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9，“农民工”这个词反反复复地冲击着人们的视线。他们是勤劳的群体，他们也是无奈的群体。身在城市，却没有户口，城市人的福利与他们无缘。混迹于城乡接合部的昏暗租赁房中，或躺在夏如火炉、冬如冰窖的工棚中，他们身在城市却无时无刻不在眺望着城市……“农民工”兄弟姐妹何时实现与和谐社会建设目的相符的城市待遇和身份，已是摆在社会面临的崭新课题——
并非中国独有 经济发展必然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看，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的，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着城市化，城市化则是工业化的自然结果。
无论是英国、美国这些老牌工业国家，还是韩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的过程，就是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集聚、农民向市民身份变化的过程。
但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大批的农民进城加入了工业化的大军，而我国实施的户籍管理制度使这些进了城的农民并不能实现市民化。
记者了解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奉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而重工业领域吸纳就业能力低，城镇自身劳动力就业已很困难，因此农民基本没有进城。而改革开放后，城市各种补贴机制取消，农民进城务工的迁移成本大大降低；同时，传统体制经济形式多元化，尤其是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而此时农业生产水平在不断提高，农村耕地日益减少，于是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人口涌入城市，进入制造业、城市基本建设和城市消费服务业等方面，从事城里人的工作，于是有了“农民工”这个城市与农村的“夹心层”。
文化技术水平低 失业最先受冲击 由于文化技术水平较低，从事工种技术含量较低，在国际金融危机面前农民工愈显弱势。不少省市统计资料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农民工务工收入和就业机会都出现了大幅度萎缩，一些农民工已经成为金融危机下企业裁员的受害者。至于就业打算，则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除了重返打工地外，也有人选择回乡就业或创业。
2月18日，在西站广场，记者遇到了来自河北景县的农民工小赵。今年26岁的他年前刚刚结婚。他操着浓重的乡音告诉记者，他原本在北京当兵，退役后就留在了北京亦庄一家工艺品工厂做仓库库管，年前工厂出口受阻，订单大幅减少，他被裁员……“在外边五六年了，猛的回农村老家还真不太适应。我有大专文凭，还有经验，听以前的老同事说天津这里机会不少，这次就和俩老乡来碰碰运气。”说完，小赵和几位老乡快速登上了去开发区的公共汽车……
3月9日，在天津站，记者遇到了甘肃漳县农民工李建华夫妻，她告诉记者，她原来在廊坊一家制衣公司上班，去年从8月份起公司不再加班，工作时间也改为上四歇三，因此收入明显减少，她和丈夫去年春节前来到天津找工作，“眼下活儿不好找，我们两口子商量后，决定留他一人在天津打拼，我回老家照看家里和孩子。”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还有不少农民工选择了主动离职，主要原因是金融危机降低了收入，这在制造业、物流业、服务业表现得都很明显。江苏东台农民工王丰在北京做了13年的建筑小工，他就告诉记者，建筑工地太辛苦，每天起早贪黑赶工期，而碰上国际金融危机，每月工资不仅不增反而下降了，除了伙食费和洗理费每月剩不下几个钱，因此他打算回乡呆一阵子。
流动的边缘人 梦想融入城市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如果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百万农民工下珠江开始算，到现在遍及各大城市的农民工，全国的农民工流动数以亿计。20多年来，大量青壮年农民纷纷离开家乡，涌入城市务工，形成中国特有的农民工现象。这支“劳动大军”在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已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依然成为城市的边缘人口。
“作为10年甚至20年的城市发展的建设者和城市财富创造者，目前大部分农民工仍然无法融入城市。”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自己的父亲为例介绍说，“父亲到城市务工已经几十年，但现在已年逾六十的他仍旧没有改变自己农民工的身份。”现在，虽然农民工把自己的青春与汗水献给了城市发展，年迈时仍然只能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中国农民问题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程同顺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变迁，目前已经有一亿多农业人口在城市就业与生活。但是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村人进城后，主要流动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成为了“漂着的”、“流动的”社会群体。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户口进不了城，保险上不了，住房靠租用，子女上学也困难。
不仅如此，“漂浮”的农民工大军还繁衍出了第二代农民工，这些人没有农村生活的经验和基础，只熟悉城市生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春光说“这些人没有务农经验，对农业没有感情，而且其进入城市的动机与第一代大为不同。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挣钱，还带有改变身份和地位的强烈愿望。”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执行主任时福茂说，在北京，农民工子女有近20万不被认可为北京的小学生，所以在办理公交卡时还不能享受学生的优惠。甚至还有“同命不同价”的“潜规则”。他举例说，如果在同一辆车上发生了车祸，遇难者拥有本地户口和外地户口享受的赔偿标准也不一样。
