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调查
本报记者 丁国锋
导读
2008年，徐州中院涉法涉诉进京信访案件达174人次，位居江苏省第一。和往年比，这个数字已经下降了17.6%。
为了压降进京赴省信访案件的数量，甚至达到“零信访”的目的，全国不少地方已经把信访量作为了对部门、对干部考核的一项重要依据。而信访通报制度，进一步加大了一线的工作压力。信访与法官的工作业绩挂钩，给很多法官办案带来了“微妙”的变化，“信访”思维悄然产生。
已到中午12点半，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接访法官谭晓兵还没有机会“闪身”。
“今天是领导接访日，所以人比往日多一点儿。”谭晓兵指了指窗外说，那几个兜着头巾、揣着布袋的人，都是等着领导下午接访的。
这个领导接访日，来了50多人，有些是来问询的，有些是新的信访户，但有一半人是“老信访”。
2008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徐州中院涉法涉诉进京信访案件达174人次，位居全省第一。
“去年光我批办的群众来信就超过1600件。”徐州市中院院长李后龙说，和往年比，徐州的涉法涉诉进京信访数已经下降了17.6%，70余件涉法涉诉疑难复杂信访案件得以停访息诉。
尽管如此，处理各种原因引起的涉诉信访问题，依然是令人头疼的事。
“无理”信访，甚至鼓动串联信访现象增多，法院已经不堪重负。为了“缠上”法院，一些人动足了脑筋
据李后龙介绍，徐州历来是江苏省内涉诉信访最多的地区。
徐州市地处江苏省最北部，去北京和去南京的路程差不多，特有的地理位置加上当前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徐州出现了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关、停、减产、倒闭的情况，其中部分中小型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弃企逃债”也引发了债权人、工人的群体性信访事件，这些都属于涉诉信访的范围。
“审判工作在法定程序内是有规律进行的，而涉诉信访问题，因为没有任何规律规则可循，很多纠纷源头并不在法律本身，牵涉的面太大，使这项工作成为各项工作中最大难点。”具体分管信访工作的徐州中院院长助理乔英武向记者列举了几个数字：84%的信访案件未经省高院复查程序直接到最高院越级申诉；案件尚在一审二审正常审理中，当事人就进京信访的占11.7%；而法院裁判错误而予以“纠正”的法律判决仅占5%左右。
“尚在正常审理中的案件，就出现赴省进京的非正常信访，至少暴露了当事人企图通过信访给法院"施压"的目的，不仅干扰了法院正常的审判工作，而且可能引起另一方当事人尊重司法裁决理念的反弹，这种现象已经偏离了正常诉求的轨道，应该及时受到关注，用"诉访分离"的方式区别接待处理。”乔英武说。
很多老信访户们，则利用信访通报制度，与地方政府展开了“博弈”。据统计，仅在徐州，利用“涉诉进京信访登记通报制度”而重复进京登记的就占36%，其中一人登记的次数甚至达到17次。
徐州市鼓楼区法院立案庭庭长罗育忆对记者说，一些原本确实不属于法院立案范围的，当事人通过获得法院的不予立案裁定书而去申诉信访。在历史问题、涉及拆迁、征地、劳动争议以及医患纠纷等方面，越来越多地出现了“无理”信访的情况。
“"无理"信访甚至鼓动串联信访的现象增多，法院已经不堪重负。”罗育忆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小伙子喝喜酒，因为贪杯，加上身体本身就有问题，“喝死”了。事情闹到了法院，请他喝酒的人，从道义层面补给了他家人1.3万元，本来不存在什么纠纷了。后来这家人听说“信访有用”，能多搞点补偿金，就开始信访。地方政府迫于压力，通过民政救助，又给了他们1万元。不久，他们再次信访，要求解决家人低保问题，还要求法院帮助他家孩子进名校读书，每月还要给生活费，要价比烈士子女的标准还要高。
“为了"缠上"法院，一些人动足了脑筋。”泉山区法院立案庭庭长崔钟晨对记者说，一个70多岁的农民，以前也是为了经济利益而外迁了户口，现在为了取得养老金、医疗补助费以及定期生活补助费等村民待遇，在咨询法律人士得知法院不可能立案处理后，就以欠款纠纷为由，欺骗法院立案受理了案件，把居委会告了。开庭时，他却突然变更诉讼请求，被法院判决驳回起诉。他多次找政府，提出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就开始不停地申诉信访。江苏高院甚至为了这个案件指定连云港中院再审，他还是继续信访，还公开承认说“的确和法院无关”，“但不"缠上"法院，谁会重视我呢？”
“上诉”不如“信访”的论调在悄悄“膨胀”，而通过合法途径、合法程序主张权利的概念，正在被“颠覆”
谭晓兵用“形形色色”形容来法院信访的人。“接待信访成为了法院的"窗口"，老百姓想来找"清官"，我们的工作压力就很重。”谭晓兵告诉记者，在很多涉法涉诉信访中，法律问题并不是主要的，首先是给信访者“灭火”、“消气”。
一个农村妇女和婆婆打起了遗产官司，法院没有支持她的诉求，她听人说可以信访，就来了。一到法院她就在地上打滚儿，还张口就骂人，说法官拿了好处了。后来，接访法官耐心向她解释，她丈夫的遗产婆婆也有份儿，她这才停止了吵闹。
