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
点评
会诊金融
把脉经济
若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去年11月中旬的峰会比作一次会诊，4月初峰会可视为再次会诊。
首次会诊时，全球金融呈现危机，美国经济依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定义尚未正式确认陷入衰退境地。
那次会诊后不久，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就于去年12月初认定，美国经济截至当时步入衰退已持续一整年。
再次会诊时，自美国前年秋季爆发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从金融局部到金融全局，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病灶持续蔓延。
这是一场病，始发于美国金融，感染全球经济。
这是一场病，关乎当前经济和民生，关乎长远和平与发展。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次聚会在政治层面上确立合作意愿，决意阻断病症扩散、遏止病情加重；再次聚会则在经济层面探讨合作方案，着意调动免疫、清除毒素、恢复健康。
二十国集团各个成员国理念不同、境遇有别、诉求各异，所开处方也就不一样，但不会成为达成基本共识的阻碍。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再次会诊，从治理金融入手，似西医直接针对症状；而众人集体把脉，部分以调整经济秩序为目的，似中医涉及机理调养。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负有现实任务，更应负有未来使命：既然金融之于经济运行堪比血液之于人体健康，尽可能净化金融意味着重塑全球民众信心、推进全球经济重返增长轨道。
如何化解危机、结束衰退是阶段性课题，而如何均衡和协调各国持续发展是长远课题。
徐勇（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排毒”药方
对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而言，二十国集团峰会是他的经济团队在全球舞台上首次“亮相”，他的主张、方案和举措能否获得与会者认同关乎是否能够为结束全球金融危机和美国经济衰退赢得国际支持。
美国政府财政部3月23日公布处置银行“有毒资产”办法细则，赶在二十国集团（Ｇ20）领导人4月2日伦敦会议前为美国经济开出药方。
“有毒资产”拖累银行资金的流动性，是消除金融危机的中心难题。信贷犹如经济血液，流动性丧失导致经济肌体染病：企业倒闭、工人失业。要让经济康复，需要恢复信贷流通。
然而，以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一批经济学家认为，美国财政部开出的药方只能“续命”，要想“治病”，无论是美国、还是二十国集团，都有必要下“猛药”。
药方为引资
美国政府的药方是政府与私人投资者联手，出资5000亿至1万亿美元，购买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有毒资产”。为吸引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等潜在投资方参与，美国政府愿意以直接出资、贷款等渠道向投资方提供资金支持，额度可达待售资产价格一半甚至90％以上。
在这以前，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试图说服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掀起新一轮经济刺激浪潮。然而，在3月中旬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盖特纳在例行公事的握手合影之后得到忠告：先回去理顺美国金融烂摊，再来讨价还价。
美国方面承认盟友所说属实。
在持有“有毒资产”的银行与潜在投资方之间，利益诉求差别犹如鸿沟：银行当年花大价钱置下“有毒资产”，不愿贱卖；投资方如有意出手接管，当然是以盈利为目的。一旦双方僵持不下，“有毒资产”将烂在资产负债表上，不敢把从政府、央行等来源获得的资金投向信贷市场，势必影响实体经济，推高失业率。
药效起疑义
美国政府方案能否成功，关键在于私人投资方是否踊跃认购“有毒资产”。
依照美国政府官员的解释，引入私人投资方参与，并非政府“缺钱”，而是希望引入市场供求关系，继而为“有毒资产”准确定价。依据这一原则，财政部方案为潜在投资方开出优厚条件，高额资金支持即为其中之一。
这一观点引起争议。反对者认为，这无异直接巨额补贴私人投资方，对重建金融市场于事无补。
克鲁格曼认为，这种措施适用于如下状况：银行业危机由金融市场“自发性恐慌”心理所致，即人们从银行取钱并非出于担心银行投资失败，而是由于其他人也从银行取钱。他说，上述情况下，一旦政府挥舞“魔棒”购买银行待售资产、恢复银行偿付能力，即能结束挤兑，重振市场信心。
美国银行业时下危机显然并非缘自“自发性恐慌”，而是银行投资失败所致。克鲁格曼因而批评财政部相关政策无非希望“耍点金融花招，（试图）使时光倒流回2006年”。
实际操作中，银行方面未必愿意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出售“有毒资产”。如果政府若迫使它们出售，或许催发新一轮银行资产减记，进一步冻结信贷市场。
但是，这不意味着汇丰亏损上百亿美元。美国会计准则规定，汇丰只需按照一定标准记入这些资产的预计减值金额。依照这一标准，汇丰名下这些资产预计减值不过25亿美元。然而，如果汇丰被迫低价出售与房地产关联债券，必然造成更大金额的资产减记。
如此，银行资金不足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趋于恶化。为补贴购买“有毒资产”的投资方，美国政府难免背上巨额债务，却仍会面临向银行注资的新问题，财政部处置“有毒资产”的方案最终可能得不偿失。
美国政府大手笔“砸钱”，希望克服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带动经济复苏。但罗奇认为，这种“挥霍”政策不过是为实现复苏而制造更多“泡沫”，经济体系或许仍会崩塌。部分分析师认为，清理“有毒资产”能为美国经济获得喘息之机，有助于二十国集团理顺银行内部问题，避免全球经济持续衰退的灾难性后果。
药案可借鉴
美国处置“有毒资产”方案引起争议，引发“向瑞典学习”的呼声。
瑞典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金融危机时，政府收购主要问题银行全部股权，强制把“有毒资产”减记至市场价格。这一过程中蒸发的资产价值由问题银行股东和债券持有人承担，而非银行储户。股东权益一次结清。
为行使清理职能，瑞典政府成立一家临时机构，负责银行危机管理，模式类似于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
另一方面，问题银行被拆分成“好银行”和“坏银行”两部分。减记后的“有毒资产”转移给“坏银行”，而“好银行”则接受政府注资，恢复正常放贷。
“坏银行”其实不是银行，运作模式类似于私募基金。“坏银行”不需要太多资金或接受资本结构调整，因为它们的主要任务是隔离“有毒资产”与健康资产。
瑞典金融危机深重时，“坏银行”并未出售“有毒资产”。时隔数年，经济形势好转后，它们从容出手，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结果，连原瑞典北方银行设立的规模最大“坏银行”赛克拉姆(Securum)公司都实现小幅盈利。
一旦问题银行恢复元气，政府即出售银行股份，以回笼资金。美国爱达荷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安格尔萨诺认为，美国政府去年10月就应效仿瑞典。
美国政府不愿意借助“坏银行”整顿金融业。奥巴马先前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提及瑞典经验。他说：“哦，不可能。瑞典只有五、六家银行，美国有大约8000家。”
在奥巴马看来，学习瑞典经验意味对整个美国银行体系实施资本结构调整，即所谓“国有化”。美国媒体推测，假如仿效瑞典的做法，美国只有2家至15家银行需要政府临时接管，其他银行经营状况大致良好，只要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必要时按部就班予以处置即可。
除美国经济规模庞大、金融体系复杂外，奥巴马经济团队对“坏银行”计划望而却步另有原因，包括抗拒“国有化”以及“有毒资产”难以估价。
银行“国有化”成本过高是美国政府的另一顾虑。
美国量子基金公司创始人乔治·索罗斯认为，美国政府不愿意银行“国有化”与国内政治气候相关，美国国内反对银行“国有化”的呼声强烈。
假如处置“有毒资产”的方案失败，美国政府将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冒着得罪选民和国会的风险再次注资银行，要么将银行“国有化”。一旦出现上述情况，二十国集团协调行动、恢复经济增长将面临更多阻碍。
卜晓明（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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