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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杂志记者/刘新宇 实习记者/李梦
从拉萨回到北京，一位新加坡记者回忆着那一次入藏之行——
宴席上，每名自治区政府高官身旁都有一名外国记者，他们与记者边吃边聊，谈在西藏工作与生活的经历……晚宴由自治区的二把手、党委副书记列确所设，外国记者当然抓紧时机，利用空档与他进行一对一采访……列确看着记者，拿出纸笔逐字逐句地记录着……
散席前，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尼玛次仁兴致很高，还亲自指挥歌队为客人献歌，与每一位外国记者都谈笑风生。
那一天正好是法国《费加罗报》一位记者的生日，他意外地收到主人送上的生日蛋糕，还有副书记献上的哈达……
在宴席上，省部级高官随机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而外出时，记者脱队采访的空间也很大，官员们坦然应对尖锐提问……
2月中旬，虽说天气还有些寒冷，但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联合邀请中外媒体进行的这次入藏采访，使世界看到了一个更加懂得说明自己的中国。
观察家们注意到，在此次入藏采访前，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人大表决通过了一项议案，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此后，2月24日，西藏民主改革50年大型展览在北京拉开帷幕；3月2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白皮书；3月8日，《西藏民主改革50年》三集文献纪录片开始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
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另一种说法 巴桑顿珠，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区政协副主席。这位肤色“如日晒般黝黑均匀”的汉子是农奴出身。
“两会”期间，与《环球》杂志谈及“农奴解放日”，巴桑顿珠首先举了一个例子：“过去，西藏的农奴们见了面都要问一句，"你的主人是谁？"这意味着所有的农奴都有主人，自己根本没有人身自由可言。”
“这个纪念日的设立，首先是对1959年以前的西藏旧社会制度的认识问题。”巴桑顿珠直言，这对于揭露达赖集团企图恢复那种黑暗制度的本质，很有必要；对于回应西方某些媒体所谓“西藏今不如昔”，同样很有必要。
西藏自治区人大表决通过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议案之后，巴桑顿珠一直在关注着国外的动向：“农奴”一词开始进入西方媒体，不少西方人第一次从西方自己的报道中隐约知道，关于达赖，还有自己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另一种说法。
“这个新纪念日，是用来向全世界提醒那些……在西藏持续了数百年的封建旧时光。”英国《泰晤士报》如是说。
“其实，世界需要了解西藏的过去，才会更了解西藏的今天，从比较中才能看到藏族普通百姓不可同日而语的处境变化。”全国政协委员、自治区副主席甲热·洛桑丹增告诉《环球》杂志，一位外国记者曾在采访中问他，“在西藏，藏族人当上领导干部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到底有没有权力？”甲热·洛桑丹增的回答是：“今天的西藏，政府领导和人大领导许多都是由藏族人来担任的。”
甲热·洛桑丹增指出，在达赖集团的蛊惑下，一些西方媒体对于今日的西藏或是轻描淡写，或是刻意歪曲，对那个落后残酷、没有人性的旧西藏更是有意回避，“因此，设立"农奴解放日"，包括邀请外国记者参观发展的西藏，举办大型展览……针对的都是这个问题。”
藏研中心的一次调研 北京，北四环东路熙熙攘攘，路的北边是风格鲜明的西藏大厦，另一边有一个低调的小院。这里是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08年底，中心科研处接到了一项调研任务。
此前一位党外人士曾向中共中央建议，藏区各界民众呼声很高，希望设立一个关于农奴解放的纪念日。该建议被批转至藏研中心进行调研论证。
“我们抓紧进行论证，专门开了讨论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总干事拉巴平措告诉《环球》杂志，“当时参加研讨的不仅有藏研中心的，还有其他一些学者。”
