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铁路与一个村庄
梁培，增滘联社南约二社社员，高中文化。他对自己的称谓是“自由职业者”。打过工，做过小生意，现在依靠帮人运输花卉谋生。
1998年，他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起了一幢二层小楼，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这是我唯一一所房子”，他说。
类似的小楼在这个富裕的广东村庄中并不少见。1998年的时候，当地盖这样一座小楼，造价大约是每平方米800至900元，建筑面积100至500平方米不等。
增滘联社位于广州市西部，毗邻珠江，下辖南约等8个二级社，是个典型的“城中村”。上世纪80和90年代，与当地许多村庄类似，增滘联社曾经依靠出租集体土地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多的时候一年上百万”。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联社手中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原来有3000多亩地，现在可用于经济发展的地不足300亩了”，增滘联社副社长梁兆威介绍说。
2005年6月23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武广铁路客运专线在长沙首先开始动工。据武广线广州建设部副指挥长谌小平介绍，这条全长968公里的客运专线是“我国目前线路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投资最多的铁路客运专线”，设计时速350公里。由铁道部代表国家，加上广东、湖南、湖北三省组成四大股东，地方政府主要以土地作为本金入股。
这条铁路恰恰从增滘联社南约二社的土地上穿过。根据要求，铁路两侧20米控制区以内的房屋需要拆迁，共涉及75户社员，其中包括梁培，也包括梁兆威。
2005年底，广州市荔湾区武广铁路项目征地拆迁指挥部办公室（简称“武广办”）成立。2008年7月，“武广办”开始面向社员签订拆迁合同。“最初的工作目标是在两个月之内完成拆迁。”负责人赵志鹏说。
39岁的赵志鹏来自荔湾区土地开发中心，多年从事城市征地拆迁工作。不过，如今他承认，“从后来事件的发展看，我们一开始就低估了工作的难度。”
补偿标准之争
2007年底，在完成国有厂房及集体土地补偿工作后，“武广办”便开始着手将拆迁政策初稿发放给社员，同时征询社员意见。从2007年到2008年7月，“记不得开了多少次会，每一次都吵得不可开交”，补偿方案数易其稿。
2008年7月，最终补偿方案获区政府通过。“这是综合考虑财政支付能力、地区经济条件及房价上涨、村民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后的结果。”赵志鹏介绍说。
根据这份补偿方案，被拆迁社员如果选择全弃产，可获得每平方米最高4200元的货币补偿，如果选择复建房，补偿标准则为拆一补一，此外还发放每月每平方米20元，为期两年的临迁补助。
多数社员接受了这个方案，社员代表梁国祥第一个在协议上签了字，梁兆威紧随其后。
梁国祥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说是拆一补一，实际操作中，"拆"按建筑面积计算，"补"按套内面积计算，再加上临迁费和装修补助，完全可以弥补当年的建房成本，外加白得一套房。”此次拆迁中，他有一套130多平方米的房子被拆。
不过，梁培等人并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补偿标准依然过低了。
在赵志鹏那里，记者看到了“钉子户”发来的一份传真材料，其中向“武广办”提出10点疑问，并给出两个赔偿方案。其核心是“要求按照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每平方米7500元进行赔偿，同时首层房屋"拆一补二"”。
“钉子户”们举出荔湾区花地河边某楼盘为例，“最红火时每平方米卖到15000元，为何只赔我4000多元？”
