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女性的“光明使者”

　　一名说话轻声细语、爱穿棉布纱丽的印度女子37年前发起成立一家集实业、银行、工会等多重职能于一体的工会组织，帮助贫民窟里那些享受不到社会福利和法律保障的劳动妇女改变命运。

　　埃拉巴特因此获称印度女性的“光明使者”。

　　追求“经济自由”

　　古吉拉特邦文化和商业中心艾哈迈达巴德市纺织业发达，有“东方曼彻斯特”之称。这个人口稠密的城市曾是印度民权运动和工会组织活跃的舞台。几十年来，巴特正是在这里为底层劳动者、尤其是女性劳动者争取各项权利和保障。

　　她1972年发起成立一个名为“自营职业妇女协会”的工会组织，希望帮助底层劳动妇女提高劳动技能、争取更高收入以及享受医疗、生育、住房等福利。与其他工会组织不同，巴特所创办的这家组织集实业、银行、工会等多重职能于一身，结合本国国情为那些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的劳动妇女带去“光明”。

　　成立以来，自营职业妇女协会为不少先前从未享受过社会福利的女性设立退休金账户和医疗保险账户，为想在贫民窟开办美容院的女性提供创业贷款，为民间手艺人牵线搭桥、寻找城市里愿意采购手工艺品的百货商店，为社会底层女性提供职业培训、令她们成为当地加油站员工。

　　巴特对印度一些市场化改革持批评态度，但她希望本国最底层劳动者能够享受到日益发展、日益全球化的经济所带来的好处。她所创办的大约100家女性合作社职能涵盖各领域，例如为劳动妇女提供儿童保育服务、向食品加工企业销售芝麻等。

　　这些合作社的核心理念是帮助女性实现自给自足。按照巴特的说法，即“追求经济自由”。

　　自营职业妇女协会成员遍布印度各地，仅古吉拉特邦便有50万人。这一组织旗下有两家专营服装缝制和刺绣的盈利企业，产品由一家高级百货连锁店负责经销。

　　超过10万名女性加入自营职业妇女协会所设医疗保险和人身保险计划。大约35万人在这一组织旗下银行存款，更有不少创业者从这家银行获取100美元至1100美元不等的小额贷款。银行经理贾伊什里维亚斯告诉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尽管贷款利率高达15％，但“我们的流动性不成问题。女人善于存钱”。

　　同情地下经济

　　巴特的帮助对象主要是从业于非正式经济的劳动女性，例如腌菜生产者、洋葱贩、刺绣工、铁匠等。非正式经济又称“地下经济”，即未经合法注册或国家默认但不给予法律保护的经济。

　　这些人收入不固定，不受劳动法律、法规保护，享受不到国家赋予普通劳动者的节假日休假、病假、医疗保险等福利，想要贷款维持小本经营也是难如登天。对他们而言，不幸往往只有一步之遥。一次车祸、一场干旱，就有可能令她们倾家荡产，衣食无着落。

　　“不管是在工厂、家里还是在路边工作，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为什么会存在差别？”巴特说。

　　印度政府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在非正式经济领域就业的劳动者比例稳步增长，现阶段已超过劳动者总数的90％。其中，将近四分之三的人日均生活费不足20美分，且无缘各类社会保障。

　　巴特创办的自营职业妇女协会无疑为解决非正式经济劳动者的福利保障问题作出有益探索，为今后无论是政府还是工会组织在这方面行动提供借鉴。

　　不过，巴特的种种创新之举也招致一些人怀疑和反对。例如，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纳伦德拉莫迪3年前指责巴特旗下机构在管理一个地震难民复健项目过程中存在财务不规范等问题。巴特否认相关指控，认为对方意在打击，随后撤出这一项目。

　　梦想成就命运

　　15年前，纳姆拉塔拉哈里从自营职业妇女协会贷款250美元，将自家的一居室住宅改造成一家美容院。生意刚开张时，附近街区的女性还对美容感到陌生，前来光顾者大多只想修剪头发。

