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财政和资源分配公平合理才是重点

　　就业困局破解：制度变革是前提，关键转变是保障。

　　观众：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是对李教授的观点持否定的态度。我认为李教授刚才说越贫瘠的地方人口越少。可是根据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城市可以生一个孩子，农村可以生两个，贫瘠的地方可以生三个。在山东经济不太发达的临沂还有一千多万人口。稍微好一点的烟台有七百多万人口，青岛有六百多万人口，省会济南只有五百多万人口。所以是一个社会保障的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北京有一个大学生村官的政策，在农村工作两年就可以拥有城市户口。这没有办法在其他的城市普及。导致了二三级城市的郊区和农村吸引不到大学生人才无法更好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危机，大学生失业人群不断加大，大学生市场供过于求，我想问一下几位教授，有什么方法和措施可以使大学生更加的趋近于这些城市和农村？既能够促进郊区和农村的发展，又可以缓解大学生就业的现状？

　　李开发：你这个问题提得很棘手，但是我还是愿意回答。第一，从经济发展的规律而言，人口和所在地区生存能力是有关的，跟他能够创造的价值有关的。当一个地区比较富裕、比较发达的时候，一定吸引的人口比较多。所以实际上人口的自然流向最终按照城市发展的规律，一个国家的GDP如果分配到每个城市，你占的GDP有那么大。你可以容纳跟GDP成比例的人来居住。

　　王太元：应该更准确的用地理人口学的说法，人口密度，上海多大一个地盘，上海多少人？国家前几十年老搞错了，他想实现人口的地理平均。我们有一个著名的上海教授，有一个县把分成东南部分，我们六十年为了想实现均衡，根本上是错的。人口按照他可能占有资源的比例均衡，他可能享有投资的比例，他可能享有的社会福利的比例来均衡的。西藏人口稀少，我们把人迁到西藏去行不行？我们建国几十年来往西北分配的大学生很多，现在不到20%留在西北。所以，李老师说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的大多数计划经济的政策在调度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的时候，出了这样的悖论，这样的悖论很多。有个人写了中国计划生育国策的悖论，说计划生育怎么好呢？应该是晚婚晚育好。但是你要晚婚晚育，三十岁没有结婚，房子分不成。你四十岁没有孩子，两个人只能分一居室，如果二十岁结婚，到二十六岁生三个，你处罚我的同时，你要给我分三室一厅。

　　但是有一个难题，你不得不考虑农民所在的生活环境。一个农民在农村非常艰难的生活。如果你不让他多生点孩子，怎么提高他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很多人站在城市人的角度，我们的很多政策，其实他不了解。很多人问，为什么还要坚持只生一个的政策？我坚定的告诉你，如果我能控制，所有进入城市的人，你必须坚持三十年以后再说。因为还有那么多留在农村的人。

　　反过来，我们各种改革使他尽管生在农村，不一定继续在农村尴尬的生活下去，他可以进城。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如果我们一个措施、一个政策看清楚了今后发展的大趋势，就应该像李老师说的那样走。从这一点讲，我非常理解我们为什么觉得好像遥遥无期一样。好像改革绝对没有希望一样。

　　大学生村官问题。还有一个成都的人大代表提出来，要让所有农村来的大学生保留在农村自留地，不要先交上去，他四年以后可以回到家乡创业。我写了几百字，一个改革只有方向正确的措施才叫改革，否则就不叫，中国的发展不是因为城市化过速了，还不足。那么多人口在那么贫瘠的农村呆着，是绝对没有出路的。因此他们必须走城市化、非农化的道路。他们自己如果不走，政府推着他们走。我也赞成这个态度。因此，不要把年轻人再往农村赶。支持青年上山下乡，我也是支持者，我都离开了农村了，你都知道为什么不可行了。为什么非要大学生做村官？你一个知识分子在网络里生活、有资产阶级情调的人到农村当村官，怪事。

　　有那么多农村人，有的是能人，他们当不好村官，一个好的民主监督的制度，谁都可以当好一个村官。因此你不能把几百万大学生逼到农村去，那是死路一条。你想改革，我提出几句话，就业困局破解：制度变革是前提，关键转变是保障。你制度不变革，让我们转变观念，那不是对我们孩子这一辈是极大的摧残吗？你们说读书可以做官，到我们这里读书只能当农民。

