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公益诉讼逐渐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借助这种诉讼，弱势群体可以通过相关社会团体的帮助来维护自身
的合法权益。公益诉讼适用于环境保护、健康、妇女权利、教育等多个领域，其中以环境公益诉讼最为引人关注。
现代公益诉讼最早起源于美国，那么美国的法院是如何审理公益诉讼案件的呢？
本报记者 郄建荣
2月底至3月初，本报记者受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环保局以及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以下简称NRDC)的邀请赴美采访。访问期间，通过NRDC中国环境法项目主任、高级律师王立德的帮助，记者有机会旁听了设在旧金山的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法庭审理的一起公益诉讼案件。此外，记者还采访了NRDC旧金山办公室公益诉讼团队的资深律师迈克尔·华尔，从而对公益诉讼在改善政府执法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有了较深的了解。
削减医保投入引发公益诉讼 记者一行本想旁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但不凑巧的是，访美期间没有碰上一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正在审理。于是记者旁听了一起因加州政府削减对弱势人群医保投入而引发的公益诉讼，能够听到这样一起案件的审理同样不虚此行。这起公益诉讼案件的主审法官是玛莎·伯尔松。她于2000年被时任总统克林顿任命为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法庭的法官，曾经审理过包括环境公益诉讼在内的多起公益诉讼案件。
去年，由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给美国政府财政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这个结论绝不是一种理论说法。在美期间，记者亲身感受到了因为没钱政府所面临的窘境。在2008年初，加利福尼亚州的经济就陷入了严重的衰退，这对于原本就日渐严重的加州政府财政赤字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当时预计2008到2009财政年度的赤字将超过160亿美元。为此，加州政府不得不采取缩短政府部门办公时间、降低一些福利机构工作人员薪水等办法来减少政府财政支出。
“今天，我要审理的这起案件就是由加州政府应对财政紧张的一项决定所引起的公益诉讼案件。”开庭前，伯尔松法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起公益诉讼案件的背景做了简单介绍。她说，由于财政紧张，加州政府做出决定，将政府对穷人、残疾人等弱势人群的医疗保险财政投入削减了10%。加州政府的这一决定遭到医疗服务提供者，包括医院、药店以及穷人、残疾人等的反对。
据伯尔松法官介绍，这是一个由多个原告共同提起诉讼的案件。这些原告中有的是为残疾人提供医疗服务的非营利医疗机构，有的是成员参加了政府医疗保险计划的老年人公民团体，有的是为卧床病人递送处方药的执业药剂师，有的是零售药店的合伙人，还有的是因为身体疾病或残疾而参加政府医疗保险计划的患者个人。这些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为弱势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之后，通常是通过政府给这些弱势人群所支付的医疗保险来获得医疗服务费用的。
在当前的经济情况下，加州政府财政预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加州政府做出削减对弱势人群10%医疗保险支出的决定也是迫不得已。但是，削减决定却遭到了医院、药店以及穷人、残疾人的强烈反对。这些医疗机构和药店本来就对于参加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计划的弱势患者收取相当低廉的医疗服务费用，而政府对这些医疗保险计划的投入削减10%后，就意味着他们能够收到的费用还要进一步减少，对于一些昂贵的药物来说，通过医疗保险支付的金额甚至还要低于药店购进药物的成本价格。这样一来，这一削减决定将直接影响到这些医院和药店的生存，从而导致他们无法继续为穷人、残疾人继续提供医疗服务。
因此，这些医疗机构、零售药店以及参加政府医疗保险计划的患者个人，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请求法院撤销加州政府的决定。考虑到政府财政困难的实际情况，这个案件引发了许多讨论，就连美国最高法院也不是没有担心。
在庭审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第九巡回法庭作为上诉法院，主要审查州政府作出削减10%的决定前是否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进行了必要的研究，以确定医疗机构按照削减后的保险费还能否继续为大众提供所需的医疗服务。虽然加州政府希望巡回法庭不要管这些案件，但是，法庭依然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公正的审理。
