展的策展人们始料未及，当时展览上不请自来的搅局者，在大展上抢尽了风头，甚至变成了美术史上和世界眼中本次大展的标志。

　　误读仿佛是现代艺术的宿命，肖鲁的《对话》多年来被赋予各种文化的、政治的、历史的、人性的、艺术的、非艺术的意义，没人真正了解是什么促使这个年轻的女子用那么极端的形式来完成宣泄。

　　10多年后，肖鲁自己揭开了谜底，如同揭开一道伤疤。

　　在少女时代她曾遭受性侵犯，对方是父亲的好友。她长时间陷入恐惧、羞愤的阴影之中，不敢向任何人启齿。

　　在大学里肖鲁又爱上了一位已有家室的老师，在她的经验中两次与男人的交集都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痛苦，她觉得男女之间永远无法达成良性关系，也永远不存在彼此对话、了解的可能。

　　基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她做了《对话》，这是一件全新观念的装置作品。工艺系的宋建明老师看了作品，认为过于完整，“需要破一破”。

　　用什么来“破”呢？既不能打碎玻璃，又要留下“破”的痕迹。肖鲁想到了枪。

　　《对话》这个作品，只有被摧毁时，才是完整的。枪声响起，作品才真正完成。

　　中国美术馆正门西侧的走廊，肖鲁和朋友李松松碰面了。李松松的爷爷和肖鲁的外公是抗战时的战友，家里收藏有手枪。

　　“枪，带了吗？”

　　“带了。”李松松掏出手枪，拉开枪栓，子弹上膛，枪里有3发子弹。肖鲁满脸通红地接过枪，手心冒汗。

　　“我就是一些个人情感困扰我，说白了就是跟男人过不去吧。”20年后，一笑就出现皱纹的肖鲁对着温普林的镜头说。她在大笑。

　　打枪之前，肖鲁曾满屋子找人，想跟展览筹委会汇报。但她谁都不认识。筹委会成员侯翰如恰巧路过。肖鲁上前说：“侯翰如，我跟你说一声，我有一个打枪的想法，一会儿我就要打了。”

　　结果侯翰如没反应，他可能没听清这个女青年在说什么，和高名潞一样，他正被展馆里的乱象搞得焦头烂额。肖鲁记得，侯翰如当时说了句“我忙着呢，等会儿再说”，匆匆走掉了。“我事后问侯翰如，他说，肖鲁啊，当时一开展又是避孕套又是什么，乱成一锅粥，小丫头跟我说什么，我没注意。枪响以后我才有反应，好像听到你跟我说到打枪这两个字。”

　　子弹射向爱情

　　艺术展开幕的头天晚上，肖鲁紧张得一夜没睡着。她当时还不太懂得行为艺术，只觉这么干一下很对劲，熬到第二天早上，脑子已经真空了。

　　“打完枪以后发生的事情，跟我打枪之前的状态脱节了。我这才意识到：闯祸了。”开完枪后，肖鲁的第一反应就是逃，“他们说我是英雄，其实我挺熊的。”

　　在枪击现场，站在肖鲁旁边的唐宋曾被便衣警察误抓，他是肖鲁在浙美低一届的同学。也许，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枪手是个男的。便衣揪住唐宋，他一声没吭就被带走了。

　　打枪者肖鲁成功甩掉了物证，躲进了展厅里的一个黑盒子装置作品。过了一会儿，她对路过的几个陌生人说，你们能不能护送我出去？对方没说什么，几个人夹带着肖鲁出了美术馆。肖鲁一头钻进马路对面美术用品商店，透过商店的玻璃窗，她看到唐宋被押了出来。

　　几小时后，肖鲁回到美术馆投案自首。

　　“我走出审讯室，唐宋正好从另一间审讯室出来。在走廊里我们擦肩而过，他冲我，就那么一笑。当时那种感觉特别浪漫……就好像那个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从这件事情开始，我就和唐宋好上了。”

　　此后唐宋成了这件作品的解说者，他与栗宪庭在《中国美术报》编辑部聊了一个通宵。次日，又向高名潞出具了一份文字说明，署名为“唐宋、肖鲁”。在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中，“唐宋、肖鲁”成为这件作品的共同作者。“他挺喜欢这一枪的。”肖鲁淡淡说。为了与唐宋在一起，每次谈到这个作品时她都不发一声，全由唐宋来说。“但这个作品是我的，我一个人的。”

　　“当年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感困惑之中，如此大的突发事件，一时使我这个真正的作者失语了。”她的子弹射向的其实是爱情，“我所有的作品都来源于我的情感、我的个人感觉。它的源发点是自我意识。”作品是从一个人身上长出来的东西，这是肖鲁的创作观。“我想要一个归宿，我想结婚，我想要个孩子。”她足足要了15年，“但是那个男人不给我”。