今年37岁的胡延生老家在江西湖口县鄱阳湖边，来天津从事下水道疏浚工作已经9年多了，来天津前，他在北京的建筑工地当了两年钢筋工。说起在外打工的辛酸，小胡苦笑着说：“咱农村人，吃苦，受累都不怕。最怕的是你们城里人给白眼。还有，就是孩子读书考学。”小胡的大女儿已经14岁，在城里花钱借读了3年，因为花费太大，小胡把女儿送回了老家，今年就要考高中……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在天津以及其他城市打工的农民工都有着小胡一样的梦想。
城市化必经之路 农民转化成市民 3月7日，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城市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郁鸿胜就此接受了记者电话采访。他在电话里分析道，纵观世界各地的城市化进程，可以看到城市化的重要功能是将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然而农民工落户城市的问题不可能一朝一夕解决，它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门槛一定会越来越低，“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该探索一些新的形式让农民工融入城市，享受一些"同城待遇"。”郁鸿胜说。
以义务教育为例说，有专家提出义务教育的财政支出就应该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可以考虑对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发放教育券，地方政府可以凭借这个向中央申请财政，这样就解决了流动性的问题。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不少针对农民工的保护与服务政策。但是农民工融入城市还面临着各种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最主要的是户籍管理制度。
程同顺教授在采访中坦言，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城乡二元分割迟早要被打破，让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实现农村与城市户口的对接以使农民工享受到相对公平的待遇。但是，对于城市现在是否应该完全放开接纳农民工，江苏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范朝礼接受采访时承认：“目前，国内没有任何一级城市敢完全放开让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市民一样的待遇。”在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城市，流动人口占相当比例，广东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如果在公共政策上完全享受平等待遇，“这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财政支出。”记者采访时发现，农民工“融城”必然会给地方财政和城市公共服务带来压力。比如，有数据显示，公办学校接纳10万农民工孩子，无锡地方财政每年要投入4个多亿；昆山每增一个户籍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要多投3万元。
显然，困扰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首要问题是地方财力，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和自身素质与城市生活有相当的差距。在农村一家一户的非常自我的生活方式，在进入城市后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因为城市生活需要更多的不是自我而是规范和秩序，也就是说，农民工自身加强文化认同和学习，提升政治参与度和社会责任感是进入城市生活的大前提。
采访中，对于农民工融入城市，多位专家学者都表示，淡化乃至消除户籍差别，只是在制度设计层面和社会管理方式上为农民工在城市生存创造了条件，体现公民的平等。但在更深层次的观念、文化的认同上，社会做得还远远不够。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排斥乡下人的陈腐观念，也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一堵无形的“墙”。
此外从另一个角度看，城市管理者、用工单位乃至每一位市民，也应该从观念上转变对农民工的认识，从感情上包容、接纳农民工的融入。“农业人口与城市户口人群是平等的一员。要让外来农民工融入城市，城市和城里人应该帮助他们先完成心理上的转型，要让农民工在内心认同自己已经是市民，城市社会必须首先改变对他们的态度，尤其要革除歧视性态度，以市民角色期待和要求他们；同时这些农民也要自身努力，提升知识层次与就业技能，争取城市社会的尊重。
有城市开始试点 优秀者能够受益 金融危机影响下，农民工就业及社会保障问题凸显。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主任都阳说，历史上每次大的危机都是引发特定群体权益保障受到重视的良好机遇。1929年的美国大萧条使得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生计无着，美国政府开始考虑为产业工人建立失业保险；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我国部分城市困难家庭陷入困境，城市低保制度建设被提上日程。
目前我国不少省市已开始通过各种“同城待遇”探索解决农民工问题。山东省近日就在全省范围内做出规定，要求各级政府和各地区对外来农民工给予积极的就业扶持政策，符合落户和上保险的，一律按照本地市民，给予办理；而在外来农民工集中的上海市，有关部门也承诺，农民工的最低工资水平、劳动工作时间和基本劳动条件，都享受与本地市民相同标准；符合“两个稳定”(有稳定职业和稳定住所者)条件的农民工，可申领上海市居住证，持有上海市居住证的农民工，可享有社会保险、教育培训、计划生育、卫生防疫等相关待遇。
显然，一些财力较为雄厚的地方，“户籍之门”已经向优秀农民工打开，农民工变身“城里人”的可能正在变成现实……（记者 孙玉松） (来源：今晚报)
(责任编辑：张春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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