在开庭现场，记者看到，与中国法院开庭审理不同的是，原被告双方对面而座，只有当哪一方发言时，才走到中间，对着法官进行陈述；与中国法院相同的是，旁听的人士面对法官坐在法庭的最后面。
这一公益诉讼案件吸引了众多人的关注，旁听席上座无虚席。据介绍，福利医院的许多医护人员都来旁听。
在正式开始审理前，伯尔松法官特别向旁听者以及原被告双方介绍了来自中国的记者一行。虽然没有掌声，不能交流，但是，记者从旁边一位美国旁听者的脸上看到的是欢迎的笑脸。
在旁听过程中，一个细节令记者印象深刻，那就是无论是法官还是原被告双方，在他们各自的桌子上都有法院提供的水壶，在开庭期间，无论是法官还是原被告双方都可随时喝水。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法庭庄严、严肃的气氛。
公民诉讼改善政府执法 在美国，包括NRDC在内的一批民间环保组织在为弱势群体提供了大量的法律帮助的同时，也对政府环境执法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NRDC在美国拥有一支优秀的律师队伍，因此在公益诉讼方面他们也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认可。在NRDC旧金山办公室，记者采访了该办公室公益诉讼团队的资深律师迈克尔·华尔。
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华尔，在出任NRDC旧金山办公室公益律师之前，曾在美国司法部环境与自然资源处工作过，也曾在旧金山的私人律师事务所做过实习律师。到了NRDC后，华尔重点关注的是保护公众健康和环境的复杂诉讼。
华尔以及王立德告诉记者，在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很大一部分是以公民诉讼的形式存在，这种诉讼制度已经存在了近40年。他们说，美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开展40年来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国政府永远不可能拥有足够的执法资源，以在全国范围内监测到每一个污染源，而居住在污染源附近的公民却可以成为违法排污行为最经济、最有效的监控者。
因此，无论是华尔还是王立德都认为，公民诉讼对于美国执法状况所起到的改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起初也有人担心，公民诉讼的口子一开，会不会出现滥诉的问题，而法院最怕滥诉出现。”王立德说，事实上人们担心的滥诉问题非但没有出现，相反，公民诉讼已经成为联合公众与政府共同对抗环境违法行为的有效机制。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会慑于某些排污者政治上或经济上的影响力而缺少执法意愿的时候，公民诉讼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据王立德介绍，目前，公民诉讼已经成为美国政府环境执法的重要补充。而公民诉讼也被视为公民执法。王立德说，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公民执法在美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举了一个美国清洁水法的例子。1993年1月20日至1995年5月5日，基于清洁水法的公民诉讼已使300万美元的民事罚金上交到美国国库；1000万美元的罚金上交州政府，6100万美元作为量化的禁令救济用于解决环境危害。
伯尔松法官来过中国，与中国环境法学界专家、学者一起交流环境公益诉讼的经验，这一行程就是通过NRDC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得以实现。王立德说，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让中国的环境法学工作者了解到了美国的做法以及面临的困难，也让美国法官看到了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进程，使得他们也有机会向中国同行提出他们的建议。
对于中国如何借鉴美国公民诉讼的经验，王立德认为，中国专家对于环境公益诉讼的担心和美国专家在20世纪60年代的担心一样。他们无非是怕公民会提出很多琐碎的诉讼，甚至出现滥诉，会给法院带来过多的负担；会利用公益诉讼的权利谋取个人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保护公众的权益；环境公益诉讼会干涉政府执法等等。
“美国公民诉讼发展的40年证实，这些顾虑都在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处理，先前的担心在现实中并没有出现。”王立德说，中国在环境公益诉讼方面不妨胆子再大一些，应该看到，它可以成为政府执法的重要补充，也可以成为无辜污染受害者讨回环境权益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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