　　共同生活了15年后，这对因枪声结缘的男女分手了。

　　后来……

　　大展重新开幕前一天，中国美术馆给“中国现代艺术展”主办单位发了罚款通知，称展览当中的行为艺术“给我馆声誉造成极大损害”，“决定罚款2000元”。

　　3天后，肖鲁被释放。此后，她去了澳大利亚。

　　1990年12月某天，新任《美术》主编把高名潞约到德胜门箭楼长谈了3小时，从“五四”运动一直谈到中国现代艺术展。他问高名潞，什么是“五四”运动的精神。高名潞答：科学与民主。他说：错了，应该是反帝反封建。谈完后，这位新主编宣布了中国美协早已作好的决定：停止高名潞的工作，在家学习马列主义一年。他还诚恳地掏出一本事前买好的关于马列主义原理的书，郑重交给高名潞，嘱他认真学习。

　　第二年，高名潞去了美国。

　　温普林在大展后不久去了西藏，一呆就是3年。但他的艺术影像断断续续地拍了下来，从1980年代一直拍到现在，拍了300多个小时。“记录了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前卫艺术的重要的现场、重要的事件、重要的艺术家。后来我开始意识到这段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特别难得的富于变化的时期，一下看不透，一时也说不清。我好像自觉不自觉地变成了历史的记录者，开始记录、研究、参与和见证中国当代艺术的进程。”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在每一个参加展览的艺术家、批评家的生命中都留下了痕迹。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想回避。

　　2003年，肖鲁创作了新作品《十五枪……从1989至2003》，一年一枪。2006年，她又一次举起了枪，将原有的《十五枪》作品重新冲洗、装框，运至北京靶场，连击15枪，然后在曼谷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展览开幕式现场完成第16次枪击。

　　孵蛋的张念在1990年代度过了一段茫然而焦虑的生活，他离开任教的汕头大学奔赴北京，成为自认的自由艺术家和旁人眼中的“盲流”，在北京三环外的各地区流窜居住。生活完全靠女友的供养，300元的薪水，除去应付两人的生活，还要节省出100元做作品。

　　本以为借助现代艺术大展从此登堂入室的前卫艺术家们再次回到地下。“人们都变得很物质，我周围很多曾经酷爱艺术的人们都变成了另一种人。”张念说。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他以3000美金的价格向国外画廊出售了自己的一大批作品，拿着这笔钱与人合伙开了一家设计公司，但以被骗告终。心情灰暗的张念经常到故宫周围溜达。红墙绿瓦的辉煌和精神世界的死寂让他感受到巨大的反差。他用树脂制作了粉嫩的蛋黄，用雪围成蛋清，把“鸡蛋”摊在了故宫和一片片拆迁的残砖断瓦前。

　　1999年，现代艺术大展10周年的时候，张念进行了一次更为决绝的行为表演。在北京设计博物馆，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木板上，10年前用体温来呵护的鸡蛋这一次被砸向木板，蛋黄肆意飞溅，破碎的蛋壳落了一地。

　　不许掉头

　　温普林说，枪击、孵蛋、避孕套让中国现代艺术跳进了全球视野。“大生意”、“吊丧”当时不容易解读，今天看来却富有寓意和前瞻性：

　　20年后艺术圈真成了“生意圈”——20年前艺术家的行动，仿佛谶语，果然应验。798、宋庄、酒仙桥……表面的繁荣掩盖了内容的荒芜，这些蓬勃热闹的艺术社区如今仿佛旅游景点，飘散出商业猎奇和快速消费的气味。中国的现代艺术史值得吊丧的时刻实在是太多了。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是中国前卫艺术的分水岭。实际上从大展之始，中国的前卫艺术就走向了两条发展道路：一条是迅速飙升，进入国际视野，从而成为主流的中国样式之路，就是以中国形象、中国图示为主的架上之路，今天正不断创造出艺术品市场的奇迹和神话；另一条便是一直处于潜流、相对边缘的中国精神之路，这是以行为、观念为主的一脉。”温普林评价道，“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中国自由精神重要的一脉，这一脉向来是被忽视的，全世界都被太多更表面化的所谓中国样式的绚丽给吸引了，而这些具有独立精神的实践，至今没有得到严肃的学术梳理。”

　　《“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文献展》比20年前的展览更短暂。展览上已经恢复单身的肖鲁穿上婚纱，嫁给了自己。但这个人化的宣言也无法引起观者的震动与惊叹了，反而更显现出现代艺术的自慰和无奈。

　　20年前，艺术家们打出了“不许掉头”的标志，这条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不归之路，谁也不知道箭射向了哪里。

　　温普林曾邀请当年的行为艺术家到他黄花城长城下的东台书院做客。当时李山在美国，吴山专在上海，没有参加此次聚会。除去世的大同大张之外，其他艺术家——肖鲁、王浪、王德仁、张念、朱雁光、任小颖都来了。“几位艺术家有的是第一次见面，有的只是在八九大展上远远地相互对望过而已，但彼此之间都可谓神交已久、惺惺相惜。时值盛夏，京城正是桑拿天气，但山中却很爽快，大家把酒话当年，谈笑间云淡风清、江湖渐远……”

　　渐远的不仅是江湖，还有一个时代。我们全体高速踏上一条永远向前、不许掉头的大道，回不去的是那个变化纷呈、理想至上的纯真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