据了解，目前，荔湾区普通商品房售价仍在每平方米7000—10000元左右。赵志鹏也承认，如果被拆迁户只拿到每平方米4000多元赔偿，“在同一地段是买不到房子的。”
“钉子户”们亦举出广州其它地区的拆迁标准为依据，“比如南海黄岐、里水等地拆迁，就是拆一补二。”
但是，赵志鹏指出，拆迁补偿价格是根据该地区楼盘的平均状况进行评估确认的，而不是某幢楼盘的最高价格。更重要的是，这次拆迁是出于国家公益事业的需要，对集体土地上的个人附着物进行赔偿，不同于个别繁华地段的商业开发。
至于为何不能“拆一补二”，赵志鹏的说法是“我们在政策上找不到支持。”
“钉子户”们的另一个顾虑，是复迁房能否如期交到他们手上。截至2008年7月，复迁房刚刚从广州市规划局获得选址意见书，许多手续尚在办理之中。这座“纸上楼阁”未免让部分社员感到不踏实。
赵志鹏说，为打消拆迁户这种顾虑，“武广办”曾经设想过先将补偿款发到拆迁户手中，复建房完工后，再由拆迁户按每平方米2500元的成本价回购的方案。“但算一下，这种方案要多拿出1个亿，财政吃不消。”据了解，荔湾区在整个武广铁路拆迁中，为国有厂房、集体土地和拆迁户付出的补偿款总额为2.9亿元。
2008年9月17日晚12点，是“武广办”划定的签订协议的最后期限，75户拆迁户中，有61户签订了协议，余下的14户则坚持着自己的诉求。
舆论之战
9月17日起，为做通“钉子户”的思想工作，“武广办”与社干部多次上门与之谈判，却一次次不欢而散。
也正是从那一天起，14户人家相约，每晚8点在村头榕树下喝啤酒，以示同盟关系。“只要不刮风下雨，到那里准能找到他们。”一位“武广办”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梁兆威是社里第二个签协议的人。作为社干部，他去做同祠堂一位兄弟的工作，结果“他认为我背叛了他们，现在连话都不讲了。”梁兆威对记者叹息道。
据知情人介绍，利益之争的背后，其实还有着更加微妙而复杂的原因。
增滘联社80%的社员姓梁，分属于5个不同的祠堂。“一方同意的事情，往往另一方就会反对”，一名社员对记者这样形容社中的关系，“就算每人发1000块钱都会吵架。先发谁，后发谁，谁的新，谁的旧，都是问题。”
涉及拆迁的75户人家中，有多家以种植花卉为生。生意上的竞争也造成了部分村民间的隔阂与矛盾。此外，2008年底，正是南约生产社社干部换届选举的时候。能否在拆迁中为社员争取最大程度的利益，亦成为参选干部争取选票的重要筹码。
事情在去年12月11日这一天起了变化。
这一天，“武广办”将已经拆除的部分工地交付施工单位。进场施工的工人却与未签协议的社员发生了冲突，两名社员被打伤送进医院。
两天后，广州某晚报以《拆与不拆扯火冲突》为题，图文并茂地报道了这次冲突。根据该晚报的报道，当天，面对轰鸣施工的机械，居民因“担心安全”而“上前劝阻”，“70岁的镜叔干脆站上了钩机的轮带，此举令不远处的三四十名工人不满，双方争持不下……纠缠中，几名老人被撞倒在地，有的手被夹伤，矛盾进一步激化。”
报道在网络上迅速被转载，对于“钉子户”的同情之声四起。荔湾区宣传部副部长吴永祺承认，荔湾区及“武广办”均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造成了我们那段时间工作的被动。”
为了“占领舆论制高点”，挽回工作主动，在区宣传部协调下，“武广办”开始主动向媒体靠拢，从12月中旬到1月中旬，先后4次组织媒体前来报道，无论是冲突还是事件处理，都积极通报进展情况。
“广州媒体竞争激烈，老百姓喜欢"报料"，所以我们也要主动"报料"。”吴永祺说。
铁路方也学会了向媒体大诉苦水。那段时间，武广线广州建设部副指挥长谌小平反复向媒体提及的一个数字便是：每停工一天，因施工队伍、机械停工而造成的国家损失高达50万元。
政府的主动“报料”和开放姿态使得舆论态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多数媒体对事件的前因后果进行了客观报道，网络的转载使“钉子户卡住武广线”一时升级为公共话题。舆论环境迅速朝着向政府有利的方向发展。12月30日，《广州日报》对此事配发的评论为《保护私权不能伤及国家利益》，《新快报》则援引相关法律指出《如拒执行裁决将可依法强拆》。
(责任编辑：安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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