具体的调研任务有两个内容：设立这样一个纪念日是否有意义、选在哪一天比较合适。
拉巴平措介绍说，经过数番讨论，大家认为：1959年3月10日，西藏反动势力全面发动武装叛乱。自达赖叛逃以后，达赖集团每年都将其歪曲为所谓“抗暴起义纪念日”，并教唆进行干扰、分裂活动，近年来更是疯狂至极。“因此，设立农奴解放纪念日可以以正压邪。”
那么，纪念日设在哪一天呢？“我们确定了两个选择标准：要紧扣农奴解放这个中心，而且要有"时效性"，”此次论证参与者、藏研中心的王小彬博士说，“于是，大家更倾向于3月28日，它更具象征意义，针对性更强。”因为，1959年的这一天，周恩来总理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使百万农奴真正翻身获得了解放，有了做人的尊严。
藏研中心的论证结束后，紧接着，西藏自治区开始讨论。
“当时我们这边也有一些热烈讨论，说民主改革50年后，西藏现在有280万人民过上了好日子，为什么纪念的对象仅仅限于"百万"？”自治区副主席甲热·洛桑丹增对《环球》杂志说，最后中央确定，因为1959年的时候农奴的人数是100万，所以命名为“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记住这个日子，就不会忘记达赖喇嘛统治时期那个政教合一的黑暗社会。
达赖集团的策略变化 1959年3月31日,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分裂势力鼓动下越过边境，随后便在印度提斯普尔让人代读和散发了一份《达赖喇嘛声明》，公开声言要搞“西藏独立”。
出逃后的达赖一直进行叛国活动，除了在印度成立“西藏流亡政府”，颁布所谓“宪法”，还重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组建了“印藏特种边境部队”，对中印边境进行长达十年之久的军事袭扰。在1999年出版的《冷战孤儿》一书中，美国中情局前官员约翰·肯尼思·克纳斯披露，当时达赖集团甚至企图对西藏地区采用“游击战”。
1963年，有关机构进行了一次调研：由于四年来达赖在叛国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国外继续煽动叛乱，如不在群众中予以揭露，则反革命分子、反动农奴主分子势必还要利用达赖的影响，进行破坏活动。调研报告建议，对达赖的叛国罪行，应加以揭露。6月14日，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12月17日，国务院第151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达赖职务的决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下达赖集团再度活跃，不过其策略发生了变化。据披露，达赖有一个法律顾问，荷兰人，名为范·普拉赫，他给达赖出主意：达赖与中国相比力量太小了，如果能以弱者的面目出现，而不是强硬地唱高调，就更容易求得西方的同情。
1987年9月21日，达赖在美国发表了所谓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1988年6月15日，又在法国补充了所谓的“七点新建议”，由此，标榜不谋求独立的所谓“中间道路”正式成型。
“其实所谓的"中间道路"仅仅是达赖集团的第一步。”巴桑顿珠告诉《环球》杂志，在一些场合，达赖集团的伪人民会议议长桑东明确说过，先实现所谓的“大藏区”“高度自治”，然后再谋求“西藏独立”。
就在“五点计划”发表6天之后，拉萨街头发生了1959年以来第一次公开的民族分裂活动。1989年3月，拉萨再次出现严重骚乱，中央果断采取措施。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达赖喇嘛又误判形势，遂绝口不提“中间道路”。不仅声称不与“不稳定的中国政府”接触，而且还在巴黎预言，“三年内一定要把西藏搞成独立国家。”
然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局持续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于是，1993年后，达赖又开始转换了调门，重新提出要与中央政府接触，并不断在国际上窜访，乞求国际反华势力向中国施压。
达赖喇嘛接触商谈的动机 2008年“3·14”事件之后，7月和10月，达赖喇嘛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两次来京，他是经过中央政府允许，来进行接触商谈的。