　　后来，女客户们逐渐尝试修眉、用蜡褪除手臂汗毛和面膜等服务。这家美容院越办越红火，婚庆时节更是人头攒动。拉哈里在附近街道增设一家新店，以9岁小女儿的名字给它取名“斯理斯提美容院”。

　　拉哈里用自己的劳动所得给家里安装抽水马桶，购置洗衣机，又在原来一居室基础上加盖一层阁楼。她指着客厅里一台电脑，微笑着告诉《国际先驱论坛报》记者：“这台电脑也是用美容院挣来的钱所购买。”

　　“过去，我觉得人生一片空白。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拉哈里说，“现在我挣了钱，我的孩子们也能上学。”

　　只有初中程度文化的她报名参加了一项英语培训课程。她说，自己梦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与拉哈里一样，生活在贫民窟的奈娜乔汉因自营职业妇女协会施以援手而改变命运。

　　每天清晨，她所在贫民窟总是热闹非凡。街头汇集着各色人等，例如拆装旧电视机的、往沙发里填充材料的、推着手推车收集旧手提箱的、驱赶几头驴子运送残砖剩瓦的。乔汉则骑着自己那辆电动黄包车高高兴兴地去位于城市另一端的加油站上班。

　　她的母亲希拉现年65岁，一辈子以运煤、打扫医院、挨家挨户收集旧报纸为生。乔汉说，自己决意避免重复母亲的命运。

　　对生活在贫民窟的女性而言，加油站员工职位简直“高不可攀”，而乔汉却在巴特帮助下实现了这个梦想。乔汉说，她的收入是母亲收集旧报纸所得的3倍，甚至堪比丈夫在医院打扫卫生的薪酬。

　　利用从自营职业妇女协会所得贷款，她还清了欠亲戚的债务。如今，她加入这一组织所设退休金计划，每个月往自己的退休金账户缴存大约1美元。新婚不久的乔汉打算近期搬到婆家去住。她说，希望丈夫能允许她掌管自己挣来的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也好。

　　简单生活丰富

　　巴特从小家境富裕，父亲是一名优秀的法律从业者，母亲热心女权运动。或许是受家庭环境影响，巴特走上了一条不同于她那个时代大多数女性的道路。

　　她1940年至1948年就读于苏拉特市一家女子中学，1952年获当地ＭＴＢ学院文学学士学位。接着，她入读位于艾哈迈达巴德市的ＬＡ沙阿爵士法学院，从此与法律结下不解之缘。

　　毕业后，她在孟买一家女子大学当过英语教师，1955年担任纺织工人协会律师，1968年受命领导这一组织负责女性劳动者事宜的部门。她随后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亚非工人与合作学院进修，回国后着手组建自营职业妇女协会。她早年成就包括为女性搬运工争得更高报酬、为女性摊贩争得在街头售卖水果和蔬菜而不受警察驱赶的权利等。

　　巴特现年76岁，个子不高，爱穿一身手工制作的棉布纱丽，说话总是轻声细语。她生活简单而朴素，被誉为印度新时代的“甘地实用主义者”。

　　巴特所居住的双卧室平房面积不大，除了客厅中央悬挂着一件白色装饰物外，几乎没有别的饰品。书桌前没有椅子，需要看书、写字时就以床为椅。卧室墙上有一幅风景涂鸦，出自她孙子之手。

　　印度管理学院教授阿尼尔古普塔十多年来一直关注巴特的活动，有时候还会提出批评意见。谈起巴特，古普塔说：“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她的简朴作风。她的个人生活没有一丝一毫伪善。”

　　：自由是什么？

　　据巴特回忆，鱼贩、棉被制作者等自营职业妇女协会银行早期客户有时会把存折寄放于银行保险柜，以防丈夫发觉她们有自己的积蓄。

　　不久前，巴特问自营职业妇女协会成员，自由对她们而言意味着什么。有人说，自由是走出家门的能力；有人说，自由是给浴室安装一道门；有人说，自由是有自己的存款，有自己的手机，或“每天都有新衣服”。

　　其中，巴特最喜欢的一个回答是：自由是“能够直视警察的眼睛”。（杨舒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