    有道理吗？为什么非要改革呢？大学毕业生是本科生，他到银行，月工资六七千，他到农村当村官，月工资一千五，这样的工资制度是谁定的？凭什么定的？如果你说在这个工资制度上，至少准入的是起点公平，你实现了，有那么难的就业问题吗？我们天天让大学生改变就业观念，我从来不让我的学生改变就业观念，我帮他们到城市谋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是有利于他也是有利于社会的。你想用文革时期计划经济的方式动员全体人民为了国家利益忍辱负重，那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叫市场经济？个人的需求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个人的努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你还想让他回到农村去，干脆让农民重新种地去。这叫改革吗？一个正确的改革是对现实情况的准确把握，对未来方向的准确把握，对改革过程的基本把握。没有这三项改革别谈改革，否则叫瞎胡闹。

　　文上兴：是博士去种地，他可以种好地，但是是浪费人才。因为目前户籍的改革，全家拆散了，为什么要迁徙呢？有两个原因：第一，资源分配不均衡。第二，居住环境。这两条环境让人想迁徙。但是这两条不是现在造成的，而是历史造成的。第一，农村的贫穷，从解放前到现在，因为国家过于集中精力发展一个地方，所以造成现在富人特别富，穷人特别穷。你想改变现状的时候，第一，在短时间内不可能。除非像王老师说，你把富裕的地方发展缓慢，把贫穷地方拉上来，缩短距离，才能把就业分摊。为什么人才集中在北京？其实是一个隐性杀手。就像湖水一样，湖水到达一定高度会崩溃，人才也是一样，人太多会造成社会的矛盾。不仅要分流人，也要分流资源。

    我们国家造成的情况就是，用计划经济搞市场经济。他太理所当然了。就像交通一样，某个路口你停四十秒。他没有想到在中关村这样人口多的地方要六十秒才够。在当时扩招和现在的就业分配也是利索当然的，他没有想到招这么多人提高就业水平，没有想过就业问题。他没有想到如果我们国家按照正常的情况来发展的话，可以解决多少人口就业。他没有想到一旦出现事情，这些人怎么办。他只想到结果，没有想到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会有很多的矛盾。很多人都带有歧视的，这种歧视也是我们立法者对各种问题考虑的不周，让农民解决农民问题可能更适当。让居于高堂的学者来解决农民问题可能不适当。所以我认为本土政策比较好一点。从农村来的学生，给他创造条件，回农村智利。可以借助于学术交流来帮助农村发展，这可能是最后比较有效的方法。

　　王太元：我想起来小平同志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里面，我认为是中国现有政治改革最核心的一篇文章。他说我们这个体制的总病根就是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甚至管不了的事情。这些事情如果在基层让民众用法律和民主集中制，谁都可以处理好。你集中在政府手里，甚至在中央政府手里，谁也没有这么大的能耐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放权让利。大多数不是放权，而是回归。

    比如说迁徙的问题。不同人口迁徙的类别选择上面我们也是错的。我们政府说，李老师是著名专家，你到哪个地方去我都给他开绿灯。结果李老师迁徙自由了吗？他更不自由了。他到了上海，上海千方百计不让李老师走。我们在迁徙上有一个倒挂。卖茶叶蛋的好过造原子弹的。造原子弹的想在中国自由迁徙，门都没有，哪个部门都不会放。农民可以遍地迁徙，随便哪找工作都可以。其实错在什么地方？这是你一个中央政府可以考虑得下来的问题吗？要是考虑下来不就叫计划经济了吗？他为什么不到西北去？其实大部分的西部为什么留不住人才？武大郎在那儿开的店，他一个本科文凭，不会要博士去。因此凡是落后的地方越不重视人才。

　　经过三十年我是人才了吧？但是比我高中时候惨了。我高中的时候算是一个农业技术人才，但是现在我回去我是蠢材一个。那些东西我都不会，我跟农民说你们怎么怎么样，农民吃亏了。所以很多事情是该在哪个领域，该谁管就谁管。该在哪个城市就在哪个城市。就业紧张是三方面都要负责任，政府赶快改一些制度，让大家多就业。那么多垄断行业的人每个月拿几万、几十万，为什么不能安置十个大学生？我认识很多学生，我就知道他当年毕业的时候，他的水平比我的学生差得多，但是他在银行业十年以后，他每年二十万、三十万的拿着。他真的有那个贡献吗？谁都可以吃那个肉。但是他在银行。这么大的不公平你不让他逐步的调整一下怎么办？光让学生去适应。从来存在就是合理，但是那是对于以前讲。黑格尔说存在也是不合理的，他是未来讲的。所以我们改革的人应该面对未来，多说这句话，存在是不合理的。自然问题就解决了。