“无论对方有理没理，先要耐心听他们说，再依法引导。”谭晓兵总结出这么一条经验。
同为徐州中院接访的法官陈玉浩，每天上班前必须做的一件事是“调整一下情绪”。陈玉浩对记者说：“如果流露出一点点不耐烦，或推诿、拒绝了信访者的要求，哪怕他们没有道理，我们也很容易受到指责。”
与手持法槌的同事相比，陈玉浩说自己少了许多法官的“威严”，但这个岗位成了法院“案结事了”的最后防线。
因为坚称丈夫1992年曾以个人名义偿还过银行贷款，而法院在判决中始终未予认定，冯彩云多次到徐州市接访中心和江苏高院信访。案件的难点是对方当事人断然否认，冯彩云自己又没有直接证据。
“接访后，我们想仔细查查银行账目，彻底了解真相。”陈玉浩说，但当年银行还是手工办理业务，时隔久远，只能到银行的库房中去一笔一笔翻看。在银行的配合下，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当着冯彩云和她儿子的面，把当年及上下年度逐月逐日的业务单据全都查阅了一遍，确实没有这笔还款记录，这才让她彻底卸下了沉重的心理负担，表态说从此再不信访。而在场的工作人员，却累得趴在了桌子上。
透过信访，政府可以及时发现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和差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另一方面，就维护社会公正与遏制贪污腐败而言，信访又可以说是一个“警报器”。然而，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信访工作，在地方，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
据记者了解，为了压降进京赴省信访案件的数量，甚至达到“零信访”的目的，全国不少地方已经把信访量作为了对部门、对干部考核的一项重要依据。
一位在信访部门多年担任领导职务的干部坦诚地说，对于“无理”信访的现象，特别是闹得“凶”的人，有时也不得不为了“息事宁人”，迁就他们的要求，用“违法的办法”处理“违法的信访”。几乎没有有效地制裁依据和办法。
记者了解到，为了“堵截”这些“无理”信访户的非正常信访，无论是法院还是地方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2006年10月1日起，《江苏省信访条例》开始施行。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信访并不需要“法律条件”，“上诉”不如“信访”的论调在悄悄“膨胀”，而通过合法的途径、合法的程序主张权利的概念，正在被“颠覆”。徐州中院审监庭庭长王牧说，信访问题应该及早回归“理性”的轨道。
没有各级领导部门的指挥调度，单靠法院本身的力量，是难以处理好重点涉诉信访案件的
为了不让矛盾“上交”，在当地能够让当事人息诉息访，徐州中院已经将涉诉信访列为审判工作的重中之重，“下决心”、“下力气”遏制信访上升的势头。
李后龙说，徐州市法院不仅在近年来继续强化了审判管理工作，严把公正关，还通过开展“诉调对接”、普遍设立“人民调解窗口”，构建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从源头上减少涉诉信访量。
徐州中院要求，各法院在处理涉诉信访案件时，要充分做好“判后答疑”、“同步释法”以及“疑案复查”工作，把好司法关，不把矛盾上交。同时也要逐步建立比较成熟的涉诉信访长效机制，在信访处理的各个环节上，把好程序关。
李后龙坦陈，没有各级领导部门的指挥调度，单靠法院本身的力量，是难以处理好重点涉诉信访案件的。
据介绍，为了完善信访保障制度，徐州市有关部门专门下发文件，将信访救助专项资金纳入了财政预算，为顺利解决涉法涉诉信访问题提供了资金保障。徐州市各基层法院司法救济基金的管理、使用规定，设立了不低于50万元的司法救助基金。
乔英武说，徐州市很多重点信访案件，都采取了“领导包案”方式处理，使徐州去年的涉诉进京信访数下降了近两成。
记者手记
采访中，记者感到，社会转型时期随着利益的不断分化，社会矛盾突显，即使涉诉信访量增加一些，也是各种复杂因素造成的。对待信访问题，应该多一点理性的视角，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处理，既不要把涉诉信访都看成是“惹是生非”、给地方“抹黑”，或者“闻”进京信访而“草木皆兵”，也不应该堵塞正常的言路渠道，对老百姓正当的诉求不闻不问。
对于确因生活困难的刑事被害人和涉诉案件当事人，应当探索建立一整套社会救助机制，涉访单位、慈善组织等，也应把这些老信访户们纳入扶贫帮困的范围。
如果单一地把这个群体的信访诉求，以“涉诉”为由自上而下地“压”到法院处理，似乎并不能摆脱“问题在政府———处理到法院———信访到政府”的怪圈。
怎么样才能使当前热度不减的涉诉信访现象，真正回归到理性的状态，是值得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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