“这期间我们也在藏研中心见了面，开了两次座谈会。”拉巴平措告诉《环球》，对方想多了解一些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应地，我们着重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形成和实施情况，做了很有深度的介绍。“他不得不承认我们在这些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达赖叛逃之后，中央与其代表的接触，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中共中央党校胡岩教授说，“当时谈到了达赖喇嘛落叶归根的问题。”
1979年初，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来到北京，较集中地谈到了有关达赖等人回国的问题。3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并特别指明两点：一、1959年西藏的叛乱是不好的；二、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回国只能作为内部问题来谈，不能作为国家与国家的对话，这是根本问题。嘉乐顿珠曾表示，他是作为一个可靠的联络员，回国内听取中央意见的。
“中美建交后，达赖集团在国际上的政治处境越来越困难，因此也想回来试探一下。”王小彬说，但后来达赖方面的接触动机发生了变化。
1982年4月，达赖的姐夫彭措扎西来京，表达了达赖喇嘛所谓的“新想法”，提出要建立统一的“大藏族自治区”。1987年初，他又代表达赖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三种设想：“清朝模式”(派“驻藏大臣”)；“苏联模式”(建立联邦制)；“大藏族行政区”。对此，中央的回答是：希望达赖喇嘛从实际出发，不要抱任何幻想，搞“西藏独立”是没有前途的。
2002年~2007年，达赖的私人代表又先后6次回国与中央接谈。每一次，中央都对达赖方面的分裂主义言行及所谓“中间道路”的“藏独”本质进行了揭露，同时要求达赖方面必须真正约束境外“藏独”分子，停止分裂活动。
2008年春，达赖集团的分裂主义活动达到猖狂程度。“3·14”之后，达赖集团一方面对中央高调攻击、污蔑，一方面又多次请求进行接触。
在拉巴平措看来，这既表明“藏独”想在国际上炒热“西藏问题”，借助西方势力来施压，也反映了达赖分裂集团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寄希望于在达赖有生之年能从与中央政府的商谈中取得一点突破。“甲日·洛迪2008年一年之内来北京三次，很能说明达赖集团的焦急心态。”
据介绍，在北京，甲日·洛迪说达赖对拉萨“3·14”打砸抢烧事件没有任何责任，这种狡辩被中央代表用事实揭穿：达赖在“3·14”事件发生后立即发表了声明，公开表示无论藏人在何时做何事他都不会要求他们停下来。甲日·洛迪说达赖没有破坏奥运会，但2007年12月30日，达赖在接受德国《西塞罗》杂志采访时就说，“北京奥运会是一个良好的契机，重新让人们关注西藏问题”。在发生“藏独”分子干扰奥运火炬海外传递的事件后，达赖还公开说“尊重这些人对奥运圣火传递的抗议行为，这完全是个人的自由”。
达赖喇嘛2008年的几次造谣也被一一揭穿：3月29日达赖在印度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军人“假扮喇嘛”以造成藏人煽动骚乱的印象。针对达赖所指的照片，武警西藏总队政治部副主任高旭波查阅资料表明，这是总队下属的二支队官兵2001年9月20日或21日，受邀参加天津电影制片厂和香港浩瀚电影娱乐有限公司联合拍摄《天脉传奇》电影时，充当群众演员前发道具的场景。当人们把这个谎言戳穿之后，达赖却又不吭声了。
4月6日，达赖接受香港《亚洲周刊》采访时说，被烧的汉人商店有的是从事卖淫活动的场所、有些是有妓女的场所。中央代表质问甲日·洛迪：哪一个是卖淫场所，哪一个被烧死的是妓女？把人烧死了还说死者是妓女，这是什么心态？甲日·洛迪为之语塞。
在与达赖代表商谈中，中央代表明确表示：中央的要求就是“三个停止”：停止一切分裂活动、停止打砸抢烧行为、停止破坏奥运会的行为。在后来的商谈中，“三个停止”被具化为“四个不支持”——不支持干扰、破坏北京奥运会的活动，不支持策划、煽动暴力犯罪活动，不支持并切实约束“藏青会”的暴力恐怖活动，不支持一切谋求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主张和活动。中央代表强调，接受“四个不支持”是决定今后能否继续接谈下去的前提条件。 (来源：《环球》杂志)
(责任编辑：杨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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