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经过217名法官的辛勤努力，闵行法院以人均146件的结案率占上海全市法院之首。”这是记者近日在上海市闵行区法院采访时了解到的。
闵行区法院院长郭俭告诉记者，他们是运用“漩涡效应”理论这把“金钥匙”化解一道道难题的。为此，去年该院获得“全国优秀法院”和“集体一等功”两项殊荣。
4年法院结案数激增近70
%随着近年来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闵行区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迅速成为上海的一方热土：近6万户各类企业安营扎寨、大批重大市政工程破土动工、96万外来人员谋生创业……
而这一切，带来了诉讼案件数量的逐年持续攀升。
与2005年结案22000件相比，4年后的这一数字达到31800件，激增了近70%。
由于“案多人少”是无法回避的态势，如何完成繁重的审判业务？
“加强案件的科学管理，切实提高办案效率，使审理案件的流程更合理、快捷、有效，是我们的基本做法。”凭借着扎实的法律功底和丰富的管理经验，郭俭有着满腹的“治院韬略”。
和其他基层法院不同的是，在闵行法院，立案庭是第一大庭，有47名法官，凡来院提起诉讼的案件，全部由立案庭集中统一管理，负责审查立案、排定档期、设置审限。为了使法官专注精力办案，院里实行主辅审判分离制度，即把财产保全、案外调查、送达文书等辅助工作从审判业务中剥离出来，也全部由立案庭运作。此外，法院还不断对审判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简案简审，繁案精审”。每年有大约85%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科学举措，使得闵行法院的案件审理始终保持在一种良性循环状态。
46名法官一天审案120起 面对数量庞大的案件，为了保质保量不超审限，加班加点成了闵行法院法官们的家常便饭。入夜后，人们经常可以看见从法院大楼多个窗口泛出的明亮灯光。
执行庭法官李永新的办公桌上，堆着小山似的卷宗材料。自2005年以来，他已办案三千多件，日均两件多，执行标的额达2.5亿元。“也没什么诀窍，就是上班早来一点，中午少休息一点，下班晚走一点，平时勤快一点，节假日多琢磨一点。”李永新用五个“一点”归纳了自己的办案风格。
闵行法院共有26个法庭。“除了每周五法官们业务学习不开庭，其他时间所有法庭的使用率都很高。”立案庭庭长周绍敏介绍说。
记者在周绍敏电脑“开庭档期安排”上看到，3月9日共有46名法官开庭审理120起案件，其中民二庭法官吕清芳和民三庭法官马爱军一天竟要开5个庭，另有7名法官要开4个庭。“我们法院一个法官一天开四五个庭是很常见的事啊！”见记者诧异，周绍敏解释道。
办案“状元”一年审案1481件 颛桥镇法庭的法官彭雄辉今年37岁，是闵行法院的办案“状元”，长得颇有几分乒乓球国手马琳的神韵，去年他主审的案件达到了1481件。
“我现在手头上等着办的就有一百个左右的案件，另外还有十几个群体性诉讼案件。”彭雄辉边说边打开电脑，在工作页面上，密密麻麻显示着等待他审理的案件。
“有些案件的尾部闪烁着红灯或绿灯是什么意思？”记者问。
“这是财产保全、审限进入十天倒计时的警告标志，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总是先在电脑上查看一下哪几个案件快到审限了，以便据此根据轻重缓急来分别审理。”彭雄辉解释道。
颛桥镇法庭地处远郊农村，当事人中农民居多，案由大都是一些诸如离婚、物业管理、邻里矛盾、家庭析产、赡养、继承等民事纠纷。彭雄辉确实很忙，在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接听了3个当事人询问案件进展的来电。“一百多个案件，你拿起电话就能分析得头头是道，不会搞混了？”“不会的，我接电话时，总是先问清楚案号和当事人姓名，然后在电脑上迅速点击打开相关卷宗，这样就不会弄错了。”
说起案件逐年增多，彭雄辉认为，有些当事人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滥用诉权也是造成目前状况的一个原因。尽管法官们花了大量精力帮他们调解，可他们都坚决不接受，硬是要“讨个说法”。“这不仅耗费了他们自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占用了太多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彭雄辉无奈地说。
今年将增加40名法官编制 在总结归纳闵行法院如何提高审判效率时，郭俭提出了自己的一个“漩涡效应”理论：“所谓"漩涡效应"，就是我们通过硬件、软件的设置和配置，在工作上形成巨大的"漩涡"，把所有员工卷进来形成合力，而且"漩涡"不断扩展，越卷越快，越卷越大。”
采访结束时，郭俭面露喜色地说，“今年我们将增加40名法官编制，这"漩涡"又要大一圈了。”
记者手记
记者原以为，政法系统里数警察任务最重，压力最大，法官相对要悠闲一点。可通过这次采访，记者了解到其实法官的工作压力丝毫不比警察轻松。
闵行法院有一位叫李欣的女法官，多年来一直是院里的办案能手，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终于压垮了她的身体，才三十岁出头的她今年初被迫调离了一线法官岗位。
闵行区委书记孙潮听说此事后感慨良久，随后要求今后对法官除了每年例行的体检、疗休养外，还需定期对他们开展心理辅导，以舒缓工作压力。
这对闵行法院的法官来说无疑是条好消息，对其他基层法院也一定会有借鉴意义。
法官日记
李永新（上海市闵行区法院执行庭法官）
2009年3月4日星期三阴
清晨醒来起床，感觉天气有点阴冷，风较大。因为今天上午要接待四位当事人，我提前15分钟到了法院。
刚踏进办公室，当事人王某就来电，催促我尽快办理为其恢复劳动关系的执行案。我对他说，因为双方当事人对签订劳动合同的具体条款内容产生歧义，需要进一步沟通，我会尽快去找他的单位商谈。
上午，我陆续接待了四位当事人，一直忙到11：30。其中陆某申请执行张某委托炒股纠纷一案，经协商后双方当事人自行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该案得到妥善解决，我感到十分欣慰，毕竟他们之前的对立情绪很激烈，现已在我的协调下双方都作出让步并达成和解，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中午休息时分，为一起影响市政道路建设的强迁执行案，我邀请了三位区人大代表来院，向人大代表们简要介绍了案情后，一行九人驱车前往被执行人施某家。在施某家，我与大家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但他态度依旧强硬，表示不满足其要求绝不搬离，2小时后我们只得返回院部。
其实，我心里一直还惦记着王某要求恢复劳动关系案。返回院里，我拿好案卷即与书记员一起驱车赶赴王某的单位，到该公司得知老总不在，我就找到公司人事部陈经理，向其阐明了我的观点，劳动合同具体条款内容双方可以商量，但生效仲裁裁决确定的为员工恢复劳动关系公司必须要履行。虽然目前处在金融危机之时，中小企业自身经营面临着许多困难，但绝不允许公司借此机会裁员，影响员工生计。陈经理赞同我的观点，并表示一定转告公司老总尽快来解决本案纠纷。
从某印刷公司出来，我又辗转到其他几个地方执行，并执行到一笔小额债款。当我再次返回到院部时已经17：35，我又打电话给王某，告诉他我已去过他的单位，劝他再耐心等待一下，王某表示理解。我想，及时向当事人反馈执行工作进展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可以大大减少他们不必要的往返。
等我带着一天的疲惫回到家里，夜暮早已降临。家人已吃完晚饭，11岁的女儿正在做作业，她即将面临升学考试，我却无暇去关心女儿学业。用餐过后，我坐到沙发上不久就打起了瞌睡，开始为明天的工作而养精蓄锐。
本报记者 刘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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