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华代表、王明雯代表、崔富华代表（从左至右）在会场交流议案

　　人大代表王明雯：个案推动中国法治

　　背景资料：

　　个案影响中国

　　2002年，陕北夫妻看黄碟案，告诉人们一个法治社会的共同真理：“法律没有授权的，执法机关就不可以做。” 2003年，孙志刚案，最终导致收容审查制度终结，并使“公民的人身自由不能不经审判就被剥夺”的观念深入人心。 2004年，湖南嘉禾拆迁事件，引起社会对私产保护的广泛思考，随后，私产保护被写入宪法。

　　在对这一系列可以载入中国法制史的个案进行研究的时候，人们发现：在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个案的作用日益彰显出来，它们已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的意义。

　　她，是一个亮丽的彝族女子，也是一个学有所成的法学教授，还是一名积极参政议政的全国人大代表，在刚刚闭幕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王明雯的议案、建议以及精彩发言，成了很多媒体追逐的焦点。全国人大常委侯义斌、邹萍，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著名法学家梁慧星等都给王明雯提交的议案予以了大力支持。

　　王明雯在本次大会期间，提交的议案、代表建议等，总计近4万字，每一份议案、建议背后都有一些耐人寻味的个案。

　　作者：薛培

　　一、“人命关天”的议案：药害责任追究与救济

　　个案：

　　“赔多少钱也救不了我儿子，判他们死刑也不解我的心头恨！”因为遭受上海华联制药厂甲氨蝶呤假药侵害，瘫痪在床的军校毕业生王飞的父亲——王宪国，在北京对记者咬牙切齿地说。尽管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已经公告，上海华联制药厂在生产注射用甲氨蝶呤时，导致多个批次的药品被污染，致使很多患者神经系统受到不同程度损伤，属于重大药品生产质量责任事故。但药厂和医院在法庭上都辩解说，自己不需要对王飞的人身损害承担责任。

　　几年前，德国一家公司生产的降血脂药物“拜斯停”致全球众多使用者发生药品不良反应。事件发生后，美国、德国的受害人都依据本国的药害救济法获得了高额赔偿。我国的很多受害者却因为“拜斯停”是经药监部门检验后批准进口的，未获得赔偿。

　　代表议案：

　　“中国患者不能成为药害事件中的‘冤大头’。”王明雯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气愤地说，我国现行的药害侵权民事救济制度存在的明显不足，在这两起案件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法律的缺失，直接影响了我国受害人获得公平合理救济的途径和机会。”

　　经过大量调研，在咨询国家药监局和肖泽晟、宋华琳等法律专家后，王明雯作为领衔人，和其他46位代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同提交了一份《关于制定药害责任追究与救济法的议案》，长达一万两千字，还附有7章29条的法律草案建议稿。　“药害是指因正当使用合法企业生产或经销的药品产生不良反应，导致死亡、残疾、严重疾病或其他人身损害的事故。”这是王明雯给“药害”下的定义。目前，由于没有专门的药害侵权救济法，我国受害患者只能依据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侵权的规定寻求救济。但产品质量法只对因产品缺陷而导致的人身伤害有相应的处理规定，对药品不良反应是否属产品缺陷难以界定。

　　“这种无视药品特殊性的做法，已经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弊病。”王明雯说。她建议，对药害责任者要加大惩罚性赔偿力度，可参考全国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的食品安全法中的“损一赔十”规定，允许受害人至少适用同样的赔偿标准，并且在法院诉讼费收取时要向受害人予以倾斜，对惩罚性赔偿部分不收诉讼费，确保受害人打得起官司。

　　发生药害后，制药企业会不会像三鹿毒牛奶事件一样破产？“可通过建立有效的风险分散机制解决这一问题。”王明雯说。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估计，我国每年因为药害死亡人数不下20万人，除了企业的责任，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是否存在监管不力？因此，王明雯把立法的另一个重点指向了问责政府。

　　二、“迫在眉睫”的议案：离奇案件需要法律跟进

　　个案：

　　没有立案，没有开庭，伪造宣判笔录，伪造送答回证……甚至让“原告”冒充法官执法！辽宁省沈阳市某区人民法院两名法官制作出一份“生效判决”，让“原告”陈某轻而易举地以“合法手段”获取“被告”李某的房产达一年半之久。

　　法院认定为错案后，撤销了错误判决。2006年2月，刘、鲁二人被逮捕。尽管沈阳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刘、鲁二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并提交了起诉意见书，但是在2006年底，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批复，认为现有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刘、鲁二人构成犯罪，二人被取保候审。

　　“两会”期间，沈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给王明雯打来电话告知：这起离奇的案件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结论，经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委会讨论，市检察院决定对法官刘某、鲁某以枉法裁判罪提起公诉，将“陈某”涉嫌诉讼诈骗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代表议案：

　　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但当上、下级检察机关对案件有不同意见时，具体办案的下级检察机关是应该“坚持己见”，继续独立行使检察权，还是必须服从上级？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45条的规定，被害人如果不服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但这是否又侵犯了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起诉权？这起离奇案件引发的一系列法律冲突，令很多法律专家也是互有争议。

　　2009年1月，全国“两会”前夕，王明雯在北京与朱维究、洪道德、丁幕英、张泗汉、张千帆、孙世光等多位法学名家探讨后认为，刑事诉讼法第145条赋予了被害人在对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不服后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权利，这就使公诉案件转为自诉案件。但如果出现检察院内部久拖不决，始终不作出不起诉决定，被害人就没法提起自诉，这又使得被害人的自诉权形同虚设。

　　把公诉案件轻易转化为自诉案件，容易让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的确定力引发争议，影响检察机关的威信。因此，王明雯等43名代表联名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五条的议案》，建议对刑事诉讼法第145条予以修改：凡对有被害人的案件拟决定不起诉的，应该事先尊重被害人的意见，只要被害人坚持追究，就应该提起公诉，这样远比事后让被害人自己去法院自诉更有实际价值。而且，对酌定不起诉案件而言，以被害人事先监督的方式，来决定检察机关是否应该提起公诉，可以有效阻断有可能存在的上级检察机关不正当干预下级检察机关的情形，或者化解上、下级检察机关对同一案件的意见分歧和僵持，切实维护法律尊严和被害人权益。

　　王明雯说，引发她和其他法学专家对刑事诉讼程序进行思考的这个案件，还存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现在，沈阳市检察机关已决定对涉案法官以枉法裁判罪提起公诉，但如果说只是让合谋、串通的法官承担刑事责任，却不一定能让犯罪的始作俑者、诉讼诈骗的实施者受到法律制裁，这无疑是对法律的嘲讽。

　　据专家估计，全国每年发生的诉讼诈骗案件不下千件，且有高发趋势。诉讼诈骗涉案金额则动辄数万、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千万。诉讼诈骗还在极大程度上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法院、法官的威信，其社会危害性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的诈骗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诉讼诈骗一直无法定罪量刑。对此，王明雯等47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增加“诉讼诈骗罪”的议案》，以打击和制裁诉讼诈骗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